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廿浦

  近日吴文化博物馆举办“荆州——千里江陵”特展，铜剑彩漆，目不暇接，让人不禁联想到吴楚两国的关系，率先进入脑海的几位人物，貌似都是从楚国逃奔而来，例如伍子胥、项羽等人。细细梳理这段岁月，投奔吴地的人物背后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隐隐推动，颇为奇妙。

  由楚入吴的三组代表

  在楚国800年历史中，投奔吴地的人颇多，其中申公巫臣与狐庸父子、伍子胥与伯嚭同僚、项梁与项羽叔侄是其中代表。

  第一位由楚入吴的名人是“申公巫臣”，芈（音米）姓屈氏，名巫（一名巫臣），字子灵。他在楚国卷入绝世美女“夏姬”争夺战，虽然最终侥幸抱得美人归，但付出了逃离楚国的代价。

  公元前584年，申公巫臣接受晋国的命令，带着三十辆战车出使吴国。他来到吴地后，将中原的车战技术传授给吴军将士，让骁勇悍猛的吴人战力更上一层楼。他又让自己的儿子狐庸担任“行人”（相当于外交官，主要职责是掌管国家邦交，负责接待国宾以及出使列国），打通吴国与中原各国的联系，加速吴国文化的发展。

  伍子胥，名员，字子胥，春秋末期楚国人，因遭到迫害而投奔到吴国。伍子胥一家是楚国王位继承人“太子建”的死党，因卷入楚平王父子之间的矛盾，导致家毁人亡，他偕同太子建先后在宋国、郑国两地流亡，可惜太子建卷入郑国内乱被害，万般无奈之下伍子胥只好投奔吴国。伯嚭也是因楚国激烈的内斗，投奔到吴国进行政治避难。伯嚭的家族遭到令尹子常的针对，全族被诛，土地财富被瓜分。伯嚭一人侥幸逃生，为报仇赶到吴地，投奔伍子胥。

  伍子胥到吴国后，投靠在公子光门下，为其寻到专诸行刺吴王僚，帮助公子光登上王位，是为吴王阖闾。之后他推荐孙武担任吴国的客卿，让其训练军队，为打败楚军奠定基础。伍子胥建议吴王，联合唐、蔡两国共同对楚国发起进攻，经过五次交战，吴军最终攻克了楚国都城郢都，迫使楚昭王仓皇出逃。伍子胥在攻陷郢都后，找到楚平王的坟墓，将其尸体挖出并用鞭子抽打三百次，以此报父兄被杀之仇。伯嚭在吴国的经历比较简单，他先是通过伍子胥的帮助站稳脚跟，费尽心力训练军队，之后以副将的身份，参与吴伐楚的大军，一路攻破郢都，报了家仇。

  项梁与项羽叔侄原是楚国贵族，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为防止各国的旧贵族起兵反抗，将他们全部迁徙到秦地监管。专门记述项梁、项羽叔侄事迹的《史记·项羽本纪》提到项梁作为反秦人士四处联络志同道合之人，在秦国旧都栎阳县犯了事被逮捕，靠着多方打点才免遭牢狱之灾，后来又因故杀人，不得不躲藏起来，最终出于安全考虑来到官方统治相对薄弱的苏州。

  项梁来到吴地后，很快在当地站稳脚跟，每当吴中有大规模的徭役或丧葬事宜时，项梁经常做主办人，并暗中用兵法部署组织宾客和青年。项梁还在吴中广泛结交贤能的士大夫，更是与秦朝地方官搞好关系，得到会稽郡守殷通的信赖，也为反秦大业打下基础。项羽身高八尺，力能扛鼎，才气过人，是吴中少年的偶像；秦始皇出游会稽时，项羽发出“彼可取而代也”的豪言壮语；在吴县举义之际，他亲手砍下殷通的脑袋，单人只剑在郡守府内连杀将近一百人，吓得旁人趴倒在地不敢起来，一幅威风凛凛的英雄模样。

  仔细观察申公巫臣与狐庸父子、伍子胥与伯嚭同僚、项梁与项羽叔侄等人的经历，能看出吴地并非避难的首选，他们大多先在中原各地观望，之后才选择吴地作为避难与复仇的场所。吴地相对蛮荒落后，人往高处走，楚国逃难人员向往中原的繁华，但吴人性情悍勇，当地潜力巨大，可以助力复仇，因而他们最终选择奔吴。

  离楚：王权下的郡县制与封建制

  观察楚国800历史，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人才流失严重，这些人不仅投奔到吴地，也逃亡到中原各国，甚至往死敌晋国跑，其背后是郡县制的大手在推动楚王削弱贵族权力，增加王室实力。

  西周的主要政治制度为“分封制”，周天子将全国的土地逐层分封给各级贵族，贵族们世代在自己的领地里面自治，同时履行纳贡与军事守护周王室的职责。此法在土地扩张期间效果绝佳，一旦陷入停滞，周天子手中可分封的土地有限，诸侯不再完全听话，容易出现各自割据的局面。春秋战国混乱局面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分封制”的效能不断衰弱，无法适应时代。

  各国对此都在思考破解之道，例如齐桓公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起到过一定作用，但最终没有走出分封制的桎梏。楚国则最早完成了有益的尝试，探索出“楚县”的政治模式，成为后期郡县制的雏形。

  楚武王“熊通”第一个采用县制，即由君主直接任命官员治理地方，且不能世袭。描述春秋历史的典籍《左传》记载，公元前676年，熊通率领军队吞并了汉水流域的权国，改权国为权县，任命权国国君做县尹。不久后权君发动叛乱，楚王熊通发兵平乱，重新在权县选拔人才做县尹。之后随着楚国的不断扩张，县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多，为了方便管理，楚王把几个县联合在一起，设立郡一级的组织，用以集中人力、物力，更好的参与到激烈的兼并战争之中。

  县的首领为楚王直接任命，且不再世

  袭，楚王可以直接控制，大大加强了以楚王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找到了一种破解分封制困局的新路。在加强郡县制的过程中，楚国贵族的势力不断被削弱，为了安抚对方缓和内部矛盾，楚王采用“封君制”，即封君在封地有一定量从属自己的军队，但规模太小，左右不了诸侯国大政。楚王通过郡县制，一步步摆脱对贵族集团的依赖，加深对国家的掌控，在此基础上贵族的处境不断下降，动辄削地灭族，导致人才外流加剧，反过来对楚国造成威胁。

  春秋时期，楚国灭亡他国后，在其土地上设立县，派遣“县公”或“县尹”治理。“申公”就是“申县”管理者的意思，因此申公巫臣实际上是申县县公，“巫臣”才是他真正的姓名，“申公”两字表明地点与官职，是一种尊称。巫臣是楚庄王的心腹大臣，他在为庄王服务期间，劝阻国君赐田给令尹“子重”，又打消了司马子反迎娶夏姬的想法，得罪了两位大贵族。等到楚庄王去世后，巫臣惧怕遭到两人报复，立马向新君楚共王申请到齐国出使的任务，想要远离国都，以免大祸。可是子重、子反两人不依不饶，甚至开出高价要求齐、晋等国把巫臣送回楚地。幸好巫臣才能被晋国看重，成为邢邑（今河南温县）大夫。奈何不了巫臣的子重与子反转而收拾其在楚国的族人，从而削弱楚王的势力。

  伍子胥家族的悲剧与巫臣极其类似，表面上是楚平王在奸臣费无忌的挑唆下，强行夺走太子建的王妃，导致父子失和，伍家成为冲突之下的牺牲品。实则伍家根深叶茂，是楚国大贵族。春秋中期，伍子胥的先祖伍举就劝谏楚庄王振作精神，远离酒色，产生了“一鸣惊人”的成语。伍子胥的父亲伍奢是楚国太傅，位高权重，负责辅佐帝王。

  伍家是典型的地方贵族，且与楚王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他们越是发展，楚王便越是难以安心，担心伍家尾大不掉，在地方自成体系，形成割据势力。为避免形式恶化，楚平王借着与太子的矛盾，顺势对伍家狠下辣手，把伍奢及其长子伍尚一并处死。

  春秋早期，贵族之间的争斗颇为讲究风度，宋襄公作战时不愿伤害老人小孩，要求堂堂正正打仗，不耍弄诡计。楚国人则自诩“蛮夷”，经常打破各种常规，采取极限操作，致使内斗激烈，让楚国人才外流，甚至产生“楚材晋用”的成语。楚才流失的时间恰好与郡县制在楚国的推行同步而行。楚王有了可靠且不能世袭的官员后，贵族的重要性变弱，国内人才过剩，也就不怕外流。

  秦秦统一六国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郡县制，断绝了项梁等人的上升通道。秦朝官员靠着皇帝的任免，主要来源于统一战争中兴起的军功集团，以及六国投奔过来的客卿，他们占据朝廷中大大小小的职位。对项梁等六国旧贵族而言，他们无法加入朝堂，成为官僚中一员，顶多当个富家翁，寄人篱下。内无出路的情况下，项梁等人聚集在一起，时刻准备反秦。

  郡县制在推动楚国进步的过程中，加剧上层矛盾，让站错队的贵族动辄就被灭族，从而产生一批对楚国心怀怨愤的流亡人才，投奔到吴国，加速当地的发展，成为楚国的心腹之患。等到秦统一天下后，郡县制通行全国，先前的矛盾进一步加剧，昔日的楚国贵族流亡到吴地，在此积蓄力量，反过来又为复国而奔走，宛如一个轮回。

  入吴：敌人的敌人都是朋友

  东周时期国家众多，楚地逃亡人员为何钟爱吴地，喜欢扎堆来此？　其背后是一种朴素的敌友关系转变，也就是敌人的敌人能算朋友。

  春秋中期，晋楚两国争霸，导致楚国与中原各国关系紧张，因而申公巫臣先是趁着出使齐国的机会跑到晋国避难，又献晋吴联盟之策夹击楚国。到了春秋晚期，楚国与中原关系缓和，伍子胥难以借北方强国的力量复仇，加之楚国东边的巢国、舒国亲楚，伍子胥在过“昭关”（位置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时，急得一夜白头才蒙混过去，东奔到吴国。项梁等人原本身陷秦朝内地，一举一动都受到牵制，为积蓄力量他们来到偏远的吴地。这背后隐藏着一种战略眼光与高明智慧。

  申公巫臣父子对吴国的帮助很多，在军事上，他们传授给吴人先进的战车阵法、射御技巧等，使吴国的军事实力大大增强，使得吴国能够有效地对抗楚国，多次攻破楚国的城池，如巢、徐和州来等地；在政治上，帮助吴国与晋国结盟，让吴国开始与中原诸侯接轨，提升了其国际地位；在文化上，带来了中原的礼乐

  文化，使吴国首次任用外人为卿，并派遣狐庸作为行人游说江汉一带的夷族和小国，使之叛楚归吴。他们的到来使吴国频繁与中原往来，登上了以华夏为中心的中国历史大舞台。

  他们在苏州也留有遗迹。申公巫臣的墓位于姑苏城东边的“将门”附近。

  伍子胥对吴国的影响颇大，堪称吴楚、吴越之间的重要推手，在军事上，修筑了吴国的都城姑苏，引荐了兵家至圣孙武，协助训练军队，使得吴国迅速强盛起来，又亲率军队攻楚，最终攻破楚都郢；在政治上，总结吸取历史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思想主张，使其成为诸侯一霸。

  伍子胥在吴中之地“相土尝水，象天法地”，仔细考察太湖流域周边地理、水土、矿藏等资源，认为姑苏地区西边紧靠太湖，北面丘陵密布，能阻挡楚国的大军，东南两面有平原沃野，利于农业生产，属于建立都城的上佳位置，因而构筑了周长47里的大城和周长10里的子城，让苏州建城史能上溯到2500年前。

  苏州城内姓“胥”的名物众多，比如胥江、胥门等。胥江由太湖西北通往长江，相传是伍子胥所开，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运河，也是太湖东部的重要出水口，承载着货物运输的重任。

  胥门位于苏州古城西部，是水陆两通的进出要道，据《吴地记》载，伍子胥的住宅位于苏州城西，紧贴着城门，故而城西的大门就被称作“胥门”，在吴语中“胥”“西”同音，一　语双关，颇为巧妙。记录东周时期吴越两国历史的著作《吴越春秋》提到，伍子胥死后，其头颅被悬挂在胥门之上，等到越国大军从胥门进攻时，伍子胥显灵，激起一片飞沙走石，让越人只能转攻东边。神话传说虽显荒诞，其背后是苏州人民对伍子胥这位悲情英雄的认可与喜爱。

  项羽也凭借着自身的名气，给苏州留下“江东父老”的成语，似乎把吴中当作故乡，把地方百姓当成亲人。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便借用项羽的话语，说道：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突显出项羽人格的高大伟岸。

  大大小小的奔吴楚人遗迹，见证着吴楚两地的文化交流，是苏州人民对英雄人物的怀念，蕴含着百姓朴素而美好的祝福。

  吴楚两地一衣带水，境内长江贯穿其中，往来交通极为便利。早年关系对立，后来很多楚国投奔而来的人曾经借助吴地的力量完成复仇，也将楚国的先进技术与经验传播到此地，随着彼此交流的加深，两地“共饮长江水”，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些年，投奔到吴地的楚国人就是其中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