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航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中共湘鄂西区委为适应抗战需要，决定组建中共江陵中心县委，以加强党对扼宜昌咽喉、通巴蜀要冲之江陵的领导。次年5月，魏西来江陵任中心县委书记，中心县委机关设在荆州城内十字街，下辖江陵、潜江、监利三县地方党组织。

  发动群众抗日主张深入人心

  中心县委成立后，即按照湘鄂西区委的指示，着手发展江潜监三县区级党组织、创建三湖抗日根据地。先后几次派党员分头深入三湖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统战政策，在三湖发展党的组织，为组建抗日武装和开辟抗日根据地作准备。其时，中心县委还指派组织部长彭祥麟（沙市人，1917—1941年）坐镇岑河、三湖，宣传部长张礼成负责张金河、龙湾一带。

  三湖，位于岑河口以东，域内湖泊众多，北通长湖，东南连监沔，港汊交错，芦苇丛生，物产丰富，水面宽阔，进可攻退可守，回旋余地大。加之又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老苏区（系江陵苏区捕东和沙北苏维埃政府的辖区），群众基础好，是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好地方。早在上一年的秋天，中共荆沙区委就曾派彭祥麟、陈克东等人以战地服务团的名义在三湖传播党的抗日主张，发展党组织，做地下工作。当时，三湖清水口至定向垸以北地区属岑河区管辖，以南地区属张金区管辖。

  1940年4月，中心县委经过近一年的工作，已使江陵境内的区级党组织增加到7个，分别是荆沙区委、岑河区委、西北区委、龙西区委、龙四区委、熊河中心区委及马家寨分区委。还在属于岑河区委领导的三湖地区建立起20个党支部，6个党小组，党员发展到l50多名。三湖地区以党员为骨干的保乡会和防匪队的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在此期间，中心县委还指派陈克东（时任中共岑河区委书记）负责，在三湖北岸的朱家祠堂开办过党员训练班，组织党员学习《论持久战》《论党》，从思想上武装党员，激发大家参军参战、消灭日寇、伪军、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勇气和决心。参加学习培训的党员有朱玉衡等30余人。

  6月8日，大批日军在6架飞机轮番轰炸的掩护下，向荆州沙市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国民党驻军不战而退，荆沙陷落。随即，中心县委机关撤至岑河口，荆沙城区的一部分党员也被派往岑河、三湖地区，增强了岑河、三湖地区党的领导。

  荆沙陷落几天后，国民党岑河区公所公职人员慑于日寇淫威，逃匿一空，地方保甲政权荡然无存。旋即，岑河口亦被日军占领。中心县委遂转移至三湖。在日军占领、国民党政府逃亡、湖匪恶霸横行、盗贼蜂起，社会秩序极度混乱的情况下，一个早期从潜江、监利传入岑河、三湖地区的具有迷信色彩的群众武装组织“黄学会”，很快就发展会员3000余名。这些人中，除极少数是职业性的会门首领外，绝大多数是青壮年农民。他们以四五十人为一个“会堂”，会堂首领称“主旗”，众多会堂设一总指挥。会众白天操持各自的营生，晚上集中占香练武，武器为大刀、梭标。会众信黄老、祭神灵，旗帜服饰皆为黄色，自信“刀枪不入”。当时流传的“黄帝伐蚩尤杀敌全凭天着眼，学会科佛祖交锋自有神当头”的联语，就是黄学会性质特征的如实写照。黄学会在三湖会堂之多、会员之众、声势之大，居江陵之首，他们在防匪保乡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难当头，匪盗为患之际，黄学会以卫民保乡的有效行动赢得了民心。

  众志成城壮大抗日武装力量

  中心县委根据斗争形势的急剧变化，决定因势利导，及时指派彭祥麟和进步人士简舜卿（系三湖与岑河交界处简家湾的爱国士绅）做黄学会上层人士的工作。同时，还指定一批党员就近加入了黄学会的会堂，进行防匪除奸和抗日救亡宣传，借以团结会众，将其改造成为抗日的群众性武装。因为中共全面团结抗战的主张反映了黄学会会员的呼声，代表了他们的基本要求，所以得到了绝大多数会员的普遍响应。不久，黄学会在岑河口成立了总指挥部，简舜卿被推选为总指挥，会首潘德龙任副总指挥。至此，在彭祥麟等一批中共党员及简舜卿的努力下，黄学会统一将旗帜服饰换成赤色，成为接受共产党指挥的一支抗日及防匪除奸的力量。

  黄学会总指挥部成立后，主要活动都是按照中心县委的部署进行。

  7月，以朱尚发为首的一股国民党顽军，号称1个营，有枪40余支，窜入三湖清水口，占地盘拉队伍，与湖匪恶霸勾结，大肆祸害地方。黄学会会员发现并报告总指挥部后，总指挥部即派少数会员与之交锋，慢慢把顽军诱至岑河口，然后，鸣锣为号，调动千余名手持大刀长矛的会员，在中共党员为骨干的防匪队的带领下，围歼了这股顽军，缴获长短枪49支，战马3匹，望远镜1幅。黄学会会员阵亡3人。战后，中心县委将防匪队和部分黄学会会员整编为“江陵县民众自卫队”，并从江陵其他基层党组织调来多名党员和积极分子，充实民众自卫队的力量。

  中心县委在岑河、三湖地区的活动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努力，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关怀和高度重视。为了支援岑河、三湖地区人民的抗日斗争，南方局选派江陵籍党员史林峰，从重庆专程送来活动经费。8月的一天，史林峰在地下交通员的引导下，在三湖的木船上，亲手将1000银元交给了当时的中心县委书记王锡珍。南方局派人送款支援岑河、三湖人民抗日斗争的消息传出后，极大地鼓舞了岑河、三湖地区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有效地促进了根据地的创建进程。

  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的一系列活动尤其是成功改造黄学会的举动却恨之入骨，他们千方百计企图消灭这支群众性的抗日武装。9、10月间，国民党岑河区区长李品樾故作姿态，张口“国共合作”，闭口“统一抗战”。中心县委轻信李品樾，将40余人枪的江陵民众自卫队交其指挥。李品樾遂将江陵民众自卫队编入自己任总队长的国民党江北民众自卫总队。随后，李品樾很快就撕下伪装，丧心病狂地排除异已，将原江陵民众自卫队中的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陆续清除，只留下了简舜卿在江北民众自卫总队挂了个总队副的空头衔。不数日，李品樾便指挥江北民众自卫总队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强行解散黄学会，极力制造白色恐怖。其间，岑河区委军事委员朱吉耀被暗杀，三湖南九甲支部书记朱贤炳、组织委员童年甲被捕入狱。严酷的事实和血的教训让中心县委得以猛醒，中心县委在认识错误纠正错误的同时，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临时从潜江、监利及江陵各区委、支部抽调来40多名党员组成游击队，同李品樾之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方面营救被捕同志，一方面惩治顽固分子，秘密除掉李品樾的爪牙刘希根等人，打击了李品樾的反动气焰，遏制了被动局面。

  顽强斗争创建三湖抗日根据地

  皖南事变后，鄂豫边区党委（1940年8月，中共湘鄂西区委奉命撤销，中共江陵中心县委改属鄂豫边区党委）为了加强对江陵工作的领导，于1941年3月，组织江陵中心县委在天门渔薪河以南举行了为期7天的扩大会议，史称“天西渔南会议”。会议由中心县委书记王锡珍主持，与会者分别有彭祥麟、张礼成、杨智时、周韦志、王遇璋、朱玉衡、黄淑英、陈德亮、王有君、张绍书、陈礼厚、陈常德、段振经、李智、傅国才、龚化龙等30多人。边区党委委派其组织部副部长孙西岐到会指导。李先念、陈少敏等领导也专程到会对创建江陵三湖抗日根据地作了具体指示。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和决定，总结了江陵革命武装被国民党顽固派吞并的教训，重点讨论了建立三湖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作出了多项决定：其中，一、盘踞在三湖的“国民党江北民众自卫总队”是一股只反共不抗日的顽固派武装，必须拔除这个钉子。二、正式建立我党领导的三湖游击队。三、组建江陵县抗日民主政府。会议根据边区党委的指示，将江陵中心县委改为江陵县委，彭祥麟任书记，张礼成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杨智时任军事部长。

  会后，江陵县委迅速在全体党员中传达了扩大会议精神，并从各地抽调干部和党员，在原游击队的基础上，组成了一支60余人的武装行动队，作为抗日武装的基础，同时实施消灭国民党江北民众自卫总队的计划。由于行动队枪弹太少，县委决定智取。此时，恰逢简舜卿（仍挂有总队副头衔）喜得“千金”。于是，县委借题发挥，伺机除掉李品樾及其江北民众自卫总队。3月底的一天，县委派人持简舜卿的请柬去请李品樾及江北民众自卫总队另一总队副陈北杨来简家吃喜酒，同时命令行动队夜间带着简舜卿的勤务兵（系未公开身份的行动队队员），迅速向江北民众自卫总队驻地王跛口（豉湖与丫角庙河之间一处较大的村台）开拔，抵近江北民众自卫总队营房时，勤务兵奉命上前与哨兵交涉，待哨兵放松提防，潜伏的行动队员飞身上前缴了哨兵的枪，行动队得以顺利进入营房。“叭、叭”两声枪响，从睡梦中惊醒的30多名江北民众自卫总队队员就全部当了俘虏，行动队缴获枪械30多支。战斗结束后，行动队按照事先安排疾奔简家湾，将仍在猜拳饮酒听京戏的李品樾、陈北杨缴枪捉拿。次日上午，行动队将李、陈押至堤坡高处，当众宣布他们的罪状后，就地予以了处决。

  行动队一举铲除国民党江北民众自卫总队的消息，很快传遍十里八乡，人民群众无不为之拍手称快，日伪顽闻风丧胆，在此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再也不敢轻举妄动骚扰地方了。三湖地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得到了保护。

  至4月初，南抵长江，北达豉湖、长湖，东至张金河、龙湾，西止岑河口，方圆100余里的三湖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中旬，江陵县委在岑河龙陈潘（以三个姓氏组成的地名）召开各界人士代表会议。县委书记彭祥麟在会上宣讲了抗日战争形势、党的方针政策和创建三湖抗日根据地的重大意义，号召各界人士和广大军民支援抗战、参加抗战，为巩固根据地、扩大根据地而斗争。会议正式宣布成立江陵县抗日民主政府，隶属鄂豫边区行政公署，彭祥麟兼任县长。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岑河、三湖地区的基层民主政权相继建立起来。同日会议上，县委还宣布在行动队的基础上成立新四军第五师襄南独立十四营（时称三湖游击队，史书亦称江陵独立营），此前，县委在边区党委的支持下，已从外地调来一批有军事斗争经验的同志作为营队骨干。为了有利于统战工作的开展，县委请爱国民主人士简舜卿担任营长，县委书记彭祥麟兼任政委，副营以下干部均由共产党人担任。独立营下辖2个连。一连连长龚化龙，二连连长陈广平。代表会议虽然只开了一天，但声势宏大，影响深远。其时，三湖抗日根据地已拥有党员500余名，独立营也拥有长短枪100余支。

  6月初的一个傍晚，国民党顽固派的一个游击分队闯入三湖童家台，驻扎在村民童年科家，对外界严密封锁消息，企图对江陵县委、江陵县抗日民主政府实施突袭。童年科系中共三湖南九甲地区的支部委员，他在摸清顽军的真实意图后，趁着月黑风高机智地揭开房瓦顺利潜出，连夜赶往县委驻地（姚靖台）如实报告了情况。县委、独立营经过周密部署，彭祥麟亲率独立营连夜奔袭童家台，一举俘获了驻扎在童年科家的包括分队长在内的30余名顽军。

  27日，国民党鄂中游击总队第一纵队何大熹部（顽军）的一个分队进入三湖龚家桥，企图在龚家桥建立据点，封锁三湖抗日根据地通往岑河口的交通要道，以限制共产党活动。独立营侦察摸清敌情后，于当日夜里组织了一次奇袭，战斗仅半个小时，就一举击溃了这股顽军，缴获步枪11支，轻机枪1挺，手榴弹60枚，子弹数箱，成功地粉碎了顽军的阴谋。

  7月初，县委对独立营进行整编，张礼成率熊河区武工队20余人枪编入独立营，为第三连。此时，独立营已辖有4个连、1个青年突击队和1个手枪队，共200余人100余枪，军事和政治素质有了明显提高。

  浴血三湖烈士英魂永垂青史

  三湖抗日根据地从创建之日起，就面临日伪顽多方骚扰和围剿，根据地党组织和军民虽然在局部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也付出了惨重的牺牲。

  国民党顽固派“限共”不成，转而公开“灭共”。10月3日（农历八月十三日）上午，国民党鄂中游击总队总指挥兼国民党湖北省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凌兆尧，调其第一、第二两个纵队（均相当于一个师的编制），司令分别是何大熹、金亦吾（后投靠日寇，成为十恶不赦的汉奸），以配合国民党荣誉师郑洞国部攻打沙市日军为名，暗中勾结日伪军，分东北南三路大举进攻三湖根据地。为保护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战斗打响后，县委和独立营大部组织群众转移，只安排一个连在三湖北九甲地区对顽军进行阻击，终因敌强我弱，不能久战，便撤至湖中，与营主力会合。旋即，独立营在三湖王家台与顽军遭遇，经过短时间的激烈战斗，顽军溃退。时值中秋佳节，三湖群众对首战告捷的独立营进行了慰问。6日拂晓，顽军采取分进合击、稳扎稳打的战术，步步进逼。县委、岑河区委干部及独立营在分头抗击顽军的过程中，终因人少枪少没有弹药补充而被迫撤往三湖莲花垸的芮湖。顽军得以在根据地长驱直入，所到之处先抢后烧，几十个村台、几百栋房屋悉被抢净烧毁。一些没有来得及撤出的群众，均被捆绑吊打，无一幸免。面对急转直下的危急形势，县委在三湖边刘家台召开县、区和营、连干部紧急会议，决定副书记组织部长张礼成、军事部长杨智时及独立营营长简舜卿率营主力和县委干部向沙岗、白鹭湖突围，县委书记独立营政委彭祥麟和岑河区委的同志及独立营的一个小分队留下就地坚持。为掩护主力突围，留下来的同志分三片与顽军展开了殊死抗争。彭祥麟和独立营特务连指导员朱吉山率10余人转移至北渎南洲洼子时，队伍被打散只剩下6、7人，在芮湖与顽军周旋数日后，彭祥麟于16日晚决定，队伍集中在湖中廖良德鸭棚内埋藏枪支，然后分散隐蔽。

  由于小分队队员皮文炳、文久香的叛变投敌，顽军取获了小分队埋藏的枪支，捕获了隐蔽在三湖西岔河柴林子（姚靖台附近）的彭祥麟及其警卫员朱志森。

  17日，彭祥麟被顽军押解到石首新厂国民党鄂中游击总队总指挥部后，凌兆尧对其竭尽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各种手段。彭祥麟正气凛然，视死如归，不仅不为所动，而且怒斥顽军。下午，凌兆尧令其军法科长霍超元秘密处决彭祥麟。是日深夜，霍超元带人在新厂渣梓岗的一个竹林里，用锄头残忍地砸死了时年24岁的彭祥麟。简舜卿在突围途中被捕，惨遭杀害，时年37岁。彭祥麟、简舜卿的牺牲，是三湖抗日根据地和江陵人民抗日斗争的巨大损失。

  县委和独立营主力转移至沙岗、白鹭湖地区后，张礼成、杨智时奉命率部分人枪前往襄西，余下人员则在林家垱的马家窑埋藏好枪支后就地分散隐蔽。至此，三湖抗日根据地丧失。

  挥师襄南革命火种燃遍四方

  三湖抗日根据地存在的时间虽然只有半年，但它是沿江敌后最早建立的根据地之一。三湖抗日根据地，是江陵党组织在远离边区党委领导的情势下，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在与日伪顽进行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创建起来的。它的奋斗历程，为敌后湖区抗日斗争的开展提供了宝贵经验。三湖抗日根据地的丧失，使江陵各界爱国民主人士更加清醒而深刻地认清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的本来面目，也进一步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义愤，使党的全民团结抗日的主张更加深入人心，增强了江陵人民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决心。同时，党在三湖的革命斗争，也使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经受了锻炼，为尔后新四军五师开辟襄南抗日根据地，重建抗日民主政府准备了有利的政治条件和群众基础。

  1943年3月下旬，中共襄河军分区参谋长李人林、新四军五师第四十五团政委戈平奉命率部，以三湖抗日根据地的中共党员邓佑文等人为向导，夜渡襄河，挺进西南，在三湖附近的洪宋场、土地口一带与张礼成（1942年3月与邓佑文等人一道从襄西返回三湖，继续领导三湖、白鹭湖地区抗日武装的恢复工作）等地下党的同志汇合。随后，李、戈部队在江陵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下，以三湖为立足点，同日伪顽展开了反复较量，在三湖及周边广大地区继续谱写了慷慨而高昂的抗日壮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