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礼荣

  早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党组织就十分重视动员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伟大斗争中来的这一重大问题。

  1923年1月1日，彭湃在广东省海丰县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县农会；当年6月，党的“三大”通过了《农民问题决议案》，确定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号召无产阶级团结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第一次提出了领导农民运动的问题。正是在这一年的7月间，由中共武汉区委直接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武昌地委便成立了暑期农民运动委员会，发动各校进步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利用暑假返乡的机会，开始进行农村情况调查活动，为开展农民运动做好了前期的组织发动工作。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功实现和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1926年5月3日起至9月11日，毛泽东同志主持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两湖地区培养出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成员。这一届讲习所历时4月有余，是广州历届农讲所中历时最长的一届。

  1925年初，在武汉读书的江陵籍学生戴绍鼎、赵本长与田其宽等作为中共党员，奉命回到家乡普济观田家坊开展农民运动。他们深入到穷苦农民之中，向他们宣讲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同年秋，戴绍鼎等以串联好的贫苦青年农民为骨干，率先在田家坊及周边地区成立了第一个农民协会。入冬之后，附近傅家湾又有王子香、傅在举等毕业学生回到普济，他们入党后被安排为农协的专职工作人员。由于机构健全，人员配备完善，到了第二年的春节前后，江陵普济一带已拥有在党组织领导下的农协会员1000多人。在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普济观镇举行了区农协成立大会，方圆数十里的农协会员纷纷赶来参加。在这次群众集会上，当地有5名土豪劣绅被农协会员押到台上示众警告，接着人们又分成三路，分头去各乡、村游行，以扩大农民协会的声威。当第一路游行队伍抵达傅家湾时，农会会员们捉到当地一贯作恶多端、鱼肉乡民的大土匪傅传玉和李少先，要求农民协会予以惩办。待三路游行队伍会合后，农协主席王子香当场宣布，将傅、李二人就地处决。这一壮举，大快人心，极大鼓舞了农协会员投身反帝反封建伟大斗争的积极性。

  江陵普济观镇农民协会成立的这一大壮举，充分证明了在广大农民群众中蕴藏着极高的革命积极性。在旧中国，广大农民群众受压迫最为深重：大多数土地都被达官贵人、豪绅地主所瓜分，农民不仅缺少田地，地课赋役也十分沉重，他们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权利，在经济上受到各级反动统治政权以各种方式征收的苛捐杂税盘剥，以致生活无着，难以为继，时时承受着随时可能破产的威胁。两湖地区靠近民主主义革命的策源地广东，又有辛亥首义的革命渊源，因而广大农民群众的觉悟比其他省份显得更高一些。据不完全统计，1926年6月全国农民协会会员共有90万人，湖北农民协会就占有7万2千人。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进行了一系列反对军阀和反对贪官污吏的斗争。这次由共产党人主持领导、以两湖地区为中心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几千年来一次最重大、最彻底、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普济农协的这一行动，使广大贫苦农民认识到，农民协会是贫苦农民自己的组织，有了这一组织，就能够将长期欺压自己的恶人打倒。与普济相毗邻的沙岗，也于1925年夏天成立了秘密的农民协会，这里的领导人是陈香波、彭之玉等人都是共产党员。当地的农协成立后，将当地反动士绅张仁科戴高帽子游乡。而在沙市长江对岸虎汛区的虎东地区，也有共产党员林维章等于1926年7月成立的“江陵县窖金州第一村农民自治会”。该自治会制定有书面的会章，还到沙市营产局备了案，其宗旨是为维护农民利益，反对土豪劣绅与保甲组织相互勾结，随意征收苛捐杂税。

  1926年春，中共党员刘绍南受党组织委派，回到家乡戴家场（今属洪湖市），开展农民运动。他深入到贫苦农民之中，向农民、渔民宣讲受压迫、遭剥削的社会原因，揭露统治阶级的黑暗与残暴。到了春节期间，他还把自己家里的长工和佃户召集起来，当众宣布把家里的土地分给他们。他这种破产闹革命的实际行动，极大地震撼了当地群众，觉醒了的农友们行动起来，掀起了抗租、抗息、抗税的浪潮。几乎在同一时期，在湖北法政学校学习的熊传藻也作为中共党员被派回新堤，在工农群众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和发动工作，并发展了一批先进工农分子加入共产党，先后建立了新堤总工会和周边乡村的22个农民协会。在农民运动中，进步青年彭国材、涂位云、贺闯、李德珍等20余人加入共产党，成为这场伟大斗争的中坚骨干。

  公安县的农民协会筹备处于1927年2月成立，至当年夏天，便成立了8个区农协和92个乡农协，会员达4万多人。几乎在同一时期，其他各县都相继成立了农协组织或农协筹备委员会。农民协会组织的普遍建立，推动了荆楚大地农民运动的空前发展，“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响亮口号，在短时间内便响彻大地。

  石首的农民协会成立于1926年5月。其先，李良耀、李恒久等人在九佛岗、石华堰、鹿角头一带先后成立了秘密的农民协会，廖学愚在八十丈、调弦口也成立了秘密农民协会；而屈阳春、冯世华等人同期在来家铺、章华港、永合垸一带成立了秘密农协……1927年7月，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李良耀等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灭土匪，打土豪，劫富济贫”的行动口号，组织农民协会会员杀掉了当地土匪吴汉卿、赵志清，将其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土豪劣绅立即报复，烧毁了农民协会领导人的房屋10余栋。农民协会及时组织会员进行反击，手持梭镖、马刀的农协会员处死了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10余名。

  1927年8月15日，监利中共党组织还秘密召开农民协会小组联谊会，互相交流经验。不久，党组织了解到监利大劣绅谢良弼鲸吞了省政府下拨给监利灾民的救济粮的情况后，立即组织1000多名灾民将谢的住宅团团围住，不但要谢吐出了侵吞的救济粮，还迫使谢交出罚谷100担并当众认错道歉。

  农民协会组织的普遍建立，推动了荆州农民斗争的空前发展。在严厉打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同时，现荆州市辖区各县的农民协会还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侵略势力。松滋沙道观天主教堂占地约3000平方米，1903年由比利时宜昌教区的外籍神甫兴建，掌管着沈市、采穴、米积台、朱家埠、老城、天星市、簸箕岗等六个地方的教会事务，共有教徒140余人。两湖地区大革命运动兴起后，在松滋传教的美、英、葡等国神甫、牧师全部撤离，他们离开前曾各自指定代理人管理教会事务。这些代理人经常仗恃外国的特权，在地方上挑起讼事，强夺田产，可说是为所欲为。在松滋兴起的反帝浪潮中，由农民协会出面断然没收了沙道观天主教堂，驱逐了代理人；而松滋老城、白溪桥、天星垸、杨林市、刘家场等地的农协于同期也继而奋起，积极行动起来，没收了各自所在地由外国教会所把持的财产，另将其所有的土地、房产及其收纳的地租充公。

  随着荆州各地农民运动的广泛开展，维持地方秩序成为农民协会的又一重要工作。为了剿除匪患，各地农民协会相继建立武装组织，其中实力最强者，当数由公安县除暴安良委员会所掌握的农民武装。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入湖北，各地的武装斗争大体结束。这时，中共湖北区委及时发布了《对湖北目前几个重要政治问题的意见》重要文献。其中列专文明确提出“分区肃清土匪，务求使久受蹂躏之湖北人民稍得安宁，欲达到此项目的，必须政府与人民合组除暴安良委员会。”公安县由于历来匪患甚炽，全县8个区都分别成立了除暴安良委员会。该委员会具有过渡性的军事政权性质，其活动宗旨具体设定为宣传国民革命，支援北伐战争，打击土豪劣绅，清匪和移风易俗等五大任务。不久，各区又将当地原有武装加以改组，组成“农民自卫队”，置于除暴安良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并于1927年6月由中共公安县支部将这些农民武装统一组建成人民自卫团；樊学赐任团长，杨荣祥任副团长，下设8个大队，共3000余人，五六百支枪，成为鄂西地区一支实力较强的农民武装。当期组建之初，便痛击长期在安乡、澧县、公安等三县交界地带骚扰多年的湘籍巨匪张玉龙部，大张了农民协会的声威。

  大革命时期荆州的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兴盛蓬勃，构成了本地区近现代历史上一道耀眼辉煌的亮色。这场运动虽因国民党反动派后来发动的“四一二政变”所夭折，但为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夏末于危急关头毅然发动的秋收暴动，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并且准备了一大批骨干，继而为湘鄂西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谱写出一部有声有色的序曲，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一页光辉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