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荆州这座水乡园林型的城市里，江津湖像是缀在城市胸襟上的一枚蓝宝石，总显得是那么光彩夺目，熠熠生辉。这里水面宽阔，碧波浩渺，环湖四周建有风格各异的12处景点：东面靠园林路的是接龙廊，北缘顺碧波路的右为烟波秋月、左有川主宫，西依塔桥路的是缚龙廊、莲蒲风荷；最为静雅的是南边一路景观，自由东大门进来，走过便河桥，便可顺着沿浓荫夹护的甬道一路西行，相继分别经过的就是和风桥、凌波桥、江津晚泊、风音鸟语与九曲桥、廊桥、铁索桥和塔桥，新修的卷雪楼，再加上金碧辉煌的春秋阁，这一线呈长卷风景画展开的旖旎景观，亭台楼阁，错落有致，碧波绿柳，交相辉映，若论古朴典雅，秀雅清新，当不输于西湖的“苏堤春晓”与“平湖秋月”。

    大约自成年始，我便有幸和江津湖相依为伴：在我21岁那年，被招进了荆州汽车分局，单位里新修的青工宿舍，便紧挨着便河水湾的西南角。那年月，荆襄河直伸到今天的凯乐大剧院的后院墙……早年间，这片地面是荆襄河、荆沙河与便河的交汇处，真正是“三水六岸”的一方风水宝地呢。就在今天中山公园的西大门处，当年便有两道古堤呈曲尺形向北、向东伸展开去：北向的是荆襄河东侧堤，原沙市皮件厂就在堤西侧（即今交警二大队处），而东向的则为便河的北侧堤。到了我35岁时，新的工作单位在今天中山公园东大门外边的报社（原沙市报社），可家还留在汽车分局宿舍。在那一段时间内，我每天上下班都会骑行在这道窄窄的河堤上，其惊险度应不亚于当下考驾照的“穿杆”——因路窄、脊高，若稍有差池便会连人带车冲入泥水中……原来，河的北边是片鱼塘，在当年城区仄狭的年月，为了解决居民的“菜篮子”问题，便将原洪家垸的这片沼泽开挖养鱼，其面积近六百亩，而为了努力扩大鱼塘的容量，这道堤埂也就越挖越薄了。

    洪家垸是旧时代沙市土城北边这片区域的统称，它在理论上的辖地，应是古代沙市土城墙以北、张李家台之南，与古塔桥和超然观东边这块范围之内。说来，洪家垸沼泽地应该是古便河的一片滩涂，只是当这条在历史上久享盛名的人工河那连通汉水的航运功能在19世纪末渐次消亡之后，当地乡民为了便于植荷种藕，喂鱼捕虾，才在久已成

    陆的滩涂上筑起一道土堤——其薄如埂的堤已当然不在乎于抗洪排涝、而只在限制塘中放养的鱼苗不至逃逸罢了。

    1987年，报社在碧波路东端建起的职工宿舍落成，我有幸分得一间底层居室。那时，碧波路还是既没命名，又没成路，不过只是菜地畦垄中的一条便道而已；唯其“碧波”二字倒是令人感同身受，实可谓天天枕着湖水的轻涛入眠。

    20世纪90年代初，中山公园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与改建，在相继兴建起了前述12个景点之后，彻底平毁了我当年骑车往还的便河堤，而在那几年间，有关部门又对原鱼塘进行过几次疏浚，这才终于有了长年碧波荡漾的江津湖。由鱼塘与便河相增容而形成的这片人工湖，水域面积达38万平方米，自此成为我们这座城市水乡园林景观最为绚丽的一道风景线。

    到了2000年左右，我的家再度西迁，搬到碧波小巷又住了七八年。总之，在江津湖环周地区，我先后共住了30多年，由一个毛头青年变成了白发衰翁。在我看来，其他的感受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仅是指过盛夏而言，我发现这里的夜间温度，便比市内其它地方低2至3度。

    说到这里，应当特别要感激当年为这片湖命名的人们：“江津”，是这座三楚名镇的古代地名，早在公元6世纪前后，也就是南北朝时期，历史上有多起重大事件，发生在这里；而“江津湾”的西曲歌，曾一度脍炙人口传唱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究其根源，古便河乃是长江主泓南移后主河道潴留于沙洲上的一弯孑遗，指其为人工河，事实上上是指其用人工开挖以连通汉水的那一端。如此说来，今天的江津湖还真是拜当年的长江所赐，而江津还真是其最有渊源的名字。

    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有个“凿壁登岸”的战例非常有名，讲的便是这里发生的事。据《资治通鉴》记叙说：东晋末年，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反对大权在握的侍中、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相当于宰相）的刘裕。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刘裕率军讨伐司马休之，双方领兵在江津一线对阵搏杀。战斗中，刘裕的前锋徐逵战败身亡，而敌军则在悬岸的峭壁上布兵列阵，令刘裕的军士难以登岸……该书在第117卷中写道：“裕军于马头，闻逵之死，怒甚；三月壬午，帅诸将济江。鲁轨、司马文思将休之兵四万临峭岸置陈，军士无能登者。裕自被甲欲登，诸将谏不从，怒愈甚。太尉主簿谢晦前抱持裕，裕抽剑指晦日：‘我斩卿！’晦日：‘天下可无晦，不可无公。’建武将军胡藩领游兵在江津，裕呼藩使登，藩有疑色。裕命左右录来，欲斩之。藩顾日：‘正欲击贼，不得奉教。’乃以刀头穿岸，劣容足指，腾之而上，随之者稍多。既登岸，直前力战，休之兵不能当，稍引却。裕兵因而乘之，休之兵大溃，遂克江陵。”

    这段话虽仅两百余字，却将一场反败为胜的战斗写得有声有色。其他姑且不论，就说战场的地貌，便险恶万分：江津临水，但“休之兵四万临峭岸置陈”，这对刘裕而言，不啻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可是，在刘裕的激励下，其部下建武将军胡藩“乃以刀头穿岸，劣容足指，腾之而上”，也就是抽出腰刀，用刀尖在江岸上挖出落脚的地方，哪怕只能插得进脚趾，他也在腾身攀爬，由此跳上江岸；士兵们也都学胡藩的模样，鱼贯而上，结果终于击败敌人，攻克了江陵。

    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其真实性似不容置疑。这则材料，显然是由当年的史官据实而录的。那么，问题在于那时的长江不仅是地下河，而且在江津一带江岸陡峭，高不可攀；岸上也场地广阔，以致荆州刺史司马休之的军队在这里可集结四万之众，且列阵其上，以逸待劳。若不是刘裕坚决果敢，胡藩凿壁登岸，南北朝的历史定将重写！联想到当今江津湖这一带地面的海拔高程与长江江面的落差，对照历史令人真有沧海桑田、陵陆变迁之叹。

    从不难看出，我们这座城市不仅是长江营造的，同时也是长江改塑的。记得1999年沙隆达广场兴建时，在今广场西南角7米深的地底下，发现有为考占专家确认为北宋年间的古井八座；而以此为基点向上看，则元、明、清数代的文化沉积层井然叠加。长江挟带而至的大量泥沙在此积沉，由此改变了历史曾经赋予给“江津”的一切。

    江津湖四季如画，有关方面能借这方宝地或采用图说演绎，或凭借视频展示等现代手段，叙说一下它的前尘往事，足以让后人在这里叹为观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