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佳

    今年2月初，我回老家闲住，老郭夜间来访，邀我第二天到他家吃晚饭，“我退休了，你也退位了，你难得回来一趟，我们老同学好生地整一杯。”50多年前，我俩小学同班，他是班长，他的盛情我没理由拒绝。第二天，我步行前往，按时赴约。嫂夫人做了一大桌子菜，几个炖钵子热气直冒，老郭开了一瓶“白云边”，酒盅是透明的塑料杯，他给我先满上，然后自己也满上。几口酒下肚，我们聊起了陈年旧事。以下是他讲的故事：

    你知道，我大哥在村小学当过民办老师，恢复高考的1977年考取了一所部属中专，毕业后就近分到宜昌工作，这事轰动一时，他是我们家族的骄傲。高中毕业那年，我们都参加了高考，成绩都不中神。你到县城复读。我到邻县的黄山头中学回炉，苦熬了一年，成绩还是没有长进。我担心长此以往会变成《儒林外史》里的“范进”，好一番思前想后，我回到村里，像我大哥一样当民办老师，开始我的乡村教育职业生涯。

    那时候“分田单干”后不久，我也分了两亩责任田，是旱田，我种棉花、小麦，教书和种田都耽误不得，能够做到两手抓，当然很辛苦。

    农村学校老师的构成，大体上是四种情况：一类是从师范毕业分配过来的，他们的文凭是“硬本子”，有正式编制，这类老师是极少数。第二类是通过了“民转公”（民办性质的老师按照条件可以转成工资待遇完全不一样的全民事业性质的老师）的“公家人”，这类老师占比也不大。第三类是像我这样还没转正排队等候的民办老师，这是农村学校的主体。还有一类是刚毕业的高中落榜生顶缺的代课老师。因为“民办”的人员范围已经锁定，这类人“代”的身份决定了他们无法迈进到民办，更不可能僭越公办。

    转正，成为“国家的人”，是那个时代我们民办老师的梦想，我为此奋斗了好多年。

    首先是考教师资格证，获得县里教育行政部门核准的“Pass”，我考了两次，终于领到了从业牌照。接下来就是通过自学、函授等形式拿文凭。我拿的是荆州师专（现在叫长江大学）的数学专业的专科文凭。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填报材料整理资料申请民转公的那一年，我儿子振华出生。民转公的名额由县里分到乡镇，乡镇教办具体组织实施，教办请几个有正式编制、德高望重处事公道的公办老师组成评选委员会，评委会成员投票打分，教办汇总入围人选的情况后报县里审批。明面上说，评选要看政治素质、师德表现、业务能力等等，实际上，每年转正的名额非常有限，能否转正，“功夫在诗外”。

    我自恃数学课教得好，有“业务能力强”的优势，每次都信心满满地报材料，却连续好些年与转正无缘，这严重打击了我的自信。记得你们16队的王培扬吧，连续9年没转成，他心理崩溃没能坚持到最后，很是可惜。跟我们读过书的万爱忠，在他们村里教书，到转正收尾阶段还没转成。村里念及旧情，推进新农村建设时给安排了一个环卫工的岗位。

    教我们高中化学的柳先梅老师，我们高中毕业那年唯一考取监利师范的余麒麟同学，都先后被镇教办聘为“民转公”的评委，他们人微言轻，帮不上我多大的忙，我理解他们。全镇等候转正的人太多了，镇教办方方面面的关系需要平衡，在涉及切身利益的关键时刻，有的人钻天打洞求人托人，我找不上关系，只好听天由命。

    我能够坚持到转正的春天，得亏你嫂子。她要忙田里的活，家里要管两个小孩，还要服侍我的老娘，她是真正的贤妻良母，吃饱饭，走正路，遇良人，我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啊。她总是宽容地理解我，没来由地鼓励我。“你安心地教书，田里有收的，饿不到我们。”“你好好教你的书，伢们大了工作了，我们的苦日子就出头了。”这是她对我说得最多的两句话。

    我终于熬过来挺过来了。等到自己造化的那一年，儿子正好初中毕业。15年啊！那个夏天的夜晚，校长惊喜地告诉我这个盼望已久的好消息，当时学校放暑假了，夜深人静，我跑到空无一人的学校操场号啕大哭，15年啊，我的悲愤、委曲和激动在这一刻喷薄而出，憋了15年的情绪在这一刻尽情地释放。

    转正以后，我在村小学又教了几年书。因为生源不足，邻近的两个村小学合并办学，教师出现富余，我就被调到镇中心小学，这是2002年的事。2008年底，我被提拔为分管教学业务的副校长。2015年，我评上了小教高级职称，至到退休，我一直坚持站讲台。在小镇这方小天地，40多年来我只做了一件事——教书，教小学数学，陪伴孩子们快乐成长。我是幸福的，这辈子值得。

    老郭的故事讲完了，一瓶“白云边”也见底了。

    农历兔年的正月十三，借助酒精的催化，老郭分享了他不屈不饶始终坚守的励志故事，我品味了他酒中浸泡的多滋多味人生。醉意朦胧的老郭作了总结概括：人生易老，去日苦多，苦尽甘来，享受当下。我完全同意，高度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