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冠宇

  青年诗人谈骁的新诗集名为《说时迟》，对他而言，令人沮丧的倒不是词语自身的悖论，而是词语的迟到。“人生正在经历，此刻转瞬即逝”，诗人的感受总是落后于正在发生的鲜活生活本身，相应的词语则更迟到来。

  谈骁的诗歌语言介于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稳重而节制，善于在叙事的同时展露情感的褶皱，看似平白无奇，实则内蕴丰厚，正如臧棣指出的那样，“随着诗的叙事精确地展开，故事性和寓意性互相渗透，互相反衬；原本孤立着的碎片般的私密经历，经过寓意氛围的折射，突然转变为对人生经验的一个缩影般的隐喻呈现。”

  自然和亲人，是谈骁大部分诗歌的主题，无论河流还是泥土，女儿或者父亲，在谈骁笔下都被描摹得真实可感，没有丝毫的变形与抽象，任事物如其所是，于平凡中灿烂生辉；诚实，是谈骁诗歌最珍贵的品质，读其诗仿佛亦能想见其为人，踏实，忠厚，对生活富有热情，与浮夸炫技绝缘。

  生于1987年的谈骁目前在长江文艺出版社担任编辑，曾出版诗集《以你之名》《涌向平静》。借着新诗集《说时迟》出版的机会，笔者对谈骁进行了专访。

  钱冠宇：还记得你写第一首诗是什么时候吗？最初的文学启蒙是如何完成的？

  谈骁：我的第一首诗写于2000年。那时我在镇上读初二，我写了一首古诗，写的是小学六年级毕业春游经过一个名叫“铁索口”的峡谷的所见所感，大概有十几句吧，如今我能记得的只有第一句，“幽幽绝壁直通天”。

  我愿意把这首诗追认为我的第一首诗，那是我第一次以诗的形式来处理我的经验。我写作的对象——铁索口，也是我后来不断在回忆中确认的审美的开端。《说时迟》的后记里，我就详细描述了去铁索口的经历。

  我的文学启蒙和我的阅读史是同步的。最先的阅读来自父亲的藏书。之后，读到《十月》《当代》，读到卡夫卡、王小波，他们完成了对我的第二次文学启蒙。

  钱冠宇：你有一句诗是“除了童年的记忆，我再无什么可在诗中分享”，能简单介绍下你的故乡以及你对故乡的记忆和感受吗？

  谈骁：我的故乡在湖北建始官店镇鱼精乡谈家堡。写诗之初，故乡没有成为我的写作资源。从现代的“进步”观点来看，我故乡那样的小地方，几乎就是贫穷、闭塞和落后的代名词，在通高速之前，从恩施到武汉，要坐接近20个小时的汽车。

  故乡对我写作的影响，一直到我写了六七年诗后才显露出来。2014年，一次回乡的经历，让我写出了《追土豆》，由此发现，童年的经验是一座富矿，几乎是取之不尽的。之后我写了大量的追忆之诗，既写童年如何塑造我的过去，如何影响我的此刻；也写那些至今仍然在我童年的土地上生活的人，他们在这个时代如何生活。

  我说“除了童年的记忆，我再无什么可在诗中分享”，其实有一种童年迷信，甚至是童年崇拜。我始终觉得，童年的我是感受力最丰富的时刻，我对世界的初步认识，全部来自那时。后来通过知识获得的经验，还是难免有很强的二手性，而且有一种“认知难以匹配知识”的分裂：我们学习到的，无法在感官中得到印证。

  钱冠宇：除了故乡和自然之外，日常生活中的亲密关系也是你写作的重要资源，你为女儿、父亲写了多首诗，平时如何处理现实和语言中的情感连接？

  谈骁：2018年底，我的女儿出生了。当天晚上，我在回家取衣物的路上，随手写了一首诗《致女儿》：“过去十年，一直是你母亲在塑造我/现在，轮到你了。”我用了“塑造”一词，事后看来，毫不夸张。亲情的角度自不待言，哪怕就是写作的角度，我前面说的“童年崇拜”，在女儿身上，我可以再次领受一遍，比如我写过一首《早上醒来》，那时候女儿才几个月，记忆非常短，每天早上醒来，她就忘了昨天看到的，总是好奇地打量四周，我说我也跟着女儿的目光，把那些事物重新认识了一遍。

  《说时迟》的第二卷叫“人事音书”，写的几乎都是我的亲人：女儿、父亲、母亲、爷爷、外公，还包括我的岳父、我妻子的爷爷奶奶。我在诗里写他们，就像一种纸上的交流。而我写的诗，我的父母、岳父母也都能读懂，这保证了交流的有效。

  钱冠宇：在写作策略上，你的诗平铺直叙，没有复杂的修辞和炫技，对大众读者来说，避免了现当代诗晦涩难懂的面向。这是你有意为之的美学追求，还是自然流露的文本样貌？你如何看待修辞技艺和诗歌语言之间的关系？

  谈骁：我的诗走的确实是平实的路子，语言和叙述都是。这种朴素虽然出于真诚，但也是一种陷阱，毕竟语言的维度是多元了，我们要克服“知识崇拜”的语言，是否也要克服“朴素崇拜”的语言呢？究竟何种程度上的语言是一种有最大公约数的公共语言。这在人文学科里，算是一个永远值得警惕的问题。

  不过，对我而言，诗是表达我对世界的认识，对经验的呈现，对生活的理解。既然是理解，涉及的修辞，就是由深及浅的、由晦涩到平易的。也就是说，我在阐述事物时，选择修辞有一个尺度：我要把难以言传的、神秘的、未知的经验，尽量用朴素的语言表达出来；而不是从一种神秘到另一种神秘，或者相反，将日常的生活变得神秘化。我青睐的语言，永远是一种对物的敞开，而非遮蔽。

  我尊重各种形式的诗歌写作，语言的容器和经验的容器，二者并非泾渭分明。只是，在审美选择上，我更青睐的是朴素。我更青睐的修辞是，哪怕是有最极端的个人体验，也仍然能唤起大众的隐秘的经验。

  钱冠宇：从诗集后记中，我看到你对自己写作的优缺点其实有着清醒的认识，同时建立了相当自信的诗学观念：“我愿意这缺陷更大一些：更实在，更传统，更缓慢——说到底，是更忠于经验和感受，更‘个人’。”你从未担心过自己诗歌超越性不够的问题吗？

  谈骁：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苦恼于自己的传统和写实。苦恼一方面来自我写作时感受到的困惑，另一方面，来自身边一些追求“先锋”的朋友的忠告和批评。自我的困惑尚可以通过写作来化解，朋友们的批评和忠告，则不太容易克服，他们秉持的“现代优越感”，可以轻易地把一个老实的经验处理者归于传统的行列，并斥其为落后的审美趣味。这是耐人寻思的一点，现代对传统的忍受力，远远低于传统对现代的。

  《说时迟》的后记里，我称我的一些看似“中庸”的写作风格是“缺陷”，实际上是给自己留足了退路。我认识到的缺陷感，并非通过与“先锋”的比较得来；而是产生于我对一种更丰富、含混的写作的期待。

  钱冠宇：在诗歌写作这条路上，你有哪些师承，或者说，深刻影响过你的中外诗人？

  谈骁：如果要列举，将会是一大串名字，甚至还有一些奇怪的名字，比如说“且歌且骚”。高中读徐志摩、舒婷，总觉得隔了一层。高考后去“榕树下”网站，偶然在首页看到一首诗，后来我知道那是一首“口语诗”，作者是“且歌且骚”，一个福建诗人，现在几乎淡出诗歌现场了。但他让我知道，诗还可以这么写。我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写作，是从口语诗开始的。到了2006年，认识了武汉的诗人张执浩、小引等，他们在语感和对生活的态度上，也对我有影响。尤其是张执浩，他和我后来读到的韩东、黄灿然甚至陈先发，都是在“如何处理生活”这个向度上对我产生持续的影响。等到我开始写生活而又发现并没有形成对生活的真正认识时，里尔克出现了。他的一些在当时的我看来不无神秘性的诗，他流传广泛的“诗是经验”的论断，让我重新开始审视我的生活和经验，通过里尔克，我得以回到我的童年，去寻找那些真正影响我、塑造我的经验。

  钱冠宇：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你好像人并不在武汉，而且选择了用日记的方式记录疫情发生后的事情，整本诗集中似乎只有《解封时武汉的月亮》一首直接跟疫情相关。在疫情这样重大的公共事件中，你觉得诗人何为？

  谈骁：疫情对我来说，首先是一种巨大的撕裂感。我人在湖北潜江乡村，离疫情中心武汉200千米。眼前是按时到来的春天，是温暖的生活场景；我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我的朋友和同事，都在遭受疫情的折磨。在一种巨大的无力感之下，我只能求助于文字，让自己变得平静。疫情日记写了2个多月吧，10万多字，但呈现的，仍然是经验之中的东西：我的日常生活，我的朋友的日常生活，这在最低限度内，保证了那些文字的诚实。

  我在疫情中写了十几首诗，标题中直接提及疫情的，确实就《解封时武汉的月亮》一首，其他的，都只是写我在疫情中的生活。我如何在节令的自然转换中度过隔离生活，如何一边和确诊的朋友聊天一边听田野的蛙鸣……这也是诗的诚实，我不会写呼告的诗、激烈的诗，这决定了我的诗总是迟到。2020年4月，我回到武汉，写了一首《说时迟》：“我总是迟到，我写下的一切都已逝去。”这本诗集取名“说时迟”，倒不是要和那段刻骨铭心的日子直接挂钩，而是提示我一个诗人的本分，哪怕迟到，也要诚实。

  每逢“严峻的时刻”，人们似乎总对诗歌保持期待，大概因为在他们看来，诗天然是抒情的，其浓度可以呼应剧烈的情感，诗的现实观照也能直面现实的经验。但我不会高看诗歌，尤其是重大事件中的诗歌，在这个信息便捷、情绪随时可以传达的时代，诗歌的力量太单薄了，在疫情中，它并不比一件防护服、一个核酸试剂盒更重要。诗人留下的诗歌，也不会比影像资料更具有现场感。但正是在一个不重要的位置，诗人可以留下忠于自己经验的声音。哪怕是作为一个切片，这声音也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