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光明

    如果没有齐鲁的悲怆、秦晋的苍凉、巴蜀的诡异、吴越的灵气、荆楚的浪漫……中国当代文学就不可能具有丰富多彩的个性和流光溢彩的斑斓。正是这种不同区域文学的奇妙组合，使中国当代文学异彩纷呈，争荣并秀。所以，能够承载独特地域特点的文学，是构成当代文学璀璨绚丽的重要方面。

    但现在，我们不无遗憾地指出，在蒋彩虹的长篇小说《花鼓》出版之前，还没有一部文学作品有意识且全景式地来描写和表现广袤富饶的江汉平原，来展示这最具楚文化特色和水乡风情的地域文学作品。仅此一项，《花鼓》就可以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更何况，《花鼓》所展示出来的是壮阔的历史画卷，浓郁的地域特色，鲜活的人物形象，由此而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值得称道的叙事策略、审美价值取向和极为成功的人物形象刻画。

    显然，《花鼓》不是静态地表现某个时间点的横切面，而是有意识地展示一段历史的全貌。这段历史，从1919年算起到2008年结束，长达90年，涵盖了中国近百年社会的变迁与历史的演进：有女子的裹脚与解放、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土改、农业合作化、三年困难时期、人民公社、改革开放等系列惊天动地的大事；其中，又横跨了两个世纪、两个社会、改革开放前后等这些历史的大转折、大变化，真是沧海桑田、往事如烟；而在这些跌宕起伏的历史大事件描写中，作品又穿插、贯穿着世态炎凉，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悲欢离合、饮食男女、鸡鸣狗盗等这些非常接地气的浓厚的风俗与风情描写，从而使这部作品有了壮阔的时空背景和浓厚的人间烟火气。

    这气势，这场面，已经非常震撼了。但仅有这种历史的线条，并不能产生文学的审美效应。特别让人称道的是，作品把这些轰轰烈烈的历史事件镶嵌在人物生命历程的描写中，投射到人物喜怒哀乐的情感里，尤其是织进林静芝三任丈夫、四个男人、六个子女以及冲喜、守寡、逃婚、填房、再醮、子殇、迁徙，离苦一生，得乐终老的90岁的人生大戏中。这种叙事策略，使干巴巴、硬邦邦的历史事实，变得非常具象且有质感。

    当然，这种高超的叙事策略并不是作品的核心价值。我觉得，这部作品最耀眼、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浓郁的地域文化描写与展示。它是有意识的，又是全景式的，既是小说的魂，更是作品价值之所在。

    在小说中，这种地域文化是由四个方面构成的。一是水乡特色。《花鼓》以江汉平原为描写对象，具体又以天门东乡故事为重点。那里从自然风貌来说，最具水乡特点。湖港河汊，星罗棋布。人们傍水而居、依水而行、向水而生，其性格、风俗习惯都与水有关系。而小说也就全方位、多层次地描写了水乡特色，百姓栽种的是水稻、芋头、慈姑、荸荠，吃的是米、鱼、藕甚至还有鸡头苞、义河蚶等。当然，也少不了发洪水、闹水灾、蛇虫蚂蚁、青蛙螺蛳、打三盘鼓、挑蚜虫，走出国门的华侨……水乡文化，侨乡文化，一目了然。二是花鼓戏曲。源于天沔，盛行于江汉平原的荆州花鼓戏，这是最具本土特色的地方戏曲。这种戏曲文化，有自己的唱腔、程式、语言，生生不息，潜移默化，浸染滋润着一方水土，成为这一地区最具标志性的区域文化。小说取名“花鼓”，可见这一戏曲文化在小说中的地位。作品不仅有花鼓戏曲目的介绍，还有角色的分类，更有词曲唱段的截图。实际上，小说的结构，也是按花鼓戏的眉目和线索构成，分别由“闹台、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第四幕”展开；小说中的人物，多多少少与花鼓戏有关，他们或从小与花鼓戏结缘，以戏为生，如乔凤萱；或因戏生情，私定终身，如玉仙；或组成戏班子，招徒学戏，唱遍乡里，如林国栋所经营的花鼓戏班，乔家大垸的“箍六戏班”。而小说主人公林静芝，虽不以戏谋生，但却以戏相伴，以戏养生。戏，是她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她的精神支柱，更是她表情达意的一种形式。戏乡的人想唱、学唱、爱唱，不管嗓音好坏，都能哼唱一曲。因此论是婚丧嫁娶，红白喜事，建房升学，升官发财，都要搭台唱戏，光耀乡里。戏如人生，人生如戏，《花鼓》也就第一次全面细致地展示了荆州花鼓戏在此地的穿透力、影响力和普及率。三是楚文化。江汉平原作为荆楚文化的主要发祥地和承载地，传承保留了大量楚文化的密码与信息，深刻影响和塑造了这一地区人们的性格、习惯以及风土民情。小说虽然没有着意凸显这一文化内涵，但楚文化强大的影响力，或隐性或显性地左右这里的人们思维方式和处事态度，成为一种人物性格发展内驱力。譬如，林静芝三个丈夫，四个男人的故事，这在讲究忠孝节义，从一而终的儒家文化看来，是不可能的，也是大逆不道的，看看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即可明白。而林静芝的故事肯定包含着痛苦、悲伤与无奈，但其结果是被当时社会尤其是家族内部所容忍、所认可，更是得到了林静芝家人及本人的默认或接受。楚文化的浪漫灵动，追求生命的热烈与自由与“存天理，灭人欲”的儒家文化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作品描写清荷垸乔、戴两大家族构成，并没有从家族的角度，从三纲五常道德的深化来谋篇布局，落入家族小说的窠臼，而是淡化这种家族观念，重点写人物的命运。这亦是楚文化影响所致。四是原初语言。一种区域文化，除了风俗习惯外，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语言。天门东乡的语言，上接古楚语，横联西南官话，又与北方语系相连，形成了一种颇有水乡特色的地方方言。《花鼓》以地道的天门东乡的原初语言即口头语言作为小说的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多用衬字、象声词、连绵词、叠词以及俚语、俗语来表达，多用儿歌，花鼓戏文来体现。这就使小说语言具有一种内在的张力，具有一种不同于其他语言元素的独特审美属性。

    当然，一部小说的成功，仅仅满足上述成就还是不够的，关键还要看人物塑造是否成功，性格是否丰满，个性是否鲜明。而从这些方面来看，《花鼓》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花鼓》描写了众多人物，尤以林静芝这一人物为主线，贯穿始终。因此，林静芝形象的塑造，是这部小说成功与否的关键。可喜的是，小说对这一人物形象的刻画，能够抓住重点，始终围绕她形象的三个核心要素，在长达九十年的漫长人生旅途中，在喜怒哀乐的跌宕起伏中徐徐展开，使这一形象生动饱满，有血有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独特性。

    叛逆反抗的个性，坚毅乐观的品质，善良宽容的性格，这三个核心要素，既是林静芝这一人物形象存在的基础，也是她曲折人生的内在原因。

    小说一开始就是写林静芝的逃婚，一个不愿忍受残酷现实的少妇形象便跃然纸上，然后通过回溯方式写了她死活不肯裹脚，使这种叛逆反抗的个性更加突出，得到强化。到了后面，生活是如此的艰辛，生死是如此的平常，道路是如此的坎坷，但她总是以柔弱之躯作坚决的抗争。

    林静芝正是拥有这种可贵的品质，才可能闯过一道道鬼门关。不过，小说的可贵处在于，作者并没有着意设置刀光剑影的残忍场面，也没有置顶生与死，血与火的火爆场景，而是在平静的叙事中，于无声的悲剧中，展示了林静芝坚毅乐观的品质，特别在花鼓戏中，得到放松与发泄，得到安慰与抚慰，得到快乐与寄托。

    最后是林静芝善良宽容的性格。似乎上苍早就设计了一条人生的轨迹，让人们去攀援，去跋涉。《花鼓》中的林静芝对这些纷纷扰扰的现实，稀奇古怪的人生，生旦净末丑各种角色，她都能善良地对待，宽恕与宽容。譬如，乔二狗，这个作恶多端，祸害一方，尤其是对林静芝本人和家庭造成深重灾难的人，在他死后，仍然为之处理后事。这就是一个中国妇女的为人处事！她显得非常平凡普通，却异常真实。

    当我们合上由湖北省作协重点扶持并由长江出版社出版的38万字的《花鼓》小说，掩卷沉思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来给《花鼓》进行文学定位呢？从作品的表现内容和审美价值来看，《花鼓》是一部深刻而又真实地展示了江汉平原所蕴含的水乡风味与楚文化韵味的扛鼎力作，丝毫不逊色于当代系列文学名著！

    （沈光明，男，湖北天门人，原长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长江大学文学院荣休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员。多年来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