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汉生

  王柏心（1799年—1873年），字子寿，又字冬寿、坚木、筠亭，号螺洲、薖叟。1799年出生于洪湖螺山镇，书香门弟。其曾祖父王秉道，1765年中湖北副榜；祖父王文模、邑庠生；父王为典博览群书，于诸史研究尤详，为清廷奉直大夫。王柏心自幼随父读书，聪颖过人，过目不忘，后入高等学堂深造，潜心研究经史，是晚清湖北大儒，在文学、水利、军事、书画、地方志等领域均取得较高的成就。

  道光十年（1830年）夏，洪湖地区大水，时任湖北布政使林则徐檄调天门县令唐树义赴洪湖地区指挥抗洪，王柏心呈上其水利专著《导江三议》，唐阅而奇之，推荐给林则徐，林大为欣赏，“礼致之，许为国士”，并聘他做其子林汝舟的老师。

  道光十五年（1835年），唐树义得林则徐等保荐，升甘肃巩昌知府。次年，王柏心受邀入其幕府。其间，他撰成著名的政论《枢言》，“于历代兴亡成败得失之故，言之了然，尤多可采”。道光十七年冬（1837年），王柏心回到湖北。次年三月，曾赴武昌谒湖广总督林则徐，并短期供职于林幕。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林则徐谪戍伊梨途中，王柏心曾致函慰问并赠诗。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王柏心举进士，授刑部主事。在京期间，王柏心又作《续枢言》九篇。提出“天下之事，任法者敝，任人者强。兵虽疲，财虽匮，得其人而治之，不难振也。”次年，他即以母老为由辞官归里，执教荆南书院。1851年，太平军进入湖北，他奉命在家乡办团练，并与湘军将帅联系频繁。

  咸丰三年（1853年），王柏心入湖广总督张亮基幕府，同居幕中的左宗棠称其“筹笔从容，算无遗策”。咸丰五年（1855年），胡林翼任湖北巡抚，王柏心协助他整顿税收，使地方财政扭亏为盈，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军起到重要作用。

  同治六年（1867年），左宗棠出征西北，王柏心专程到汉口送行。光绪四年（1878年），左宗棠收复除伊梨地区外的新疆全境，闻王柏心病殁，上疏奏称：“王柏心学识过人，熟悉山川形势，请将事迹宣会史馆，载入史册。”朝廷为示优待，下诏敕可。王柏心挚友郭嵩焘作《王公墓志铭》，称“江汉间言道德文章，裒然属之先生者五十余年。”

  王柏心在“荆南学院”主讲二十余年，并长期从事著述，硕果累累，业绩丰厚。《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中谓：“柏心蓄道德，能文章，三楚人士类能善之。”其主要著述有《导江三议》1卷、《百柱堂全集》54卷、《螺州文集》20卷。光绪十九年（1893年），《百柱堂全集》于荆州出版，门人杨守敬题签。《全集》按体裁可分为诗词、政论、书札、杂着几类。其中以诗赋居多，全书五十一卷，近百万字。以下对王柏心在文学、水利、军事、经世、方志等几方面的成就略加阐述。

  一、直举胸情、不拘一格的词学理论

  在词体的认识上有新的见解。他认为，闺情、艳情不能作为词的倾向性题材，应该吸取诗歌创作的经验，使词体逐渐诗化，做到题材庄雅、情感庄重，在节奏和韵律上亦不必有诸多限定，在创作方法上亦应当像诗歌一样抒写怀抱和吟诗情志。

  王柏心在为好友刘淳《云中集》所写的序言中曾说:“世之工此者，谐声应节，回翔雅步而已，其极至于鼓宫宫动，鼓商商动而止耳。其喜也，不知何以喜;其忧也，不知何以忧倜。”这就指出了世间作词者的通病——拘泥声律，缺少真实而丰富的思想情感。随后，王柏心提出了自己的词学主张，即“乘吾气之所至，肖吾情之所赴，抑之不能也。”并在为好友夏成业的《研雨轩词》所写的序言中强调说：“填词虽文艺之一体，然与风雅乐章相出入，其深婉挚厚者，可以宣忠孝之怀，见性情之正，非才性具而加以嗜好之笃者，不能至是。”很明显，王柏心是主张词体诗化的。他明确主张创作词时，要“乘吾气之所至，肖吾情之所赴”，而不能过分拘泥于节奏与音律。这就是说，词人所创作的词，要以自己内心真实的情感为出发点和归宿。

  在词的题材内容上有新的拓展。自北宋中期以后，尤其是在清代的早、中期，由于受词体诗化观点的影响，词的创作题材大大丰富，传统的艳情、闺情、写景、离愁、别绪等题材所占比重越来越少。王柏心在给好友陶樑《红豆树馆词》所写的序言中就指出：“词之始兴，大抵流连风月，泛咏皋壤，感物而动，其绪无端，以凭虚为奇，以超旷灵澹为宗。至子瞻、幼安辈为之，泛滥于子史，驰骋议论，其体一变，然特以发摭其壮气雄心而已。未有综贯生平，标举志行，若年经月纬，粲然可睹指者也。”在这里，王柏心指出了词的传统题材存在的局限性——缺少“标举志行”“义兼纪事”“粲然可睹指者”的作品。在他看来，那些在诗歌中出现的“标举志行”“义兼纪事”“粲然可睹指者”等题材内容，同样可以在词中出现，词本来就应该与诗并驾齐驱。他还强调说：“今读《红豆树馆词》，包含宏大，直举胸情,然后知此境正自无穷，人特未能穷其所至耳。集中他美,诸公论之详矣。余以为自有倚声以来，兼众长而扩其境之所未至者，独于兹集见之。”王柏心非常肯定好友词作的“包含宏大”与“直举胸情”。这里所谓的“包含宏大”，就是指词的内容要广泛而丰富；所谓的“直举胸情”，就是指作词要直抒胸臆。

  王柏心的上述词学理论观点，不仅是对前人词学理论观点的总结和发扬，而且成为晚清周济、朱祖谋、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等著名词人关于推尊词体，讲究词的比兴寄托，提倡词的“重”（指词的品格和气格）、“拙”（指纯真朴素）、“大”（指题材扩大），主张“诗有史，词亦有史”等观点的先导。

  二、雄浑苍劲、悲苦婉转的诗词风格

  《百柱堂全集》是王柏心的诗歌散文总集。百柱堂是王柏心祖居，有木柱百根，故称百柱堂。后王柏心又以百柱堂之名名其文集。

  他不仅擅长经文，诗词也有很高的成就。小时诗宗李杜，继乃探源汉魏。认为“汉、魏、唐、宋、明之诗各有从入之途”。“汉魏从兴入，故离中往复，其旨最远；唐人从声入，故抗坠疾徐，其调最永；宋人从理入，故切近详密，其趣日新；明人从格入，故府仰与趋，其变易穷”。他著有《子寿诗抄》1卷、《百柱堂诗抄》8卷。在《晚晴移诗汇》中，也有其诗作《漫兴五首》《青云行》《苦雨散愁》《张军门歌》《夷陵立秋》《登六盘山作歌》《平谷山庄歌》《丛台行》等。时人称道：“柏心之诗歌，雄丽深情，汪洋恣肆，别辟门径，直上杜少陵之席，天宝后，无此作也”。

  王柏心平生以雄才大略自负，这种志趣时常形诸吟咏，如《赠周筱楼》诗云：“未奏终军对，驱车出帝京”；《陟螺阜望江水犹壮》诗云：“目击滔滔思砥柱，几人无愧障川功？”

  这类诗作有杜甫沉郁顿挫之风，关注严峻的社会现实，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天朝上国”的幻象破灭后，作者看到的是大清帝国的破败以及民族的积弱，对于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王柏心在其《漫兴》中慨叹：“寇乱何时息，人才此日艰。干戈悲老至，江海愧身闲。”

  《春兴六首和庶泉（其三）》作于鸦片战争前夕，对主和派提出尖锐的批评。

  潮头翻动戴山鳌，倏见天吴跋浪豪。

  露布何曾三捷至，宵衣无乃九重劳。楼台蜃气当春暗，燧火羊城入夜高。太息国殇终不返，鬼雄魂魄莽波涛。

  《春感》反映太平天国对朝廷的威胁，表达了对时局的忧虑。

  大淮南北失金汤，进犯中原下太行。今日两河成战地，早时三辅略军防。壶关天井非无险，滏水滹沱岂易杭。节相行营连献捷，风烟多在帝京旁。

  王柏心继承了杜甫诗史的传统。其门人唐炯在《百柱堂集序》称道：“感时书事，引古喻今，汪洋恣肆，别开门径，直上夺杜少陵之席，天宝后无此作也。”虽有过誉之嫌，亦不为无据。王柏心亦善倚声，诗词中也不乏清词丽句，如“深树蝉吟细，长天鹤去迟。”（《晚坐》）。“寒林疏木叶，细雨动江波。”（《遣兴》）。“径滑苔全湿，庭虚桂自花。”（《中秋雨夕》）。

  王柏心的词作，以善写秋词著称，无论是其秋蝉、秋蝶、秋雁、秋燕、蟋蟀、蟹，还是牵牛花、秋海棠、秋蕉、蓼花、芦花、菱，抑或是秋声、秋塞、秋山、秋云、秋水、秋雨等，都与“秋”密切相关。王柏心笔下如此大量地出现这些秋的意象，自然与当时清朝政府日薄西山、江河日下、气息奄奄的衰败景象密切相关。词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凄苦与无奈，也正是词人对时势深沉的忧虑，这从他创作的大量诗歌作品可以得到证实。尽管王柏心“寂寞于荒江旷野之中，狎麋鹿而侣鱼虾，遭时多虞，流离兵革，然而忠爱悱恻之意须臾未尝忘，身处荒远不能自致，独自感激哀吟，舒其瑾郁”。然而，其词气象开阔，“逸气自为舒卷”，且“极五音之则，使缘情者侈其妍妙，仗气者逊其振奇”，被时人誉之为“江汉炳灵，兹为翘楚”。

  三、弭平内乱、富国强兵的军事思想

  王柏心的军政思想集中体现在《枢言》正续篇、《论军政》《兵事臆议》《军事臆说》《行营事宜管见》中。其次，散见于与湘军将帅的一百多通书札。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他又作《续枢言》，提出打破常规，唯才是举，去除“七蠧”，加强国防的意见，具有更强的现实针对性。“尤其可以说是填补了鸦片战争前后湖北思想界的空白。”

  王柏心是传统儒家文化的忠实信徒，而传统文化主要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使他很自然站到对抗和镇压太平军的立场。1852年，太平军事起，王柏心以“维护孔教”为名，办地方团练，企图对抗太平军。是年冬，太平军攻克岳州，拥船东下，至监利县杨林山，分兵驻扎螺山，下令捉拿王柏心。王携母逃匿湖南山中，在悠静的环境中，闭门谢客，潜心写作，著有《漆室呤》。时曾国藩率领湘军舟师出洞庭，进攻岳州。与太平军大战于螺山江中，义军大败，曾国藩从岳州出发，占驻螺山，即召见王柏心。曾对王的诗稿甚为赞赏，常褒扬于左右。自此，王柏心遂与湘军将领胡林翼、左宗棠、李孟群等人相识交挚。他殚精竭虑提出了很多”剿匪“策略，得到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重视，并产生部分效果，有些则因形格势禁而付诸东流。如太平军围攻长沙时，他上书湖广总督张亮基“以汉阳设重兵而后武昌可保，岳阳设重兵而后湖南可安，田家镇设重兵则后可制皖。”其后战事发展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言，但清军腐败无能，张亮基力不从心，使王柏心谋划付诸东流。

  1866年末，左宗棠奉命前往陕甘两省，平定当地动乱（主要是镇压西捻军和当地的回民起义军），途中暂时逗留于武昌。王柏心壮年时曾游历秦陇，“略习其山川风气”，这时便致信左宗棠，指出“为秦事不独在猛战，而在方略处置为远大之谋”。王柏心建议：“勿求速战，勿遽促战。必食足兵精，始可进讨。”在用兵时要有节制，只能“视彼中尤骁黠者诸剪之”，对于剩下的人“既不能尽诛”，便要“俟其畏服请抚”，至于招抚后则可择地安置，“听立回村，勿与汉族杂处”；还可以“简彼族良善者，使自相什伍，加之约束，无复阑出滋扰”。王柏心认为：“如此可保百年无事。”王柏心的这些见解，对左宗棠用兵陕甘产生了重要影响。1867年3月，左宗棠从武昌动身前往黄陂，王柏心又前往黄陂与他长谈。左宗棠后来说，此后“三道进兵，坚持缓进急战之议，亦王柏心有以启之”。

  四、疏胜于堵、分流纾患的治水策略

  王柏心自称：“生长江滨，数十年来，泛舟上下，纵观江势曲折，深悉其利害。”因此，他认为荆江洪水宜疏不宜堵。所著《导江三议》作于道光、同治年间，正是长江水患连年之时，其主旨是：堤防不足以抵挡长江洪水，应在荆江两岸分流，以减小荆江河段的洪水压力。考虑到提出此议难免涉及不同群体的利益，以致议论蜂起，文章最后又自问自答，提出了十条反对意见，再一一予以解答，申述分流纾患的可行性。

  《导江三议》一书，就是他的治水思想和治江策略的集中论述。他治水以大禹为师，主张疏导，“因其已导者而导之”。他在《导江三议》一书中写道：“昔者治江，以疏导之法，多留穴口，因而水患小，后之治江，则主要以设堤防水，因而江患随之频生。”在书中他还提出了治理荆江的具体措施，主要拓宽虎渡河口，利用湖北的公安、石首和湖南的澧县、安乡等县的水道，导江水流入洞庭。1848年，荆江南岸的公安、石首、松滋县境和北岸的监利县所辖薛家潭等地溃口，王柏心得知，即赴实地考察。回家后，赶写了《导江续议》，主张“勿塞决口，藉以分流杀势”。书中写道：“宿，终有所往，一郡之中，千里终流，自此安矣”。1849年，荆江又发大水，松滋县的高家套和监利县的下车湾溃堤决口。王柏心身临堤段，又写了《导江续议》下篇。提出“勿塞决口，顺其势而导之，使水土各遂其性而不相奸，必有成功。”“成功一就，江安虑耳，人有定居，填圩加肥，租赋尚可徐复。”这些精辟论述，惜未被当朝采纳，而对后来的荆江治理，则提供了宝贵借鉴。

  五、以人为本、因地审时的修志思想

  王柏心晚年，潜心史志之学，声名远播。两湖江汉之间地方官争相聘请他主持编纂方志，“四方求文者日不暇给，以诗文就正者踵相接”。初步统计，他主持或参与撰有道光《黄冈县志》、同治续修《东湖县志》、同治《宜昌府志》、同治续辑《汉阳县志》、同治《当阳县志》、同治《临湘县志》、同治《监利县志》等七部方志，形成了系统的方志编撰思想。他认为：“方志记载略与史同,然其异者有数端。史尚严，志尚核；史褒刺并见，志则称美不称恶；史举大遗小，志则宏纤具列，此其所以异者也。且同一志也，此邑与彼邑，后志与前志，又有缓急详略之不同，亦各举其重大切要者以为体要而已矣。”

  王柏心的修志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以人为本，重视民生，关心人民疾苦；二是重视区域地理和行政区划的研究；三是重视区域文化、地方历史人物的研究。王柏心的修志思想值得重视，他在修志中的一些做法，值得当代修志工作者学习借鉴。

  六、创新变法、固本抑末的经世思想

  道光十七年（1837年），王柏心游幕甘肃时所作《枢言》集中体现他的政治思想，提出审时度势、创新变法、循名责实、进贤黜否、固本抑末、端正教化等对策。紧紧围绕清末的社会危机，他提出一个比较完备的改革方案。张舜徽先生说：“盖柏心之学以致用为归，所著书如《枢言》上下卷，尤究极古今治体，非拘墟之士所能为。”

  1855年胡林翼署湖北巡抚，王柏心上书，要求更除漕弊。书中以监利为例，称：“漕粮既折米，又折银，又是抽丰，又是券文，每担粮减价定为六串文，不准随意折算和加派。”1862年，清廷下诏求言。王柏心撰写“信臣篇、明是篇、谋备篇、辩言篇、正庾篇、疑信篇、择吏篇、导俗篇、广议篇”等经论10篇，作进谏之言；又拟“广师儒、屏嗜欲、搏咨访、开特科、下金陵、备秦晋、择外吏、宽榷算”奏章8条，托云贵总督张亮基代陈。论奏均为慈禧太后所赏识，传旨将经论10篇存弘德殿，将奏章8条中的“开特科”和“宽榷算”交部议奏，其余留中备览。此时，王柏心深究经学的声誉远近闻名。安徽巡抚李孟群荐王柏心，他以母老坚辞不出。随后署理湖巡抚严树森以经筵讲官荐用，为同治皇帝讲授经学之师，他仍以母年迈90余为由，固辞不受，终未赴任。

  晚清时代，荆江一带连年溃口，他十分关心家乡江防。还以《陡螺埠望江水犹壮》为题，赋七律一首。诗云：

  岷山秋纳洞庭雄，黔粤巴巫众壑通。一气混茫尘壤外，万山浮动晚波中。村氓市小恒争米，处干荒庐但掩蓬。目击滔滔思砥柱，几人无愧障川功。

  他登上高不过数十丈的小小螺山，眼望江水猛涨，想到洞庭这水，发源于岷山，黔粤巫巴万流汇集于此。秋水和长天接成一体，仿佛水天相接，万山立于大水包围的江湖之中，势若浮动于晚波之怀。村民唯恐饥馑之年又将来临，在螺山小市上争着购米；我这身居茅舍的读书人，只好闭着门忍饥挨饿。目睹这滔滔江水，有几人能作中流砥柱，建此江防之功呢？读此，可知他对于山川形势，胸中自有图画，而且睹物生悲，希望有人治理江患，足见他晚年怀为民之忧而忧的深厚感情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经世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