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庆功

    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在北方军阀混战中强大起来并称霸北方的曹操军事集团，挥师南指，夺取了资源丰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荆州（今湖北襄阳）。为彻底收服统治荆州的刘表和消灭从北方投奔刘表的刘备势力，曹操又率军占领了刘表所有的军需物资集散要地南郡（今湖北江陵），并亲率精锐骑兵，追击刘备。这时，刘备势力已与刘表残部江夏（今湖北云梦）太守刘琦军会合，并与江东的孙权军秘密结为抗曹联盟，联合出兵阻击曹操军队。曹军于赤壁（今湖北武汉江夏西赤矶山）与孙刘联军遭遇。匆忙之间，曹军小战失利，退踞长江以北乌林（今湖北洪湖乌林）。孙刘联军以火攻为主，水陆并进，迫使曹军也自行放火，阻挡联军，不战自退，军还南郡，退踞北方，史称赤壁之战。

    赤壁之战中，曹军“烧舡自还”，源于阮踽《为曹公作书与孙权》。另外，晋陈寿的《三国志·吴志·吴主传》《三国志·吴志·周瑜传》、裴注引《江表传》中亦有指称。从当时的实战形势分析，这应是史事（或可称军情）演化的必然结局。否则，曹操只有坐以待毙，其亲自率领的精锐部队亦将全军覆没。

    曹操是一位政治家，又是杰出的军事家。他博览群书，尤喜钻研兵书，善于把古代兵书上的战争经验与现实战役相结合，著作兵书，注释古代军事理论。他认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临敌变化，不可先传。”反对刻板地运用兵法，主张充分掌握敌情，临机应变，以求出奇制胜。因而，身经百战的曹操在出生入死的军事生涯中，每能“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

    赤壁、乌林战争前夕，曹操“击其懈怠，出其空虚”，以闪电式的战术，袭取了刘表初任的利州，抢占了江陵，又亲率精骑部队道击刘备势力。这正是曹操军事战略思想及才能的独特体现和发挥。为了威慑或牵制孙权军，曹操发出了具有“谲敌”性的《与孙权书》：“近者奉辞伐罪，旄磨南指，刘宗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与吴。”然而，其所蓄含的恐吓或者警告意味并没能阻止东吴出兵逆操的军事行动。不过，东吴的这种军事行动已不是曹操所可能估计到的单军行动，而是与刘备诸将周密策划的联合抗击了。无疑，孙权、刘备的联合行动打乱了曹操的军事企图和政治目的。

    有着深厚背景而必欲置刘备势力（其中还应包括刘琦的江夏军，因为刘琦是刘表的部属，逃遁的刘备又正是奔刘琦而去的）于死地的曹操军队推进到赤壁（今湖北武汉江夏西赤矶山）附近时，其前锋遭遇到孙刘联军的伏击。“远来疲敝”“不习水战”的操军“小战失利”，退守江北乌林（今湖北洪湖乌林）。“孙子曰：强而避之；曹公曰：避其所长也。”以当时的地域状况分析，战前的赤壁一带已是孙权的军事防地。位于赤壁附近的沙羡县城（今湖北武汉江夏金口）就在“赤壁之战”发生的同年初为孙权所据。再往下游，江之右岸有吴黄盖屯军的黄军浦，江之左岸有刘琦的江夏军，沙羡县及黄军浦的后方，又是孙权的武昌（今湖北鄂州）及大片根据地。处于流动进攻一方的曹军前锋受挫后，必然要避其锋芒而安营扎寨，再作打算。从战略要义上讲，退守江北利用天然长江作为避敌屏障是符合军事逻辑的。另外，如果仅仅只是退踞江北，与“以舟楫为舆马，以巨海为夷庚”的江南吴国水军正面隔江对峙，则可能是一种愚钝的军事布设。

    东汉末期，水战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秦汉以来，随着造船技术的提升，水军也得到了很大发展。根据广州发现的秦汉造船场的船台滑板推算，当时所造船的宽度在3.6—8.4米之间。而秦代灵集的通船陡门的宽度，船在5.5米左右。因此，秦汉时期船的宽度已在5米左右，大船宽度可能已有8米，船的长度可能有20—30米左右。而且，汉代的船已经使用了风帆。《释名》曰：“随风张幔白帆，帆泛也，使舟疾泛泛然也。”《三国志》注引《江表传》中有称“中江举帆”者。在汉代，作为水军主力的舰只是楼船。它是在战国时期那种有两层甲板的战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形体很大，可高达十余丈。另外，水军还装备有各种用途不同的战斗舰只，据《释名》载，有朦冲、先登、赤马和舰（鉴）等。在“赤壁之战”之前的东吴水军攻伐黄祖的战斗和“赤壁之战”中，都有使用以上几种战舰及大船的例证。

    因而，在汉末向三国时期过渡的“精于造船、擅长海战”的东吴水军，应已拥有了绝对多数而先进的水战舰只并同时拥有占尽优势的水战技能。曹军与孙刘联军在赤壁遭遇小战失利而退踞江北，如果仅仅只是与孙刘联军隔江对峙，那么，早有准备的孙刘联军也许只依靠庞大而先进的战舰编制便可达到不容对方驻足喘息而强渡进击的目的。何况在汉代的军队里，还已具备有杀伤力比较强大的各种射远武器呢？

    汉代军队中的射远武器，有各种弩和抛石机。“汉弩有一、三、五六、七八、十石诸种”，“十石弩又名‘大黄弩’，射程可达600米以上。”西汉李沮和东汉陈俊的官号都是“强弩将军”，其所率部队就是用弩征战的兵种。两军会战中，如有弩兵助战，可发挥强大的攻击力，甚而使敌方快速运动的骑兵也慑势败退。赤壁、乌林战争发生的当年，孙权攻破黄祖的战斗，也有多处“以弩交射，飞矢雨下”的记载。此外，汉代的军队中,还有一种重型的射远武器，名叫抛石机，又名硇、峨或旄，其“飞石重十二斤（2.7公斤），为机发行二百步（约280米），19飞石重二十斤（4.5公斤），为机发行三百步（约420米）”。赤壁（今湖北武汉江夏西赤矶山）临江江面约宽1.5公里（指盈水期）。从南朝宋人盛弘之和南宋赵彦卫对赤壁与乌林的距离记述约700余年尚无大的变化来看，东汉末年这一段河面（即城陵矶至武汉江夏段）变化当不是很大，赤壁一带江面亦不是很宽。若以当时江面宽约2公里计算，孙刘联军与曹操军队正面隔江对峙，除去两军参与水战的大量战船舰只占有或活动所需的水面积以外，江面平面横对的距离应不是很大。在这种有限的距离（完全可称改对距离）以内，不论其能见度如何，进行各自一方军力的部署或调配，不说近乎于荒诞，起码也是缺乏军事常识的。而配备有较为全面的水战船舰和较为先进的射远武器的“擅长海战”的吴国水师岂非形同虚设乎？

    所以，曹军不仅退踞江北，而且与孙刘联军保持了一定的地域距离。只有这样，才符合军事作战中再一次行动的攻有准备退亦有时间和出路的战术要略。明代刘基在其论述古代战争的著名专著中总结道：“凡与敌战，或岸边为阵，或水中泊舟，皆谓之水战。近水为阵者，须去水稍远。”曹军退踞乌林之行，正是惯以“兵无常势，盈缩随敌”为统帅要诣的他在“赤壁之战”初期所采取的第一个合乎逻辑的战略避让。

    曹操的军队在赤壁与孙刘联军交锋失利，退踞乌林，其士气已有削弱。加之“远来疲敝”，北方士兵又不服水土、不习水战，在战术及装备上已明显劣于联军。火烧乌林发生前，曹军战线过长而不利调遣，异地布阵宜警惕诈计，给养不足且补充困难，后方不稳须速战速决等等，都不可能不使曹操引起警觉。曹操身经百战，经验丰富，在江陵出发急欲追歼刘备时已冒险“释辎重，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正合诸葛孔明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在赤壁与联军交锋又退踞乌林，乃被迫由攻势转为守势。在战略形势发生如此重大变化或多种因素由主动积极有利变为被动消极不利的过程中，不会置军之大忌而不顾。就在赤壁、乌林战争前11年以来，曹操曾多次参加类似于赤壁、乌林战争中军之大忌的战斗，其深刻的体验后来被曹操总结在自己撰注的军事著作中。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皇甫嵩讨黄巾。汉将朱隽与波才战，败。波才遂围嵩于长社，依草结营，会大风，嵩敕军士束炬乘城，使锐华间出围外，纵火大呼，城上举燎应之。嵩因鼓而奔其阵，波才军惊乱奔走。会帝遭曹操将兵适至，合战。大破之，斩首级万余。

    汉献帝建安二年（197年），曹操讨张绣于宛，张绣降之，既而又悔复叛，袭击曹军，杀曹操长吏及子昂，曹操亦中流矢。师迁舞阴，绣将骑来，操击破之，绣奔刘表。操谓诸将曰：“吾强绣，失在不便取质，以致于此。诸卿观之，自今以后，不复败矣。”

    军“无辐重”“无粮食”“无委赖”为“亡之道”，也是曹操相当重视的一个原则。尤为重要的是，在赤壁、乌林战争前的官渡之战中，曹操充分利用了“燔其积聚”的优势，取得了以少胜多的重大胜利。

    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曹操与袁绍相峙于官渡。袁遣军粮使淳于琼等五人，将兵万余人送之，宿绍营北四十里。绍谋臣许攸贪财，绍不能用，奔归操。因说操曰:“今袁绍有辐重万余乘，而乏严备。今以兵袭之，燔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矣。”操乃留曹洪守，自将步骑五千人，皆用袁军旗帜，衔枚缚马口，夜从间道，人负薪一束，所历道有问者，语之曰：“袁公恐操抄掠后军，遣军以益备。”闻者信以为然，皆自若。既自围屯，即放火，营中惊乱，大败之。绍弃甲而遁。

    曹操曾在自己的军事著作里和为《孙子》所作注释中多处强调并自注为军之导所必须遵循的战术要略：

    “孙子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曹公曰：击其懈息，出其空虚。

    孙子曰：侵掠如火。曹公曰：疾也。

    孙子曰：强而避之。曹公曰：避其所长也。

    孙子曰：是故军无辐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曹公曰：无此三者，亡之道也。

    孙子曰：军有所不击。曹公曰：军虽可击，以地险难久，留之失前利，若得则利薄，困穷之兵，必死战也。”

    综观曹操南征以后直至乌林撤退的整个战略行动过程，一时一处莫不体现了这位政治家、军事家的远谋深虑天才和谋求善变风格。因而，曹操在乌林战争打响后，尤其是己方兵士因身染疾疫、不习水战，在战斗中的劣势和弱点愈渐明显后，断然决定纵火焚船，以张天烈焰为屏障，实施战略转移，退还南郡，旋即又放弃荆州，回归北方。正如笔者前文所述，乌林之战只是一场未能真正完结的战争，曹操“烧舡自还”，在那种十分严峻的形势下，确是给自己的一个比较体面的下台。所以，曹操在战后《与孙权书》中称：“昔赤壁之役，遭离疫气，烧舡自还，以避恶地，非周瑜水军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尽毂殚，无所复据，徙民还师，又非瑜之所能败也。”

    乌林战争遗址范围内，虽未明确进行准科学的战争遗址专题勘探或发掘，但从多年来农田水利建设涉及的考古发现和近十年来的田野调查、残墓清理情况分析，除了遗址范围本身分布有两处较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四处东周至汉代、汉代至南北朝墓群以外，所出土的约五百多件文物中，已能见到适于东汉至南北朝期间大兵团作战重装甲骑兵使用的青铜马镫或兵器，如青铜矛、戈、载、铁和铁刀、铁等。

    乌林战争中导致曹操决意撤退的还有曹军兵力不足和身染疾疫两大因素。

    曹操由于政治上的计谋，形成“挟天子而令诸候”的姿态，实施其图谋深算的兼兵计划不得不常常亲率兵团，流徙作战，因而也常显兵力不足。在赤壁、乌林战争前不久的官渡之战中，作为最高指挥的曹操亲率的主力兵源并不多。“公与（袁）绍相拒连月，虽此战斩将，然众少粮尽，士卒疲乏。”官渡之战，曹公巧用计谋，冒险取胜，获得了为后世所称誉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胜利。曹操亲率兵团作战，不愿多用兵力（当然，这仅只体现在数量），与他指导流徙作战的军事思想是分不开的。曹操曾在其带有总结意味的“自明心志”的自传中说道：

    “.....而遭值董卓之难，兴举之兵。是时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机，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多兵意盛，与强敌争，倘更为祸始”。

    可见，曹操能够亲率的适于长途奔袭、流徙作战的精税部队并不很多。这种作战方式有其优势之处，但也有其不利的地方。其优势在于能够快速反应，奇袭谋取，一旦成功则可以招纳降将扩充军力；其不利之处通过乌林之战可谓十分明显：异地作战，“远来疲敝”，战线过长，补给不便，后方不稳，难于持久。赤壁、乌林战争期间，曹军异域作战，北方仍留有大量军队成守营垒，屯田垦种。曹操的屯田制既有军屯，也有民屯。军屯需要大量的兵员边生产边防卫，民屯也需要军队进行管理。另外，北方还有韩遂、马超等军阀势力存在，必要牵制曹操部分兵力。又，曹军长途奔袭夺取荆州，占领江陵，虽扩充了部分降军，然终不如嫡系。荆州和南郡对于曹操南下入楚的战略地位和军需资储是十分重要的，曹操必然要分嫡系亲军防守。为歼灭刘备势力轻军追击，又必得精骑良将。是故，曹操亲自率领的精锐部队不会很多。这也比较符合曹操南征的军事行动方针。

    如此看来，曹操亲“治水军八十万众”，确系诈言。即如周瑜所推理的二十多万，亦不可能全面出动。曹军“十五六万”，留下荆州和南郡防守的，可能出击的应不足十万。其中，“五千精骑”是曹操亲率的精锐骑兵集团。这样，曹操“赤壁之役”，“烧舡自还”，确如其所言“孤不羞走”。况且战争期间，曹军中的北方兵士多染有疾疫，曹操“徙民还师”“以避恶地”，实为战略性撤退。曹操没能达到收复荆州残军和歼灭刘备集团的目的，但也没有受到十分严重的损失。

    曹操军队在赤壁、乌林战争期间染有疾疫，已有史料指称。曹操本人也说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虛获此名。”今人亦有研究。学者们根据曹操军队活动地域、致病时间与季节气候研究后指出，曹军所染“疾疫”就是现代医学中所称的血吸虫病。血吸虫病在我国古代早己发生。隋代巢元方的医学理论《诸病源候论》中对血吸虫病理的记载与现在我国血吸虫病的症候极为符合。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一具名叫辛追的女尸。经多方面的观察研究分析，辛追生前患有多种疾病。在其直肠和肝脏内，发现有血吸虫卵及肠道蛲虫、鞭虫感染等病理现象。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又出土一具保存完好的男尸，其下葬年代比长沙马王堆女尸还要早若干年。经医学专家研究证明，该男尸生前患有多种疾病，其中血吸虫“虫卵在古尸体内的分布及虫卵结节形成也都和现在病人体内所见到的一致”。据资料表明，长沙、荆州所在地域的长江沿岸正是血吸虫病流行区域。秋季入冬，正是血吸虫病的易感多发季节，感染发病对象尤以青年为多。在临床上常可出现腹泻、粘液便或粘液血便等症状。有这种症状的患者，时而畏寒，继则发热，体温时高时低，发热可持续半个月至2个月，腹泻的同时伴有腹痛，急症者还伴有咳嗽和肝肿大、浑身乏力、食欲不振、日见消瘦。可想而知，患有这种疾病的人是没有多大战斗力的，况且史中多人指证赤壁、乌林战争期间曹操军中确“值有疾病”（我仍然不怀疑曹操军中不是全部染有疾病）。可见当年曹操军中感染血吸虫病的将士不会是一个小数目，应已达至流行并基延的程度，否则，不会见于史料记载。曹操的军队自南下袭取荆州直到乌林战争期间，正与该病感染的季节和致病过程恰相吻合。而且军中的北方士兵，初入南方疫区腹地，免疫能力相对较差，因而极有可能在乌林之战中产生急性症状。精明的曹操不慎，为使不太熟悉船战的兵士在战船上迎敌骁勇、行动自如而将江边战船连锁成排，恐怕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担心兵士身怀疾疫贻误战斗迫不得已而为之呢。

    赤壁之战，火烧乌林，曹操退军，败兴而归。曹操虽未能如其所望地逐步达到消灭刘备、收服江东、拓展江南、统一全国的目的，但也没有失去多少利益，退归北方后建立了魏国。经过赤壁、乌林战争以后，吴、蜀之间又充分利用各自的条件开展了值得为后世称道的三国之间政治与军事的鼎立外交，也都建立了各自的国家，形成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而特殊的时期。

    （作者系洪湖市乌林镇文化站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