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礼荣

  清朝末年，大清帝国刚从中世纪时期的封闭性自然经济形态中苏醒过来，开始打算与国际社会接轨之际，近现代国际贸易体制中的海关制度，便已经逼上门来，要求清廷尽快做出反应。好在中国人一向有“变通”之法，那就是在春秋战国时就盛行一时的“客卿制”。既然东周时卫国的孙膑可以到齐国任统兵大将，咱大清帝国怎么就不能请一个懂行的外国人管理海关呢？　于是，英国人罗伯特·赫德便被清廷特聘为海关总税务司，主持其事。

  由于当时正处于中外不对等的博弈关系中，所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赫德注定是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但是，有个不容争议的事实是：1861年，大清海关税收为白银496万两，时隔四分之一世纪后，即到了1887年，其收入总额便已达到2000万两，翻了4倍有余，占清廷财政收入的24.35%，成为当时最稳定、最可靠的重要财源。1911年，赫德在英国去世，当时清廷还煞有介事地追赠其为太子太保，可见他在主持海关工作时一些做法，还是值得肯定的。

  赫德担任清廷海关总税务司后，首先就对海关雇员采取公开招考与选拔的用人制度，最先来沙市海关任职的，是代理税务司丁·牛曼先生。

  1896年10月1日，丁·牛曼正式到任。他来到沙市做的第一桩事，便是带上翻译整天穿行于沙市的大街大巷，对这里的地理优势、市场状况、城镇规模以及商品流通等情况进行全面详细调查。当年年底，他便循例向海关总税务司发出第一份年度报告。

  在报告中，丁·牛曼对沙市这个传统商埠城镇有很高的评价：“（沙市）是湖北省仅次于汉口的重要市场，商业地位优越。”他强调说，沙市的土布交易非常活跃，“由于耐穿，受到广大用户的欢迎；土布衣服穿破了，还可以用来铺鞋底”。尤为引起他关注的是，沙市作为“华中最大的土布市场”，这些被称为荆庄大布的土布，因市场信誉极高，能够远销至广东、四川、云南和贵州等地。

  1898年5月9日，发生在沙市的“火烧‘洋码头’事件”，吓坏了丁·牛曼。他在向海关总税务司发出的报告中写道：“5月9日的骚扰，发生在外国人生活区。5月8日夜，轮船招商局一个看守惩罚了一名苦力，9日晨，挨打者的大批同乡聚集在该公司办事处门前，群情愦激。公司代理人同他们谈判无效，怒火未能平息，下午5时半，一群人冲进了海关。街上人群敲锣喧闹。顷刻，本港海关的新屋着火燃烧，继而海关船，招商局办公房及趸船、日本领事馆，渣甸洋行，怡和洋行经理人的住宅都被点火焚烧。财产损失达10万两，外国人和海关外籍职员都乘船离开沙市去汉口。骚乱初起的几天，地方当局似乎瘫痪无力，接着从宜昌，武昌派来了军队，进行了大逮捕。有4名首领被斩首，并悬首级于码头示众。其他人被判了监禁。由于这次骚乱，在本城城东建立起了兵营。并对返回的外国居民采取了特别安全措施。7月1日，海关才重新开始工作.招商局还在考虑货船今后应当挂中国旗还是外国旗。贸易的衰退现象年底才逐渐消除，重新有些进展，但从全年来说仍属萧条。西部动荡的局面此处已有显著感觉，金融业首当其冲，好几家已经倒闭。由于向重庆输出的土布、棉花几乎停顿，使情况更加恶化。”

  应当说，丁·牛曼对这一严重突发性事件所进行的描述，是相对公允的，大体上与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外交部）向光绪皇帝报告的内容一致。所不同的是，他另外还透露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亦即：“开辟内河轮船运输的计划也受到当地商人的冷淡，以致搁置。”

  原来，由于连续几年干旱，沙市便河连通的内荆河航道，壅塞严重，此前地方商绅曾有在此“开辟内河轮船运输的计划”，可由于“火烧‘洋码头’事件”给地方政、商两界留下的创痛太深，故此计划最终搁浅。从此，沙市内河航运离时代的要求愈离愈远，不过五、六十年时间，便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

  大约丁·牛曼见惯了低眉顺眼、逆来顺受的大清国子民，所以一当民众中蕴藏着的反帝反封建怒火开始迸发之时，他就再也不敢朝这座火山口挨近坐了。于是在这一事件发生过后，他便坚请调离，告别了沙市。

  1899年，前来接任沙市代理税务司职务的也是位外籍人氏，也就是A·H·威理士。在经过市场调研后，这位威理士先生郑重向上级建议，沙市应当大力发展仓储业。因为在他看来，沙市与宜昌相比，这里“工价正廉，又系产棉最多之处”。所以他极力动员外国商人来沙市投资，并断言“洋商来沙市设行定可获利”。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可算是在国际社会上为沙市开展招商引资活动的第一人。

  此后，来沙市工作的外籍代理税务司官员，更替较为频繁，几乎是一两年便换一个；其中原因，可能是和上海、武汉等已成为国际大都会的城市相比，沙市的文化生活过于闭塞，没有谁愿在这里久住。相继前来任职的外籍代理税务司官员，有M·K·诺贝斯、C·C·斯格尔曼、L·A·莱尔、L·A·李尔俄、A·夏普蒂恩、弗里得·克雷森、G·毛利等。这些从西方世界来华的海关官员，以其特有的精明、细致和准确，详细考察了荆州、沙市一带的商贸情况，而他们又特别注重社会动向给商业贸易带来的种种影响，因而当他们在对其上司发出报告时，均与丁·牛曼一样，实事求是地介绍了沙市的社情民意。

  例如，1909年，代理海关税务司A·夏普蒂恩在报告中写道：“今年这样大的洪水据说为60年来所仅见。它摧毁了湖北中部广大范围内的居民区。扬子江和汉水泛滥淹没了石首、公安、江陵和监利等地的农田，水深达到屋檐，把这些地区变成由扬子江大堤隔开来的两个大湖。幸而南岸水退得较早，因而石首，公安的大部份田地还能冬播。但是本地区的北边和东边，从7月底到10月，汉水间歇地泻入江陵和监利，洪水持续时间超过了以往.上述两县的广大农村，现仍淹没在水中，那些低洼和困在堤中的地区来春作物收成也无望。据估计，仅在这个地区就有60万以上的人无家可归，全靠救济。”这时为清朝宣统元年，社会已经临近即将发生大变革的前夜，而这场特大洪灾却似未引起清廷上下的必要关注。若不是夏普蒂恩的这份报告，后世人还不知道这场洪灾的破坏性是如此之大。

  沙市海关税务司这些报告，虽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沙市在东西方殖民主义压迫下“对外开放”的现实，但无疑也会对英国的在华政策产生明显影响。它们的存在，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佐证，值得我们予以重视并开展必要研究。

  例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沙市海关税务司G·毛利除了详细记录民军攻城及清军投降的全过程之外，在附记中还提到当年沙市进出船只的具体数量，为28400多艘次；若是拿这个数字与1897年由丁·牛曼在开关后第一年所统计的498艘次相比较，即可发现，在沙市口岸开放的14年间，过往船只数增长了57倍。这充分表明，沙市的商业贸易有着何等巨大发展潜力。

  民国建立之后，沙市海关税务司的外籍雇员虽有一定变化，但这个机构还在，他们的继任者也还在继续莅任履职。有所不同的是，随着社会的变迁，他们的职能与此前在大清黄龙旗下的使命相比较，已是大有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