□陈礼荣

  从寥落到灭失的普仰寺

  早在1990年代，虽说地方政府暂时还没像今天这样明确提出“棚户区改造”的惠民政策，但市内许多明清两代遗留下来的危房，却早已被纳入各主管部门进行改造的议事日程。由于我家于1958年在便河东街购置那间住宅因故不能再继续住下去，而我们姊妹几个也都已经成家，于是留在老屋里的父母亲便迁居到位于龙堂寺斜对口崇文街上的一个小套间内。

  近几年，为去看望父母，我几乎每隔一两天都要去一趟崇文街。只为了抄近路，往往会由荆沙路穿桂香街，经富阳巷再转文庙巷而去。在富阳巷的路边上，有一口古井，平时每见人们三五成群地在那里洗菜、淘米，嘻笑喧哗，也算司空见惯。记得有一天听某长者提及，说这就是古普仰寺的那口井，不由对其肃然起敬。此前真是所未闻，未能细看，再见之下，仔细打量，发现它果然气度不凡：古井的护栏系用整块青石打凿而成，那井沿边一道道深深的勒痕，承载了它一千多年所经历过的雨雪风霜。

  说来，普仰寺与龙堂寺相距不足百米，在古时候，沙市在如此之近的距离上便修建有两座古寺名刹，足以得见这座古代商埠市镇人烟的稠密度之高。

  明朝万历年间“公安三袁”中的袁小修，在《珂雪斋集》中写有三篇与沙市古寺相关的文章。其头一篇《普仰寺大士殿乞檀文》便亟述对此地舆地风情紧密相关的依存关系。从对沙市地方风物期待之高的殷殷情怀看，他的这篇美文写得实在称得上为“绝妙好辞”，所以在此不妨多抄一些。文曰：

  天下名胜，无如东南之秣陵、虎林之所以称胜者，非独以其金汤壮丽，闾井殷盛已也；实以山川秀媚，甲于天下。乃其山川秀媚，所以甲于天下者，又不独以其叠叠之山、湛湛云水已也；实以莺头、鹤林之宝地，亦赤花、青豆云精庐项背相望，妆点湖山，假使秣陵无长干、天界、牛头、燕子诸刹，则秣凌不胜矣。假使虎林无上下天竺、龙井、净慈诸刹，则虎林不胜矣。楚中江陵沙市，其地殷富，为五方之大凑，不下于秣陵、虎林。即无东南层峰叠嶂，而大江之水，萦回曲抱；九十九洲，星列棋布。乃世之游人客子谭吴越则色飞，而谭沙市则黯然者。何也？夫有之用实，实怜俗；无之用庐，庐怜清；沙市士有社，商有廛，工有肆，止有居，客有邮，实之以用者，可谓备矣。独为佛舍者仅二，而日污之削之。所谓无用之用，清庐之境，为河山浣洗俗气者，何其萧然也！则其远不及秣陵、虎林也固宜……

  沙市固舆地中之美丈夫也，士农工商，各有宁居，诸根备矣。独普仰、龙堂二寺，为沙市面上之双眉。而今者及以残破夷削，甚且有如眉裹于中帻之中，而不复铮。至于大士一殿，以噎杂故，致付南陵者，眉观既坏，不复成妍。沙市日就寝陋，亦览胜者所深惜也……即以一方形胜，竟无一佳兰若，以为瞻敬行息之地，真成阙典。愿同缘者即捐所剩，庄严鸭脚大王旧日道场，为此方修饰眉宇，得如之万一，则幸甚矣。

  袁小修跟其二哥宏道对沙市感情极深，他们哥俩在当年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其见闻不可谓之不广。然而，在这篇文章中，他直接就将沙市拿来与南京、杭州相比，由此可见他从内心深处真是热爱这个地方。这正如同他在《募铸观音阁丈六金身疏》中对誉赞的那样：“石函铁券，神州天府，玉海金堤，东南上都；琵琶饭甑，措大鲫鱼，岂不殷盛？”

  在袁小修看来，“独普仰、龙堂二寺，为沙市面上之双眉”，这个譬喻自有其精妙之处。龙堂寺建于唐代太和年间，而普仰寺则建于宋代绍兴年间，这样两座寺庙都兴建于我国古代社会的鼎盛时期，可见其早期的香火兴旺、气度恢弘之概。然而，到了明朝万历年间，普仰寺和龙堂寺都败落了，在《龙堂寺藏经阁乞檀文》中，他就批评该寺住持先前曾让富商巨贾带女人进庙饮酒作乐，允许读书人在庙里租房长住等陈规陋习；另在《游居柿录》中，他还直接披露了一些不忍目睹的可耻景况：“往普仰寺，寺内居民杂处，妇女溷僧寮中，了不为意。至后殿，皆捉鼻以往。大殿僧舍，皆措大占住，郡人真可谓不佞佛矣。”

  有意思的是，当清末民初邑人王百川先生撰《沙市志略》时，或可其无缘得见袁小修《普仰寺大士殿乞檀文》，乃致错失这一宝贵文献。不过，书中所载清康熙《荆州府志》主撰人胡在恪的《普仰寺壁间碑》文，也是对乡邦文化建设的一大贡献。据胡在恪记载，普仰寺的这一方宝地，非同一般，元朝末年，大乱乍起，生灵涂炭，有个和尚法名月潭，来这里宣讲《大悲咒》。倏忽间，人们仿佛在云影幻化中，见有观世音菩萨现身，于是纷纷跪拜如仪。那些趁乱打劫的歹徒被这一奇幻景象震慑住了，狼狈逃窜。后来，地方民众集资为观世音菩萨塑像供奉，从此而使该寺庙烟火大盛。到了明清易代之际，寒云和尚任该寺住持，此间，明军、农民军与清军在这一带作拉锯战十数年，正当兵荒马乱、市井萧条之时，这座寺庙以其“戒律精严”而给当带来了心灵上的极大抚慰云云。

  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四川犍为县（今属乐山市）的士人李拔进京赶考，走到沙市下船换车，突然病倒。他贫病交加，一无所依，只有依傍于普仰寺歇脚养病。幸而住持和尚全力照料，使他病体痊愈，重新登程进京。第二年，李拔名悬金榜，荣登进士第，历任湖北长阳、钟祥、江夏等县知县，后擢升宜昌府同知，再先后任福宁知府、福州知府兼理海防、长沙府知府等。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他擢升为湖北荆宜施道，再来沙市，重拜普仰寺的观世音菩萨。这时，他百感交集，捐重金酬谢寺庙的再生之德，后来还专门将这段经历写成诗，勒石铭碑，以劝人向善。

  但是，由于清季水患日甚一日、频仍为害，所以无论袁小修、胡在恪与李拔当年如何期待着“为此方修饰眉宇”，沙市的萧条败落，势必会导致了寺庙的圮废，在往后的日子里，普仰寺与龙堂寺一道，都不过避免地消亡了。故当我从富阳巷过往时，它原有的前殿、大殿与后殿早已被推倒，并已经改建成了工厂。

  后来，在研究地方文化的发展、衍变与嬗递的过程中，我发现普仰寺这块地皮还真是可称之为卓尔不凡：1953年，在地方政府统筹安排下，由原沙市天福海味号和川烟业商号出资兴建的建沙帆布厂，在古普仰寺的庙宇内开工，从而揭开了这座古代消费型商埠市镇朝着现代轻纺工业城市迈进的序幕。1955年下半年，建沙帆布厂与新新电机织布厂、正明织布厂联合，组建成公私合营沙市棉织厂。后来，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沙市棉织厂又把一些独立的车间分出去，建立新厂，相继独立起来的工厂便有染纱厂、帆布厂、织布六厂；而其后染纱厂办起了纺织助剂厂，帆布厂又发展成为第三棉纺织厂……这样“以老养新”，一个厂变成了六个厂。古人尝以“地灵人杰”概评乡邦风物，其实，“地灵”之谓，确为“人杰”之功。在古普仰寺的地面上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沙市工人，才是上述奇迹的真正创造者。

  现如今，当数字（电子信息）时代从后工业化时代的基地上异军突起之际，普仰寺遗址却实实在在地成了“棚户区”：原有的工厂车间被分割或数片，分散出租，有的开超市、有的开舞厅、有的开浴室，而那些实在租不出去的地方，就成为临时货栈和农民工栖身室……一块都在变化之中，正应了佛教中“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的禅理。

  将来，假使某一天普仰寺遗址真有被“改造”的机会，我谨希望有关方面能够在新建筑的一侧，立一方铭牌，写上诸如“古普仰寺原址”一类的字样，以供后人了解这一方宝地的前尘旧影。

  青史留名的古沙桥门

  在我们这地方，以震烁古今之威而屡屡上过官修正史的古地名，当数沙桥门。

  沙桥门位于沙市的西北角，与草市东关相联，历来是进入荆州城东的一处咽喉要道。早在公元6世纪前，当沙市还是一片江心洲时，并无一条陆上通道与荆州城相连；而在今塔桥北路与荆沙大道相交汇之处，则建有一座沙桥门。那时，在水网密布的长江左岸地区，想要进入荆州城，自北边来离不开荆襄古道，而从东边走则必定要通过沙桥门——无疑，这里注足是护卫荆州东南方向安全的一处关隘要害，故历来为兵家所必争之地。

  东晋至南北朝时期，古中华疆域分南北为界，除了双方争战不断之外，北半部战祸频仍，南半部也兵连祸结。其间，但凡南朝驻节荆州的统兵大将想要割据称王，或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或觊觎朝廷权柄东下建康（今南京）时，双方军队沿江进发，若要一决高下，都会将沙桥门视作预设战场。比如，据《南史》、《宋书》记载：东晋隆安三年（399年），原荆州刺史桓温的儿子桓玄想要重据荆州，即从这里发动政变，麾军袭杀南蛮校尉杨佺期。后来，桓玄于大亨元年（403年）十二月逼迫晋安帝腾出帝位，“禅让”给自己，继而在建康（今南京）建国号为“楚”，改元“永始”，俨然成为一国之君。可是不过在三个月之后，强悍凶猛的北府兵便在其首领刘裕的带领下，举义兵反抗桓玄。桓玄败亡后，其侄子桓振挟持安帝袭占荆州，重整军力，试图挟皇帝自重，自称都督中外八州诸军事与刘裕相抗衡。东晋义熙初(405年)，刘裕的从母兄刘怀肃与桓振大战于沙桥，桓振因战败身亡，安帝在江陵复位，后转回建康。

  刘宋时期，宋元嘉三年（426年），宋文帝刘义隆决心以杀害宋少帝刘义符、庐陵王刘义真的罪名，除掉荆州刺史、卫将军谢晦。谢心中不服，起兵反抗，荆州军在巴陵（今岳阳）的彭城洲与政府军遭遇，不料一触即溃，全军大败。谢晦一撅不振，反倒是前往进攻荆州的政府军雍州刺史刘粹部在沙桥被其部将、南蛮司马周超所阻。这一仗，周超以少胜多，刘粹被打得大败，死伤的士卒在一半以上。战事结束后，宋文帝原本已经赦免了周超，刘粹不服，详述沙桥之战伤亡狼藉的惨状，结果令周超与谢晦同时被斩。

  宋升明二年（公元478年），荆州刺史沈攸之在荆州起兵，为对抗中领军将军（掌禁卫军）督五州军事的尚书左仆射（当朝宰相）萧道成，遂举兵东下。萧道成施釜底抽薪之计，秘密派出使者前往雍州，命雍州刺史张敬儿乘虚攻占荆州，以断沈攸之的后路。张敬儿的先头部队迅速行动，一举占领沙桥，随即向荆州城东关鼓噪而进。沈攸之留守荆州的军队不明底细，当下便一夕惊溃……这些战例，皆说明沙桥门作为一处古战场，历来都是拱卫荆州城的一座锁钥关塞。当年，在沙市尚未成陆、尤其是当各方势力在长江沿线发生重大军事行动的时候，它的战略地位之重要，可说是直接关系到了荆州城的存亡。

  从上述的历史记叙中或能看出，当年的沙桥门附近地形地貌，应与眼下大不相同：首先，这里应该有着连片的平展大地，否则双方兵马难以展开，就更别说两军对阵，相互厮杀了；其次，荆州还可能有一座水门，以连通跨越荆襄河的东西交通……如今，所有这些，似乎都未见踪影，荆州大地上的陵陆变迁，真是应了三十年河东、四十年西那句老话。

  唐朝元和五年（810年），著名诗人元稹因故被朝廷贬谪为江陵士曹参军。在这里，他身边十年侍女仙嫔或可因南来后水土不服而病逝了。元稹如伤挚友，将她埋葬于沙桥门附近，还亲笔为她撰写了墓碑。

  或许，因为这个缘故，到了明朝万历年间，这里本地的一大古迹名胜之地。万历四十三年早春时节，“公安三袁”中的老三袁中道来这里游玩，曾于其日记《游居柿录》中记录说：“花朝踏青，过沙桥门。沙桥名甚古，见元微之集，即其乳母仙嫔葬处。垂柳清渠，藉草而坐，遇王天根诸公。”可后来有一次，他由沙市取道内河去汉口，船行经沙桥曾停舟桥头，又还曾特意去寻访过仙嫔的墓冢。由于了无踪迹，事后还吟诗以记其事。诗云：“了了见潜鱼，且来桥畔坐；沙桥名尚存，不见仙嫔墓”。袁中道本人在诗题《沙桥》下自注“元微之婢仙嫔葬此。”仙嫔的身份无论是侍女还是乳母，总之都是元稹十分珍重的一位女人……纵览国内当下众多旅游城市的著名景区，如沙桥门这样既多次上过二十四史，且又拥有如此能嫌人泪奔凄美故事的名胜古迹，还委实不多。

  沙桥门据以地势之优而屏障荆州城的防卫功能，直到明清易代之际仍可见诸史籍。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所收录《陈睿谟题农民军逼荆惠藩情迫出城事科抄》批露，在崇桢十五年十二月初，李自成的农民军挟攻占襄阳之威势，曾派大军向荆州城发起进攻。负责护卫惠王朱常润的明朝偏沅巡抚陈睿谟派左营领兵守备贾东村驻防沙桥门，以守卫荆州城的东大门。十二月十六日上午，农民军已沿荆襄古道席卷而至。贾东村会同提调徐述祥、后营羊维礼等部官军合兵抵御，在沙桥门一线“与死贼大战，当将贼骑杀退，但我兵势微，退扎便河桥。死贼跟追，又与大战，贼众势大，被贼围杀，力□□□，各兵乱散……”最后，陈睿谟领兵撤离沙市，经水路退往岳州。自此，荆州城即开启了农民军、明军与清军拉锯作战长达七八年的战乱岁月。

  当战争超越出双方操冷兵器打仗的范围之后，沙桥门便再也很少发生闻警而动的事情了。在历史进入近现代社会后，这里不过是古荆襄河上的的一个地名标志，有几户农家在这里搭盖茅庐，以方便到近处的田亩上进行耕作。它的再度兴旺，大约与民国年间沙市作为一座商埠城镇密切相关。无数的民船从沙市载货过来，经此地沿草市河进入海子湖，进而驶向汉水流域。

  沙桥门上有座桥横跨荆襄河，呈东西向连通今318国道的两端。那高高的路基，宛若长龙横卧于荆襄河清波之侧。如今，沙桥门一带已经发生了巨变，桥南与桥东，新城国际与美林湖畔两个壮美的新兴小区，将刚落成的荆襄河湿地公园映衬得愈显旖旎多姿；建筑于桥北的荆州火车站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本地的交通骨架，其幅射力延展至周边上十个省份、乃至全国。总之，古老的沙桥门在新时期已经迎来它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