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葵
武当山是离荆州最近的名山、荆州人的热门打卡景点。鲜为人知的是,600多年前,曾有一个藩王从荆州到武当山朝拜。
明太祖朱元璋共有26子,除太子朱标和早夭的朱楠外,皆封王。其中荆州三王:第十二子湘王朱柏;第十四子辽王朱植(共传九代);万历年间,神宗第六子惠王朱常润又封藩荆州(荆中路原名惠城街)。
朱柏生于1371年9月12日,8岁被封为湘王,14岁就藩荆州。
1982年8月5日,武当山紫霄宫赐剑台下修公路时,出土金龙一条、玉璧一件、玉简一枚。金龙,长12.5厘米,宽5.5厘米,用“失蜡法”和压模等工艺制成。玉简一枚,长29厘米,宽7.5厘米,厚1厘米,上以楷书刻写:
今谨有上清大洞玄都三景弟子湘王,以今上元令节,开建太晖观太晖三景灵坛,启修无上洞玄灵宝、崇真演教、福国裕民、济生度死普天大斋,计一千二百分,通五昼宵。今则行道事竟,投简灵山。愿神愿仙,长生度世,飞行上清。五岳真人,至圣至灵,乞削罪录,上名九天,请诣灵山,金龙驿传。建文元年岁次己卯正月申朔十五丙戌。上清大洞经箓法师臣周思礼于武当山福地告闻。
原来,这是朱元璋第十二子——湘王朱柏,建文元年(1399年)正月十五日开建灵坛、启修大斋,给武当山诸神的报告。
早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柏就曾拜谒武当山,寻张三丰不得,作《赞张真仙诗》:“张玄玄,爱神仙。朝饮九渡之清流,暮宿南岩之紫烟。好山劫来知几载,不与景物同推迁。我向空山寻不见,徒凄然!”还有《赞真武》:“皇皇上帝,一气分形。虚危钟秀,坎离余精。功高众圣,德辅九清。小臣儿昧,罔敢为名。”
明朝将真武神奉作保护神,武当山是皇室家庙。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璧”构成龟蛇合体的形状,象征着玄武神、真武神、玄天上帝。“坎离”是八卦中水火二者在方位上的代称。武当山地处南方,象征火神,须用水神真武来镇压。水火既济,阴阳平衡,天下方能太平。所以武当山又名太和山。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柏在荆州城西门外扩建太晖观。清乾隆《江陵县志》载:太晖观“宋、元时曾有草殿。洪武癸酉(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湘献王易而新焉,明年落成。令史占之,得未济之六五,爰题曰‘太晖’。”
可见太晖观并非朱柏首创,他只是“易而新焉”。朝拜武当山反映了朱柏对建文削藩政策的恐惧,于是向真武神祈求保佑,同时展示自己淡泊无为,没有权力欲望。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驾崩。长孙朱允炆即位,采纳黄子澄的策略开始削藩。周思礼告闻武当山不到三个月,建文元年四月十三日(1399年5月18日),有人告发朱柏谋反,证据是所造王宫(太晖观)擅自使用蟠龙柱和铜瓦,僭越等级,建文帝召他赴京问罪,他畏罪自杀;一说是官军包围王府,朱柏不甘束手就擒,阖家自焚而死。时年二十八岁,享国十四年。
朱柏死后,建文帝赐其谥号“戾”,无子,国除。
朱柏死因,名为僭越等级,实为功高望重,朱允炆必欲除之而后快,谋反只是借口。朱柏不为建文帝所容,一则才大名显,善于用兵;二则与燕王朱棣、齐王朱榑等相交甚深,而这二人是帝位的最大威胁。周王朱橚和朱柏也被视为燕王同党,一旦他们结盟,则对南京呈夹击之势。因此,剪除燕王羽翼、瓦解这个集团是朱允炆的当务之急。
朱柏为朱元璋诸子之翘楚。解缙《湘献王神道碑文》载:“王幼而美异,长而通明,温恭粹德”。朱柏与其他诸王就藩前,朱元璋赐给每人一条玉带佩戴,并要看看背后的装饰。其他人都转身背对朱元璋,唯独朱柏不动,只是将腰带转了一圈。并说:“君父不可背也。”这使朱元璋龙颜大悦,极为欣赏。
朱柏“善弓矢刀槊,驰马若飞”,三次指挥平定叛乱。而且“性嗜学,读书每至夜分”,有多首诗歌传世。解缙称其书法“深绎晋人,精思动合矩度”。可见他确实是难得的文武全才。
明代钱希言《辽邸记闻》记载:“城以内,西有子城曰湘城者,故湘王分封建宫之地也。”说明湘王就藩荆州后的王宫是在城内。袁中道《游居杮录》亦载:“入湘城,城四周可八里,甚坚厚,如今都城。皇墙内惟荒草,微有污漋,皆旧池台也。岁取野兽以为祭祀之用。”足以证明湘王府位于荆州城内,他并无必要到西门外另建王宫。
修建太晖观的目的,是作为道观、国庙而非王宫,蟠龙柱僭越等级之说更是欲加之罪。即使常人看来,太晖观规模、制式也全然不同于王宫。蟠龙柱不仅从未被捣毁,至今仍然立在祖师殿前。据此不难判断朱柏之死实属冤案。靖难之役后,永乐元年(1403年),成祖朱棣为这个英年早逝的弟弟平反,改谥“献”,修衣冠冢于太晖观西侧,现为省重点文保单位。
湘献王陵的特别之处在于墓与道观(国庙)毗邻,而且平地而起,没有“前朱雀后玄武”背靠山丘。如今,地上建筑全毁,仅余一赑屃(乌龟),所驮功德碑铭文为解缙撰。
此墓1997年被盗,因地宫内积水、淤泥太深,文物得以幸存。1998年春,荆州博物馆抢救性发掘,出土随葬品883件,大多为明器(冥器)。但也不乏珍品,木佣就多达400多件,还出土了一批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牙刷。特别珍贵的是龟钮方座贴金木印,印面阳刻篆书“湘献王宝”四字。
明初,被迫退回漠北的蒙古人是最大威胁。所以,朱元璋将最得力的九子分封于西北。其中,二子秦王朱樉(西安)、三子晋王朱棡(太原)、四子燕王朱棣实力最强,是拱卫都城南京的一线;周王朱橚(开封)、齐王朱榑(青州)等处于二线。相比之下,地处江南的湘王朱柏实力较弱,并不足以威胁皇权。因朱棣远在北方,拥兵自重。所以与他关系密切的诸王首当其冲。清朝查继佐《罪惟录》中说朱柏:“伪造宝钞或有之,招士马,怨之以罪也。称拒命而谋,是名无其实矣”。
“末大必折,尾大不掉”。中国历史上藩王造反的先例很多,如“七国之叛”“八王之乱”,但无一例外地都被强大的中央政权镇压。朱棣四年苦战,靖难成功,可谓空前绝后,从此再没有地方势力能够与中央相抗衡。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他相继把北方诸王南迁。如此,则北方边防空虚。若再封王北方,或者派驻封疆大吏,都有可能逐渐再次形成与中央相抗衡的地方割据势力,于是,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迁都北京,“以天子备边”,此举对于维护北方边境的安全、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今年恰逢朱柏改扩建太晖观630周年,故作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