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利市延安精神研究会

    延安精神，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优秀分子，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陕北延安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所体现出来的理想信念、精神风貌、思想品德、工作与生活作风的精华和结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延安精神的精髓。

    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至毛泽东东渡黄河离开陕甘宁边区，总共经历了13年多的时间，其中发生了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和从抗日战争到全国解放战争两次历史转折。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斗争之复杂与艰巨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斗争的胜利，背后的动因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底，在于延安时期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发扬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时至今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依然是我们党和国家解决问题和克服困难的致胜法宝。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体现。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它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灵魂；说它是中国的，因为它体现着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吸收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语言风格，凝练而深刻、生动而朴实。1938年10月，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报告，首次提出了“马克主义的中国化”这一命题。他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得以确立的过程，也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显微镜和望远镜，用以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才逐步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更容易为老百姓所理解和接受的科学表述。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对“实事求是”做了全新的马克主义哲学的解释。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引出其中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的哲学理念转化为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的通俗表达，对实事求是所作的这一科学解释，归根结底要引导全党实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在这一过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随后，毛泽东又在《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演说中，结合对主观主义，别是教条主义学风的分析批判，进一步阐述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澄清了教条主义者在理论与实践关系等问题上造成的混乱。正是根据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报告中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规定为我们党的三大作风的第一项，使之成为全党的行动准则。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思想条件，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思想保证。正如陈云所指出：七大以后革命发展的那种排山倒海、摧枯拉朽、迅猛异常的形势真是大大超过了预料。今天回顾起来，从革命的主观条件来说，全党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通过延安整风掌握了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这个作风，的确起了决定的作用。

    调查研究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础，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和纽带。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研究，把调查研究看做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强调它对转变党的作风，特别是克服主观主义、转变党的学风，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特殊重要性。

    延安时期，毛泽东不仅反复强调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而且他本人在调查研究实践方面，仍然是全党的表率。他不仅善于抓住同各方、各界、各类人士谈话、聊天的机会进行调查研究，甚至能从个别百姓一时对他的批评中发现党的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并责成有关部门及时深入了解，合理解决。他更善于对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专项调查。他在1942年至1943年写出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等文章，都是他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和财政等问题进行深入专项调查的结果。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指导和带动下，整风期间，各中央局和中央直属机关，以及延安地区成立了多个调查团，他们带着各自的任务，分赴不同的地方，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调查研究工作。

    西北局调查研究局考察团，是当时第一个大型调查组织，成员30多人。他们对陕甘宁边区的绥德、米脂两特区的政治、经济、党务等问题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调研，共写出调查报告、人物传略20多份，其中调查报告19份。还有3位同志写出了专著——《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1941年12月至次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率20多人组成的考察团赴陕北的甘泉、富县进行调查研。他根据考察团调查了解的情况，指出了这两个县存在的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了改进政府工作的若干意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张闻天任团长的“延安农村调查团”，于1942年1月26日出发，至1943年3月3日回到延安。张闻天向中共中央写了此次调查研究的总结报告——《出发归来记》。此外，整理出调查材料《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杨家沟地主调查》。后来均收入《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6月出版。不仅如此，这次调研同时获得了更重要的思想成果。张闻天说：“这次出发，从调查研究中得来的一些材料，一些具体知识，当然就是我一年来工作的成果。但最重要的，还不在这里。最重要的，还在于我最后认识到：我以后有向着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不断努力的必要……其次，还在于我实际开始使用了马列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了一下中国的实际。”他告诉大家：“冲破了教条的囚笼，到广阔的、生动的、充满了光与热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这就是我出发归来后所抱着的愉快心情。”他指出，学习马列主义要从实际出发，要认识实际，其基本的一环，就是对于这个实际的调查研究。

    这一时期，在延安先后组成较大型考察团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的，还有中央青委考察团、中央妇委妇女生活考察团、八路军政治部战地考察团等。此外，一些地方机关和个人开展的各种各样的调查研究活动及其收获不胜枚举。这些调查研究活动，为党的各级组织制定和实行科学决策提供了宝贵的依据和参考。

    通过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的带头示范作用，延安掀起了调查研究之风，干部学会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革命实际中去，学会了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问题、分析问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打下坚实的基础。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勇气和担当精神的生动体现，是共产党员必备的思想品格和理论品格。我们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来之不易，党在幼年时期理论水平不够高，党内存在着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由于党内长期以来形成的教条主义的传统，加之，又有共产国际的背景，要从根本上肃清教条主义毒害，要使全党自觉地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指导，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业。从遵义会议在党中央高层初步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后来通过将近四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使那些曾经犯过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的领导人，从党和革命事业遭受的挫折和损失中认识到实事求是的难能可贵，并且进而坚持实事求是，终于实现了在全党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伟大任务。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看作马克思主义者的天经地义，并在具体实践中取得很好的效果。在整风运动中，党的领导核心勇于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挥了带头和榜样的作用。

    周恩来1941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学习中，亲自讲述从建党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党史，总共讲了十多次。每当讲到党的历史上一些重大错误时，他总是把自己也摆进去，当众作严格的自我批评，使大家深受教育。回到延安后，他在整风学习会议上作发言，对于党所犯的错误以及自己应吸取的教训，他作了认真的检查。

    任弼时在回顾中央苏区的工作时，检查了自己把“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误认为是“不重视理论”，乃至以此为他筹备召开的苏区党代表大会的中心指导思想。九一八事变后，临时中央提出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进攻路线”，他也是主张积极进攻的，以致在1932年的宁都会议上赞成把坚持正确战略思想的毛泽东调离军事领导岗位。他的发言质朴、鲜明，不浮饰、不推诿，心底无私，敢于直言，闪耀着彻底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芒。

    张闻天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深刻地检讨自己的错误，成为全党自觉开展自我批评的榜样。期间，他现身说法：“任何共产党员，即使他过去既接触实际，又联系群众，只要他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就会硬化起来，走进老布尔什维克的博物馆，做历史的陈列品。”经过整风，他自觉地从事调查研究，深入基层，积极工作，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高尚品格。

    中国共产党践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对于什么是正确的，什么错误的，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使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更好的贯彻和践行。党在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政策制定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纠正党的错误路线，调整自己斗争方向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延安时期，重大战略转变的理论和政策都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是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领导权的实现，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的根本保证。同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获得了巨大成功，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坚定的原则性和斗争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光辉典范。贯穿其中的一条就是实事求是。

    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是实事求是的具体表现。就是要做“真人”，“言之有理，行之有效”，为自己的目标奋斗不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倡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讲老实话，才能纠正错误，求得进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强调：“要讲真话。我们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今天再说这样一点，就是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偷就是偷东西，装就是装样子，‘鼻子里插葱——装象’，吹就是吹牛。讲真话，每个普通的人都应该如此，每个共产党员更应该如此。”“不是自己的著作，拿来说是自己的，也是偷，这种事情历来就有的，叫做‘抄袭’。这是不诚实。什么是不装？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讲懂得一寸，不讲多了。不要吹，就是报实数。‘实报实销’，要求我们的情报要真实，不要扯谎。总之要讲真话，为此发了一个通令，要各地打仗缴枪，缴一支讲一支，不报虚数。知之为知之，不知不为知，一支为一支，两支为两支，是知也。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作风就可以更切实了。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陈云说：“共产党员必须言行一致，这是党规定的。违反了这一条，就是违犯党的纪律。有些人对党说一次两次假话，经过教育不加改正，反而假话越说越多，越说越大。这样的人，不管你口里讲得如何革命，不管你过去有多大的功劳，应该立即开除出党，没有价钱可讲。”

    办老实事，老老实实改造世界。只有老老实实的认识世界，才能获得真理；只有老老实实地改造世界，才能收到实效。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办各种类型的学校，办各种层次的报纸、杂志，培养成千上万的革命干部，提升全体党员、边区民众的文化水平是鼓实劲。没有饭吃自己弄，没有衣穿自己织，没有住处，自己打窑洞，没有工具自己打造，没有工业基础自己创造，没有枪支弹药自己创造，这都是办老实事，就是鼓真劲。总之，办老实事就是脚踏实地为革命为人民贡献全部力量。

    陈云真正践行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在延安时期他主持边区财经工作，就主张从边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他说：“我们要从土的出发，从延安出发，不从伦敦出发，不从上海出发。”陈云反对空头政治、空头革命家，他说：“我们一定要实际第一，书本的东西是人家的经验，是过去的经验，外国的经验，上海的经验，我们要总结自己的经验。”

    做老实人。什么是老实人？就是要做“真人”，不要做“假人”。毛泽东指出：“凡真理都不是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可见实事求是表现在人的生活方面就是说实话、办实事。毛泽东还列举了什么是老实人，什么是不老实人的例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老实人，科学家是老实人。”“托洛茨基、布哈林、陈独秀、张国焘是不大老实的人。为个人利益，为局部利益闹独立性的人也不是老实人。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愚蠢的，都没有好的结果的。”邓小平说：“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指出：“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它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和灵魂，即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灵魂，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和灵魂，它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党带领人民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回顾我们党90多年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党就能形成符合客观实际，体现发展规律，顺应人民意愿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党和人民的事业就能够不断取得胜利；反之，离开了实事求是，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受到损失甚至严重挫折。”进入新时代，只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能时刻保持战略定力，就能引领新时代沿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航向，就能确保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稳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