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波

  对于2022年，很多人可能都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一种“例外状态”的终结，也预示着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这些都会真实地反映在每一位诗人的思考和创作中。他们经受住了考验，同时也将自己的困惑与疑难表达在了无声的文字中，只有情感与文字记录，才会最终持守住这份人生的磨砺。在时代的深度变革中，每个人的内心或许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诗人们敏感地呼应着这种时空之变，他们写下的一切都是时代之变在语言中的回响。

  在后疫情时代，湖北诗人在回归古典传统的同时，也向自然和“地方”寻求诗的资源。诗人们一方面重新书写现代风景，另一方面则寄情于自然山水，以释放和化解枯燥的都市生活带来的自我规训。像诗人哨兵，对于都市生活的反思可能正建基于对山水自然的重新审视上，他并不一味地赞颂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而是强调现代工业对自然的侵蚀和挤压，这种对自然异化景观的警惕也表征了诗人们重新理解诗与时代对接的当下现实。还有一些诗人则更为关注自身所处的地理风土人情，从“地方视角”切入到写作现场。铁舟写过一篇文章《从小地方出发》，他认为，小地方“于我就如同身上一块与生俱来的胎记，如影随形”（《金融博览》2022年第7期）。对于生养自己的荆楚之地，很多诗人就是以“参与者与见证者”的身份在打捞记忆的碎片，他们书写熟悉的地理风物，一方面要为故乡立传，另一方面则是确立更为复杂的怀乡传统。

  哨兵的洪湖书写持续经年，无论是当年身在洪湖写洪湖，还是后来离开洪湖之后返观洪湖，诗人深深的洪湖情结已经成为了其写作的重要标签。这种诗歌地理学的生成不是刻意为之，洪湖在血脉里的滋养构成了诗人的美学自觉。在《哨兵的诗》（《星星》2022年4月号中旬刊）中，诗人以行走和观看强调了一种现代性地理存在，而又有着强烈的古典情怀。《过白莲河水库随手帖》《过平江杜甫墓》等诗作，在引入地理风景的同时，也坚定地承担了敬畏传统的诗学使命。这种“随手帖”的形式是现场体认，可以自由地通达一种关乎当代的地理诗学。

  在书写故乡地理的湖北诗歌群体中，铁舟是一位集束性地发出独特之声的诗人。其组诗《晚风微凉》（《诗歌月刊》2022年第8期）和《西干渠笔记》（《金融博览》2022年第7期），书写的是更为明确的方位和具体的对象，这种针对性强的地理写作貌似狭隘，却有着更生动的场景感和结构意识。在《郑家铺》一诗中，对于家门前的一条无名河，诗人无法视而不见，他写下这条河，不是为了纪念，而是搜集所有与这条河相关的命运，因此，他的目的不是词语，而是由词语所构成的思想。而万文平的诗集《行走的火焰》（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1月版），在书写日常生活经验的同时，也不时地将笔触对准荆门，并参与对这一地域诗学的建构。在《我爱荆门》一诗中，诗人书写荆门并非刻意，即便是感同身受地记下了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他仍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向这座城市表达自己的敬意，它可能是宏大的、高调的，但不乏真诚和善意，那是心底流露出的朴素情感，无需刻意升华，诗人已在时空维度上重新定义了一种“在城市内部行走”的地理诗学。在《捡板栗》《傍晚的橘树》等诗（《汉诗》2022年第2辑）中，杨光打破了单纯地方性写作的藩篱，用词语的组合去照亮他写到的那些山水、风物和人事，其内在的穿透力不在于过度陌生化的语言变形，而是他对人世万物的理解与感悟首先是基于常识，然后才调动乡愁意绪来完成对内心的回归。

  陵少的诗集《沿着一条河流北上》（中国言实出版社2022年7月版）也是以书写地理和风物见长，无论是《黄河组章》《泰山组章》，还是《泸州组章》《贵州组章》，都是在行走中完成的对地理的文字丈量。陵少的诗歌写作总有着一时一地的抒怀之意，虽然在空间上立足于“诗歌地理坐标的漂移”，但他始终保持着创造的行动力，这种坚持和驻守让他将所有的地理都定格在了诗的瞬间，这种行走的记录本身就暗含了诗意的无限可能性。王猛诗集《每块田都有自己的名字》（北岳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是一个小镇青年的诗歌旅行史，在书写故乡的新形式里，他力避抽象的概念，以一个个更具体的人、事、物将诗场景化、戏剧化，最后唤醒那些可能沉睡的记忆。他虽然从地域出发，但最后抵达的是超越地域的普遍共情力。

  在山川地理的行走中诉诸分行文字，韩少君近年专注于此道，他的组诗《川西行》（《贡嘎山（汉文版）》2022年第6期）和《川南行纪》（《扬子江诗刊》2022年第1期），都是以入川旅行作为切入点，直接记录旅川的见闻感受，那种简洁和干净，如同诗人使用口语表述所有芜杂的疑难与困惑。《川西行》这首诗可能无法包含诗人川西行的全部感受，但他从那些宏阔的感叹中抽身而出，用更多的细节来填补抽象的感悟，这种行走体验式写作表征了一种新的地理诗学的视野。

  毛子是一个具有宽广宇宙意识的诗人，他近年的写作变得愈发缓慢，这种缓慢里有他作为诗人对自我和世界的深度思考。他可能不会就社会热点问题进行即时性书写，但他的每一句都会指涉我们经历的现实。在组诗《探访之诗》（《诗刊》2022年11月号上半月刊）中，毛子以探寻存在和未知的方式与世界对话，当从母亲那里得知他还有一位未出生的姐姐时，诗人写道：“我一直生活在不存在的姐弟关系里/独享一种亲密。/而当我望着那些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那块聚集着我的总数的乌有之地/我升起了一种想回去的愿望/回去看看另一些形式的我，在另一些可能的待命中”（《探访之诗》）。诗人反刍着历史的阴影，也挑战着既定规则，而发生或未发生的事情，在诗歌里指向的是一种存在的可能性，这也是诗歌写作另一种向度上的更大介入。彭君昶的诗集《我撕下黑色口罩如遗忘》（美好城邦出品，2022天津），对现实既有着冷峻的思考，又在修辞上注重思想力度的打磨。在《小于一》《自然保护区》《假诗之名》等诗中，诗人一方面拒绝和反抗遗忘，以记忆复活对时代的审视，另一方面也解剖和批判自己，这种通往真相的双重选择，是当下介入写作至高的现实。

  寻找真相而不得，左右为难之际，一个人必须作出选择，但选择是一把双刃剑，诗人在进退两难时还是保持了勇气和胆识，这是诗人面对时代之难时的“介入”之道。作为一个新闻人，杨章池的诗有着深藏于爱和善中的尖锐凌厉之气，在看似不经意的叙述中，他的观察与洞见会直指某些时代的幽暗处，但灰色的基调中又透出丝丝温情。在组诗《这些爱，这些苦》（《滇池》2022年第9期）中，诗人以理解之同情的眼光来化解世间那些悲苦的生活疑难，有时针对人生命运直抒胸臆，有时也在隐喻中解析存在之难。同样写棉花，有的诗人会写出旺盛的生命力，而杨章池则洞察到了“不体面的棉花”生长背后的辛酸史，可即便如此，它也能热烈地拥抱生活，并守住一份爱的勇气。

  另一位低调的诗人黄沙子，显得更为沉潜，他的《错觉》《恍惚》《哺乳动物学》《猴子的进化学》等诗（《汉诗》2022年第1辑）有着内敛的共情之意，观察和冥想总是通向哲思，那是一种生动的启蒙，内里蕴藏着诗人与世界万物互动的渴望。就在这些描绘与言说里，反映出了诗人在纯熟的技艺中建构诗学体系的愿望。或许与近年的深度阅读有关，陈恳的写作还在向内走，其组诗《我感觉我是一个他者》（《三峡文学》2022年12月号）洞察到了生活之苦，但诗歌中没有愤怒，而是对命运内在的抵抗。诗人在细微的变化处更新自我的体验，却又在诗歌中将自己作为了诗思的参照，这一诗艺分娩出了新的精神美学。在组诗《整个旷野都是舞台》（《三峡文学》2022年4月号）中，飘萍由一场场观看事件出发，将所有的见闻都收摄进诗歌里，不管是“我”还是“他”，都是依托于“用力”的词语，为诗歌赋予一种向上的力量。同时，她也游走于现实和虚幻之间，在峰回路转之际，让诗歌获得必要的技艺与分量。马小强的组诗《时间在迂回中一往无前》（《三峡文学》2022年9月号）中有着对诗歌理想的追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都值得诗人一往无前地去探索，而在某种语言的困境中，他试图修复的是生活中的爱与善意，还有几乎被遗忘的美好。

  近几年，湖北诗人开始有了比较自觉的地域诗群意识，除了影响较大的“潜江诗群”之外，谭维帖主编的《虎渡河畔——公安诗人新诗选》（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版）推出了公安诗群的作品，“构成公安地域性诗歌的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除“潜江诗群”之外，荆门诗群、荆州诗群、宜昌诗群等地域诗歌群体，都在2022年以诗歌群体展览的方式建构了地域性的诗学共同体，这种地缘性共同体似乎在还原当代湖北诗歌书写的一种乡土记忆。湖北诗歌的地域性和地理学呈现，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诗人们所追求的当代性之所在。

  （刘波，湖北荆门人，毕业于南开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日本名古屋大学访问学者，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湖北省作协首届签约评论家。现为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