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黎刚健

  雷思霈，明代文学家，夷陵（今宜昌市）人。公安派成员。

  雷思霈为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丁酉科举人，四年后又中辛丑科进士，官至翰林院检讨。善吟诗，喜访名胜，写景抒怀。他不但与公安派主力袁宏道诗文理论相呼应，也主张为文应抒发时代个人的真性情，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反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说法。著有《百衲阁文集》《荆州方舆书》。

  明末夷陵雷思霈先生是“公安派”的主将之一，且与“三袁”私交甚笃。现不揣冒昧，根据初略阅读的一些史料及部分网络文字，对夷陵雷思霈与公安“三袁”的渊源关系略加考证，以就教于各位方家。

  “公安派”简介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公安“三袁”（又称三袁）是指明代晚期三位袁姓的散文家兄弟，他们分别是袁宗道（1560年3月12日-1600年12月9日）、袁宏道（1568年12月23日—1610年10月20日）、袁中道（1570年6月10日-1623年10月19日）。由于三袁是荆州公安县长安里人（今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孟家溪镇三袁村。），其文学流派世称“公安派”或“公安体”。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公安派的影响。“公安派”是明神宗万历（1573年-1620年）年间以袁宏道及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等三人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因三人是湖北公安人而得名。这一派主将还有翰林院编修（或检讨）曾可前、江盈科、雷思霈（夷陵人）、陶望龄、黄辉等。

  他们所持的文学主张与前后七子拟古主义针锋相对，他们提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的文学发展观，又提出“性灵说”，要求作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能直抒胸臆，不事雕琢。“三袁”的散文以清新活泼之笔，开拓了我国小品文的新领域。在晚明的诗歌、散文领域，以“公安派”的声势最为浩大。

  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

  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年间李贽（1527年—1602年，福建泉州人。明代官员、思想家、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　文何必先秦？”“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纮、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作为公安派理论核心的口号是“独抒性灵”。公安派的“性灵说”融合了鲜明的时代内容，它和李贽的“童心说”一脉相通，和“理学”尖锐对立。性灵说不仅明确肯定人的生活欲望，还特别强调表现个性，表现了晚明人的个性解放思想。

  反对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　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表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　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概括地讲，公安派是反对复古的文学流派。明朝万历年间，文人结社之风尤盛，公安派结社便兴起于此时，有文字可考的公安派结社初始记载是万历八年（1580年）。公安派曾在明末兴盛一时，但是清朝时期对他们的研究和评价并不多见，甚至连受到他们影响进行文学创作的也很少见，有者也只是寥寥几笔。历史的车轮走向近代后，公安派的历史地位才逐渐得到重视，周作人、郁达夫等人在探讨新文学运动的源流时，方知明代“公安三袁”的开创性地位。那么，究竟是何原因，“公安三袁”的历史地位被埋没了这么久呢？　这有待同侪进一步考证。

  夷陵雷思霈在“公安派”中的地位及主要成就

  雷思霈，明代文学家，夷陵（今宜昌市）人。公安派主要成员之一。他是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丁酉科举人，四年后又中辛丑科进士，官至翰林院检讨。善吟诗，喜访名胜，写景抒怀。他不但与公安派主力袁宏道诗文理论相呼应，也主张为文应抒发当时代个人的真性情，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反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说法。他的行文议论风生，纵横捭阖，学识丰厚，视野开阔，尽展大学问家的气度与襟怀。

  据刘方《明代湖广作家研究》一文记载，明代湖广地区从事过文学创作的作家多达1642名，更不乏名人。尤其是明朝万历年间，境内公安、竟陵（天门）二地竟涌现了两大文学流派，引领晚明文坛风骚，令人为之侧目。其中就有以诗文著称的夷陵人雷思霈。雷思霈既为“公安派”骨干之一，又是“竟陵派”（因竟陵人钟惺、谭元春而得名的文学流派）首领钟惺的老师，在当时是声名显赫，颇具文名。

  雷思霈（1565年一1611年），系荆楚巨儒，字何思，比袁宗道小五岁，比袁宏道大三岁，大略和宏道的姐姐年龄相当，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举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检讨职。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出典福建乡试，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分考会试。不久因病请假告归乡里，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九月初三在家乡病故。清代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湖广通志他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大清一统志》《东湖县志》及《宜昌府志》均载有其人。

  雷思霈博闻好学，通禅理，善行草，颇具文名。著有《雷检讨诗文》两卷（诗、文各一卷）、《岁星堂集》四卷、《百衲阁文集》及方志《荆州方舆书》一卷、《施州方舆书》等。遗憾的是传给后世的并不多。今存世的另有《蓬池阁遗稿》，是诗文合集。此集为其“内弟”（妻弟）张孟孺“于先生磊室间搜括既遍，复于其静侣、穷交、禅楼、僻院，罔不征诘”“复得诗稿若干首，文若干篇，统为遗稿，目以《蓬池》”。其中诗四卷，文十卷。刊刻于明崇祯元年，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今存世的还有其门生钟惺于明万历丁巳年（1618年）选刻的《雷检讨诗》集，其为孤本，国内无存，现藏日本内阁文库。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的《雷思霈诗辑注》（蔡建国主编，周德富、秦兴友副主编）一书收集雷思霈的诗歌388首，是国内外第一部最齐全的雷思霈诗集。

  2019年12月，原枝江一中正高级特级教师周德富老师又编辑出版了《雷思霈文集》（李泉主编），该书收录了雷思霈目前已知的存世文章140多篇，主要来自崇祯元年刻本《蓬池阁遗稿》（孤本）。问题有文论、诗论、书序、简牍、寿贺、别赠、墓志等，行文议论风生，纵横捭阖，足见作者学识丰厚，视野开阔，尽展大学问家的气度与襟怀。辑注者作了点校和注释，给读者以查阅史实和集中阅读之便。

  雷思霈不仅是明代公安派文学的骨干，公安三袁的挚友；也是明代竟陵派的前驱和导师，钟惺的恩师；他还是铁御史王篆（明代夷陵州，今宜昌市点军区人，历任两京都御史、吏部左侍郎，他一生秉承清廉、正直、守礼家训，为官不徇私情，秉公执法，时人称其为“铁御史”，又因他廉洁奉公、刚正不阿、事亲至孝、荫及乡里，百姓皆颂他为“王天官”）的忘年交；更是尚书刘一儒之子、宰相张居正的女婿刘戡之最投缘的朋友；南明宰相是他的再传弟子。文安之（1582年—1659年），字汝止，号铁庵，夷陵鸦鹊岭（原宜昌市夷陵区鸦鹊岭镇文畈村，已并入新场村）人，明末清初文学家、文史著述家。《明史》有传，时处于明王朝覆灭之际，永明王拜文安之为东阁大学士（宰相）。文安之“见国势愈危”，毅然举起“扶明抗清”的旗帜。永明王逃到了缅甸，国土尽失，因复明无望，文安之忧郁而死。他还是中国古代著名地理学家，明代《荆州方舆书》《施州方舆书》的编者；堪称宜昌文学史上影响力仅次于屈原的本土作家，他把宜昌文学推到了又一繁荣的高峰。

  雷思霈善吟诗，喜访名胜，写景抒怀。诗文主张求真、求新，反对拟古，与“公安派”诗文理论相呼应，几无二致（换言之，是对“公安三袁”观点的具体阐释），因而被钱谦益冠以“公安末流”之名，谓“何思（雷思霈字）与袁氏兄弟善，当公安扫除俗学，沿袭其风流，信心放笔，以刊落抹杀为能事，而不知约之以礼”，但其诗文却影响“竟陵派”钟惺诗文观点的形成，其承启传递作用无人替代。另雷思霈精舆地之学，史家评议其“撰荆州、施州方舆二书。参考折中，尤为明核”之论，具有极高的文史价值。

  夷陵雷思霈与“公安三袁”渊源考略

  应该说，夷陵雷思霈是晚明文坛的一面鲜艳旗帜。在雷思霈生活的年代，今天的宜昌，称之为彝陵州，那时只是湖广行省荆州府领辖下的一个散州。所谓散州的说法，在明朝行政区划体系中，主要是据以区别于直隶州。直隶州隶属于省，一般有辖县，同时也直接治理基层单位（府无直接管辖的基层单位）；而散州则隶属于府。二者相同的是，其主官知州皆为正五品衔。

  到了清朝雍正十三年（1735年），湖广总督迈柱奏陈获准：改置彝陵州为宜昌府，附郭为东湖县，辖归州、长阳、兴山、巴东、鹤峰、长乐（五峰）等县。自此，宜昌才算是脱离了荆州的怀抱。从这个意义上讲，说雷思霈本是荆州人，也不以为过。

  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袁宏道告病返乡，往返家居于公安与沙市。这年五月，雷思霈邀约石首曾可前（雷之同年，也是公安派重要诗人）同往公安柳浪湖探访袁宏道，几个人欢聚一堂。谈禅议仙，论证学问，颇为相得。袁宏道有诗记之，袁中道亦写有《长石、何思二太史过公安》诸诗。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雷思霈因病请假告归乡里，数次邀中道游衡庐，而中道屡因他事拖累，未能成行。当年九月（古历），袁宏道逝世。此时，袁中道亦因病赴当阳玉泉寺疗养。此后，因有人前往夷陵，袁中道于便笺中即作书捎与雷思霈，言其因思念亡兄之凄楚怀，并邀雷等彝陵诸友数人至玉泉寺一晤。雷思霈复函，请于上元节前至此相见。过后，中道居山二月，雷思霈没能进山，而不久袁中道又因父病返回公安。当袁中道再接到石首曾可前来信时，才知道雷思霈有四月东下衡庐之意。到了这一年的九月初三，雷思霈即因病去世，袁中道不胜哀悼。

  民国《宜昌县志初稿》曾称：“雷思霈，字何思。博极群书，为文不涉草，纚纚数千言，操纸笔立就。性好仙，心地纯洁，不沾纤毫尘俗气；行书亦入神品，《百衲阁文集》行世。”这就表明，此人不仅天份极高，而且腹笥极富。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就诗而言，清代《宜昌府志·艺文志》中载其诗20首，民国《宜昌县志》载其诗21首，较之府志增补《长桥》一首。翻阅《枝江县志》又可见另外二首遗诗，《春日过枝江》和《江关》。当代宜昌地方文化学者认为，其诗清新蕴藉，写出了夷陵的自然美景和民俗风情，旧志说他作文不打草稿子，洋洋洒洒数千字，挥毫立就，恐怕绝非空泛之说。

  雷思霈曾为袁中郎（宏道）《潇碧堂集》作序，提出“真者，识地绝高，才情既富，言人所欲言，言人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言人所欲言，有心中了而举似不得者，其笔之妙与舌之妙，令人豁目解颐，鼓舞而不能已；言人之所不能言，虽千古未决之公案，与其不可摹之境、难写之情，片言释之如风雨，数千言不竭如江河；言所不敢言，则世所几乎忽作神圣，世所神圣忽作几乎。理不必古所恒有，语不必人所经道。后世而有所知其解者，人证我也；后世而有无知其解者，吾证我也。”是真正“六经之外，别有世界者”的大手笔！

  雷思霈认为，袁宏道的创作主张，注重“真”；他鼓励说：“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强美者不欢，强合者不亲。夫惟有真人，而后有真言”；要想做到这一点，则须“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之所不敢言。”显而易见，雷思霈与袁宏道在文学主张与思想方面几乎是持论别无二致：他们都主张应求真、求新，反对拟古，从而为晚明文坛树起了一面鲜艳的旗帜。

  其后，雷思霈的得意门生弟子、明朝竟陵派掌门人钟惺在为恩师编《蓬池阁遗稿》（北京国家图书馆有藏）时，曾评价雷思霈说：“尝自云性不泯古、学不蹈前，顺自然之性，一往奔诣……。然流于诗文者，一集有之，一篇有之，一句有之。”袁中道亦曾评钟惺所选雷思霈诗乃是“笔下有万卷书，胸中无一点尘”，“此等慧人之语，一一从胸中流出，尽揭而垂于天地之间，亦无不可”云云，无疑都是极有见地的綮切之论。

  如今，回过头去看，时值明朝万历年间，因承平日久，天下粗安，在湖广一地之公安、竟陵，居然能为晚明文坛推涌出两大流派，绝不是一种偶然的文化现象。雷思霈既为公安派骨干，又为竟陵派掌门钟惺之师，其承启、纽结地位、作用当是很重要的，似应引起当今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何思（雷思霈字）精舆地之学，史家评议其“撰荆州、施州方舆二书。参考折衷，尤为明核”之论，似非虚谈。比如，钟惺就曾这样称颂他道：“其识力卓而突，能超世；其才力大而沈鸷，能维世；其胆力坚而神，能持世；其骨力重而不软，能振世。其气宇间而有其肝肠热，其心在眉睫而其舌在肺腑，居然有一圣贤豪杰之身，悠悠忽忽，疏疏落落。”门生服膺恩师，原本不足为奇，可钟惺身为一派掌门，能够像这样从识力、才力、胆力和骨力等方面来高度赞扬雷思霈，并以“其心在眉睫而其舌在肺腑”这样的话语为之作结，看来可真是对其敬服得五体投地了。从这个意义上看，雷思霈能撰《荆州方舆书》，实乃地方之大幸！

  参考文献：

  1.张廷玉等：《明史》，卷288。2.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3.吕士朋（台湾）：《晚明公安派兴起的时代背景及其精神》，《史学集刊》1999年第4期。

  4.民国《宜昌县志初稿》。

  5.《雷思霈诗辑注》（蔡建国主编，周德富、秦兴友副主编）。

  6.《雷思霈文集》（周德富辑注，李泉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