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学

    前不久，本人写过《公安县名前身“孱陵”沿革新考》一文，用湘西里耶古城一号井出土的秦简关于“孱陵”的记载，证明“孱陵”沿革并非“断自汉始”，而是始于秦朝或以前，通过网络进行了发布；8月5日《荆州日报》“荆楚往事”版刊于头条，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些反响。

    今又以“禹划九州，既有公安”为题再作考证。其依据有二：

    一、明朝正统元年（1436年）公安县儒学教谕房龄编修并为之撰写的《公安县志》序文开头语曰：“粤自《禹贡》分别九州，而荆州居其一，公安则为其属邑……”其措词是“属邑”，而不是“属地”。邑，县也。也就是说，公安是禹划九州之荆州的一个县。由此推断，公安的历史沿革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

    二、清同治《公安县志》（1874年）卷一《地舆·沿革》导语云：“考《禹贡》荆州之域，北距南条荆山，南尽衡山之阳。九江孔殷既今之洞庭，公安奥处其中。”“公安奥处其中”，奥者，深也。其实这句话已经表明，公安当时既在“《禹贡》荆州之域”，与前文所引说法一致。

    然而，这个导语在“公安奥处其中”后面却出现了一个多余的转折——“第秦拔郢置南郡以前无事实可考，故沿革断自汉始”。无论是从行文逻辑还是语言逻辑上看，这段导语都是前后自相矛盾。因为前面已经说明“公安奥处其中”，已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怎么后面又说“无事实可考”呢？而“沿革断自汉始”这一结论实为讹误甚至荒谬，导致以后以讹传讹，将“公安县沿革断自汉史”。

    为什么我们把《禹贡》的划分看得如此重要？又为什么说《禹贡》是我国最早、最有价值的地理著作呢？因为“上古无分野之书，而八寅八紘诸说又荒诞不经”（清康煕巜荆州府志》序）。至大禹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以后要纳贡赋，才有行政区划，山川分布，也才有了掌管地图与四方的官员（职方或职方氏），以重封疆而厚邦本。《广雅·释诂》：“贡，税也。”《广雅·释言》：“赋，献也。”就是向朝廷进献方物。

    另外值得说明的是，在禹划九州，公安隶属荆州之邑时，公安之名尚叫孱陵，刘备牧荆州屯兵油口后才将孱陵改为公安，明清时的志书编纂者便以公安之称，而不以“孱陵”之称，本文亦如是。

    既然禹划九州，既有公安，那么我们得了解大禹其人。

    禹（生卒年不详），姒姓，夏后氏，名文命，上古时期夏后氏首领，夏朝开国君王，历史治水名人，史称大禹、帝禹、神禹。黄帝的玄孙，颛顼的后代，鲧的儿子。相传，禹治理洪水有功，接受帝舜禅让，继承部落首领。在诸侯的拥戴下正式继位，国号为夏，定都阳城（今河南登封）。

    司马迁有《史记·夏本纪》（引文略）。

    有资料显示：夏朝（约公元前2070年-约公元前1600年），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由此算来，夏朝距今已有4000多年历史。既然“禹划九州，既有公安”，那么，公安也无疑有4000多年历史。在时间上，与1996年发掘的位于公安县狮子口镇清河村的鸡鸣城遗址又基本吻合。因为鸡鸣城遗址距今已有5000多年历史，是一处展示史前时代生活的“博物馆”，说明5000多年前既有公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和耕耘。

    古人云：“一邑者，天下之分；天下者，一邑之积。”意思是一个县是一个国家的分支，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一个的县组成的。弄清一个县的历史沿革，也是弄清国家共同体的历史沿革。清康熙《荆州府志》有序云：“郡之有志，亦犹国之有史。”

    在民间，有一副对联久传有续：“忠义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说明一个家族的传承一靠忠义，二靠读书。窃以为，一个国家的延续，不外乎一靠人脉，二靠文脉。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在文脉方面从来没有出现过断层的国家，所以，说中国具有5000年文明史是当之无愧的。其原因是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不少文人墨客和有识之士，在不断地发现，不断地研究，不断地传承和延续着中国文脉。而这些人不一定都是专业部门或在职在岗人员，也许就是一个普通的文化爱好者，也是一个国家的文脉传承者。这是大而言之。小而言之，一个县的历史沿革，也可比作一个人的身世和个人档案。当今中国，每一个公民都有身份证，国家和事业单位干部职工都有个人档案，即使是打工仔，企业也有个人档案。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也应该尽可能地把一个县的历史沿革弄清楚。

    我已退休多年，退休前也并未在史志部门工作过，只是受聘担任过《公安县志》总编辑，可能也没有责任和义务关注和研究本县历史沿革，但为什么又老是“盯”着这些事。一方面，我总记得现当代大诗人艾青那句话：“为什么我的眼里充满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很深。”一方面，有过总编一部县志的经历，从此对地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不惜代价地关注和研究。

    比如考证公安县名前身“孱陵”沿革，原本是在2016年出于对书法的爱好，在所购《里耶秦简博物馆秦简》（里耶秦简博物馆，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心编著，中西书局出版，2016年7月第一版P70）中偶然发现有“孱陵”二字。

    出于一种文化自觉，发现后一直想去里耶秦简博物馆见证实物，因交通不便未成（几年过去了，好像没有人去考证）。今年7月21日，我邀请县作协主席谭维帖先生驾车自费同去。到了里耶秦简博物馆游客登记处，为了节省时间，我们找到导游负责人说明来意并问询“孱陵”简牍所在展柜，没想到这个导游对此简牍十分熟悉，不假思索地说：“孱陵简牍不仅在展柜里面有，在博物馆大厅正面墙上也有仿制品。”说完，她径直把我们带到博物馆大厅和“孱陵简牍”展柜分别进行了解说，并热情地与我们合影留念。

    不要说开车从荆州到湘西里耶秦简博物馆需要的费用，一个“古稀”老人，来回要坐十一二个小时的车，也是一种辛劳的付出，这就是代价！

    但是，付出这种代价又是值得的。

    据了解，里耶秦简博物馆于2010年10月28日开馆，每年约有三四十万参观者。对于里耶秦简关于“孱陵”的记载，或许过去有关部门早有人知道，但知道了没有转化成历史，等于不知道。或者说，本县以外的人已经知道，而县内的人却不知道，这便是一个极大的遗憾！而我，毕竟知道并形成了文字。

    今年8月中旬，中办、国办颁发的《“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中指出：“文化是国家和民族之魂，也是国家治理之魂。”要求“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加强中华文明探源和考古研究成果、中华文化典籍等全媒体传播”。运用科学考古成果和文化典籍等研究一县之历史沿革，应该属于《“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内容。倘若相关部门根据这一文件精神，将本人对公安历史沿革“新考”“再考”内容纳入落实上述文件精神范畴，通过一定的形式进行发布，以还历史真面目，则不至于让已经启封的几千年前的历史继续尘封。如此，则为时代之幸！一县之幸！亦为个人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