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计洪

  1961年，当时教育发展超出了客观的可能性，脱离了经济基础，违背了教育规律，只讲数量，不问质量。6月底，监利县委召开了文教干部大会传达上级精神。经请示党委同意，柘木中学打算将10个班精简为6个班，学生由460名减为300名，教师也准备作适当调整。不久监利召开专门会议，审批各区精简方案，我和区教育辅导员段盛甲赴县开会。当时交通极为不便，步行至城关有百里。前天晚上我们为准备材料一直熬到凌晨一点，第二天四点起床，赶到离柘木20里外的孙良洲搭轮船。那天雾大，轮船没有开航，我们自八点起，着急而又耐心地等到下午三、四点，还是不见船影。次日七点要准时开会，且路程较柘木到城关还多了20多公里，怎么办？只得下决心步行。傍晚赶到陶家市，在路铺子里用过简单的晚餐后继续赶路。好在月明星稀，我们边走边谈笑，边哼歌，无聊时数着路旁的电线杆子，整整走了一夜，赶到城关时正好开会。说来也巧，那次连续两个通宵达旦，不知是会议内容切合实际，还是出于组织纪律，开会时我们全神贯注。此次会议，白螺公社调整的幅度较大，不知是因方案反映了客观事实，还是被我们的行动所感动，县领导完全同意我们的方案。我俩无限喜悦，乐此不疲。回校后，通过艰苦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调整方案得以顺利实施。师生留者安心，去者满意。从此，学校工作步入正轨，有了明显转机。

  贯彻“八字”方针，调整只是第一步，巩固、充实、提高，这才是“八字”方针的全部内容和根本目的。鉴于这种理解，学校适时提出了“教学为主，教师为主，课堂教学为主”的工作思路，拟订了备教辅改的各项具体措施，建立了正常教学秩序。“三为主”教学是中心，教师是关键，课堂是阵地，质量是目的。首先，在时间安排上，保证教师在备教辅改方面能“主”起来。其次，在教师队伍建设上狠下功夫。在监利县教育主管部门的关怀下，从外地和本区先后调来了几位优秀教师，还分来了几名大学生，这些青年教师朝气蓬勃，爱好文娱体育活动，给学校带来了生机。当教师编制基本配齐，结构比较合理时，我在鼓励大家坚持自学的同时，还积极组织教师参加高师函授。我和语文教研组长常伦贵、语文教师兰品海、数学教研组长王琢成、数学教师贺文林等人分别参加华师中文与数学系本科函授学习。为了取长补短，我们平时坚持集体备课，相互听课评课和经验交流。同时还请荆州师专各科权威老师来校讲学，请华师函授老师来校辅导。华师荆州函授站站长杨野黎、教师谭麟（后为荆州师专教务长)来校检查后说：“柘木中学各项工作与教学、函授，如柘树一样扎扎实实。”总之，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提高教师业务能力和思想道德水平。师生中“爱读书，读好书，把书读好”蔚然成风。虽然生活仍然较苦，平时大家都十分节约，但在购买与各自专业有关的书籍时则毫不吝惜。好几位老师还和上海邮购书店保持联系，一旦有他们需要的书就及时邮购寄来。在老师言传身教之下，学生也无不受到影响，竞相购书和认真阅读各种课外读物，各班还自发自筹办起了图书角与红书柜。

  1962年，学校先后贯彻了省教育厅颁发的《全日制中小学学籍管理》《奖励处分与操行评定》两个暂行办法(草案)及《中学生守则》，认真执行“中学50条”。注重在学校各种活动中，有利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以各种生动活泼的形式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并成功演出了话剧《三世仇》及自编自演的各种小型节目，歌颂校内外好人好事，尤其是那些“三好学生”的事迹感人至深，在公社礼堂公演时，受到群众好评。学校还组织学生学习《王若飞在狱中》《可爱的中国》《革命烈士诗抄》《红岩》等作品，并举行各类讲座。还请老红军、革命老干部、学生家长、劳动模范、基层干部为学生作报告。学校结合自身特点，每届新生入学后的第一堂课便是进行校史教育，“三农”教育，鼓励学生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校风，为建设祖国、改变农村面貌而发愤读书。学校群众性体育活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每当课外活动时，学校便沉浸在歌声和琴声之中。当时学生中每个人都备有一件简单的乐器，有些乐器是学生自己动手制作的。教工球队走出校门常与区直机关和池口部队举行友谊赛，被公认为“劲旅”和“常胜队”。学校坚持在房前地角，大路小道两旁，植上各种树木、花草环境整洁宜人。社会评论柘木中学像花园，也像一所艺术学校。学校几次被评为公社和监利县先进单位。

  1962年夏初，县教育局以《永不褪色的红旗》《严于律己的好校长匡计洪》为题，撰写了关于我的两篇长文。“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一个干部必备的起码条件，我请求教育局不要宣传我个人，这更有利于我工作。是年暑假，监利县里召开教育工作会议，总结交流经验，评比先进。教师由下面评议，学校领导由县组织评议。全县评1名党支部书记，2名校长，1名教导主任为先进工作者。我和张云龙校长和我为校长中的先进工作者，与会者全都赞同。在我看来，柘木中学被评为先进单位，几位老师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实际上我就是先进中的先进，这比评我个人更有意义。

  我们那个时代的人，“见荣誉让，见困难上，见先进学，见后进帮”。我以为一个人不要总想事事优先，天底下哪有这类的好事！有一得，必有一失，这是辩证法。凡事要有度，要有止境。人们常说，海是广阔的，比海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心。广阔的人心才能容得下许多许多。

  贯彻中央“八字”方针后，监利保留中学14所，5所定为全日制，其余改为农村中学。柘木中学属于后类。此间，学校根据自身的性质，发动教师通过调查研究，走访农技站、畜牧站、农机站等单位及基层干部。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特别是家长和历届毕业校友意见的基础上对教学内容进行了全面的改革，编写了切合实际，有应用价值的各种补充教材。还聘请有特长、有影响的兼职教师为学生上课，均受到社会和学生欢迎。为了便于学生将理论用于实际，并在实践中学习，在校园里进行了各种农作物试验，还设有气象站，指导学生观察记载和预报。总之“保证文化工具课，加强农业知识课，开辟小型农业试验田”，坚持勤工俭学。同时，还根据农村实际需要，为加强农村财务管理和推进农业机械化进程，先后举办了会计训练班、农机培训班，学制半年。还在普通班学生毕业前，广泛走访村组干部及家长，了解学生毕业后所派用场，在教学中适当补充有关内容，并有针对性地组织各类课外学习小组和兴趣小组，组织有关教师有的放矢的进行辅导。

  学校还根据家长要求与师资力量别具一格地办过预备班，学制四年。1962年秋，全区有小学毕业生300多人，柘木中学只择优招2个班，100人，还有2/3以上的小学生未能入学。同时，由于调整，第二年又生源不足。学校决定选年龄小，身体健康，学习要求迫切被录取的学生中补招一个预备班。这个班出了很多优秀人才，它的成功试验，使我深刻认识到办学要注重基础，循序渐进。

  柘木中学抓住调整这个机遇，一个一个地解决了办学中的问题，同时积极探索符合农村中学实际的办学路子，从此，形成了自身特点特色，有了自身形象，受到了各方面的肯定与鼓励。监利县教育局、教研室的同志多次深入学校具体指导总结，并在《湖北日报》上多次发表了柘木中学有关勤工俭学，以教学为主，提高质量，减轻学生过重负担，增进学生健康等方面的文章。特别是1963年下半年，时任省教育厅普教处谭运洁同志带队，在校了解情况后，并听取相关负责人意见，召开干部家长代表座谈会，到课堂田间，实地考察，写了一篇题为《一所正在成长的农村中学》的调查报告，发表在省教育厅主编的《教育简讯》上，这是第一篇系统宣传介绍柘木中学的文章。尔后，省教育厅罗若群同志受省委宣传部委托，再次来到学校全面调查研究。1964年1月，荆州专署农村中学校长会在监利召开，讨论关于农村中学工作的若干意见（草稿）”和“关于农村中学教学计划（草案）的几点说明”，大会要我介绍了办农村中学的情况与体会，这是柘木中学和我个人第一次在地区级会上亮相，大会还印发了我的发言稿。

  是年5月，省教育厅召开全省7所农村中学校长会，我和棋盘中学党支部书记匡升军参加会议。时任省委书记处书记许道琦同志亲自和大家一起研究办好农村中学的有关问题，当他得知我俩都来自监利，都姓“匡”，他饶有风趣地说：“监利‘两匡’，你们要进一步把学校办好，为全省带个好头”。这就是监利教育战线上“两匡”的由来。事隔整整15年后的1979年5月，许道琦同志亲自带队到柘木中学视察，一见面他就握着我的手谦逊地说：“我们是老朋友，今天又有机会见面啦！我这次是来实地学习，研究新形势下办好教育的有关问题。”那次农村中学会议，指定我起草《关于办好农村中学的几个问题》。包括时代背景、培养目标、指导思想、教材与教学原则、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党的领导和勤工俭学等。会议结束时，原为省委文教部长，时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肖慧纳留下我，单独与我座谈。第二天在省委宣传部，她和几位处长详细听取了我的介绍，还询问了我们家庭生活和个人健康情况。她说：“据各方面反映，当地党委和几级教育行政部门都对你的工作很满意，但要注重健康，劳逸结合，‘有张有弛，文武之道’，这个道理你一定懂得。”她勉励我今后要作些理论探讨，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使其更具普遍意义。她相信我会成为一个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卓有建树的农村教育工作者。在她的鼓励下，我加强了教育理论学习，力图能从理论说明农村中学有关实际问题。不久，我结合柘木中学实际写了一篇关于农村中学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文章，后在《湖北日报》显著版面上刊载，这是我生平在省级刊物上发表的处女作。

  为了指导学校工作，后来省委宣传部一直坚持为我寄来他们主编的内部刊物《宣传简讯》。这是给柘木中学和我个人的一种殊荣。不久，省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j时任监利县委书记王永禄和书记处书记王登坤（原《七一》杂志主编）赴省开会，肖慧纳同志遇见他们，向他俩了解棋盘、柘木中学及“两匡”的情况，要求他们关心重视农村中学。他俩回县后约我向他们作专题汇报。从此，“两匡”在县境盛传开了。十六年后的1980年5月，肖慧纳同志已调中组部任干部管理局副局长，当她从省教育厅那里了解我已到县教育局工作时，亲自给我写信：“你有办柘木中学的实践经验，又善于学习思索，一定会借鉴过去的成功经验，把监利的教育事业办好。”这说明柘木中学在她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自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时起，至1964年上半年，这是柘木中学创办初期以来经历的一个重要阶段，为后来的发展与实行半农半读教育制度创造了条件。对于我个人来说，从那个时候起，才初步掌握了办农村中学的基本规律，我也才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农村中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