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中华文明与古代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并称为历史最悠久的世界四大文明。但埃及、两河、印度三个地方的古代文明后来因种种原因由盛而衰、最终消亡，唯有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脉相承、从未中断，一直延续到今天。相比较而言，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堪称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观，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关于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可以从不同方面深化认识，其中以下几点至为重要。

    第一，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自夏、商、周以下至清朝，政治实体衔接有序，均未因外力打击而中断，后一个朝代都自称是前一个朝代的继承者，都强调前朝何以失天下、本朝何以得天下，这实际上都是在强调本朝和前朝的联系。这种种联系的叠加，成为一个一脉相承的政治谱系。即使在十六国时期、南北朝时期以及五代十国时期，许多割据政权仍多是沿用此前出现的朝代名称，可见一脉相承的连续性意识根深蒂固。清朝后期，是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现代史的连接点。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虽历尽艰辛磨难，但政治发展脉络清晰可循，文明传统历久弥新，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第二，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中华文化传统从未中断。春秋战国时期，古代中国涌现出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孙子、韩非子等闻名于世的伟大思想巨匠，他们提出的思想主张、价值观念塑造了中华文化传统，对于后世的政治理念、人生哲学、社会伦理等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这些伟大思想巨匠的部分学说，在战国时的《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中已见端倪，继之则见于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司马迁《史记》中的诸子列传，刘向、刘歆父子《别录》《七略》和班固《汉书·艺文志》，其下又见于《七录》《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永乐大典》《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等文献目录学著作和大型文献汇编之中，可谓代代相传。同时，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像石渠阁会议、白虎观会议等学术活动的影响力，像《五经正义》《十三经注疏》等学术论著的权威地位，再加上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的倡导，这些因素都推动中华文化传统在中华大地传承不绝、流传至今。

    第三，发达的中国史学是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的有力明证，凸显出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从未中断。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中国史官制度源于商朝，周朝与各诸侯国已有“国史”撰述。孔子据鲁国国史作编年体史书《春秋》，产生了极大影响。《春秋》之后的编年史，有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司马光《资治通鉴》、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毕沅《续资治通鉴》等。司马迁志在“继《春秋》”而著《史记》，以“纪传体”记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约三千年史事，是为中国史学上第一部通史。东汉班固断代为史，将西汉历史著成《汉书》，开纪传体断代史之先河。此后，从《后汉书》到《清史稿》，历朝历代都有正史撰述，甚至有的朝代不止一部，这些断代史连同《史记》《汉书》，合称“二十六史”。除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综合体史书，还有《通鉴纪事本末》系列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和《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典章制度史系列。这些体裁的史书贯通古今，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华文明发展连续性的特点，堪称世界史学的瑰宝。这些史书作为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记录，代代传承、世世研习，使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从未中断。

    第四，作为中华文明赖以流传的工具，文字语言从未中断。从文字方面来看，尽管现代汉字与甲骨文、金文相比变化很大，但由甲骨文到金文，由金文到小篆，由小篆到隶书，由隶书到楷书，由繁体楷书到简体楷书的发展过程十分清楚、完整。而且，不管字形发生了多大变化，字的构造总是以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为共同原则。这些原则如同一座联系古今汉字的桥梁，今人通过它们可以辨识古代文字。在语言方面，古今差异的确不小，但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及专门术语上，语法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更重要的是，语言方面所有的变化都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发生的，后人可以沿着历代前人的解读拾级而上来读懂早先的古籍。从未中断的文字语言，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