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　明

  往事如烟！似是，似非。

  在时间面前，很多事会冲淡，很多人会走散；但有些事淡了还有印痕，有些人散了也不会忘记。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在一所民办学校当“孩子王”，同事中有位公办老师，武汉人，由于学校有同姓老师，我们用她名字最后一个字称她英老师。她大约是下乡，推荐在当地读师范，分配在当地任教。只是听说，我不确定，她未说，我未问。同事不到两年，我走了，她相送；她走时，我已不在家乡。

  最后一面是在我姐家门前，我看望我姐后辞行，碰见了她，一如平时，平常的招呼，简短的聊天，轻轻地挥手，一声“再见”，各自东西，当时只当是寻常。

  未曾想这一别，竟是物换星移，轻轻一挥手，从指间里流走了40年，那一声“再见”，竟是大半个人生。

  我们相识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一个暑假即将结束前的晚上。那晚，我们3个年轻人提前返校，8月末的天气，暑气已有些收敛，一天劳动后，朋友们一起聊着天，看着星星，想着将来，谈着明天，还有微风拂过的惬意。突然办公室旁一间教室门响，夜色中看到有人带着凳子，摇着一把蒲扇走出来，我们有些意外，连忙过去打招呼，才欣喜地知道她是新来的老师，未想到这样悄悄地、甚至是孤独地登场。如果我们不提前来校，独自在这陌生乡村学校旧教室里的晚上将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好在校旁修建不久的村卫生室有3间房，其中1间给了她。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队（村）没有小学，公社（乡）没有初中，区、县才有初、高中，所以农村许多适龄儿童只能接受几年小学教育，初中生比现在大学生还少，高中生更是凤毛麟角。进入七十年代，全国开展普及教育活动，各大队开办民办小学，公社则开办初中，甚至高中。那时还未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学生很多，但师资严重缺乏，大队民办小学基本是从本地找人，有初中毕业生就很好了，高中生就是人才了。一般上级会派一名公办老师来到民办学校，既是作师资支持，也是作为示教性教学骨干。

  我们大队有4名刚毕业的高中生，除了1名已参军，剩下的全部被收罗进了学校，还有单独下放的知青，这让邻近村小很有些羡慕。由于小学毕业生太多，即使很多学生不再小升初，公社初中要吸纳各小学剩下的学生，依然力不从心，何况有的初中还要开设高中班以分流区中学初升高的压力，于是师资力量相对较强的民办小学被要求“带帽”，即开设初中班。我们学校是县红旗小学，被要求首批“带帽”，自我消化学校当年的小学毕业生，直接转入初中。刚毕业的高中生教初中，现在看来有些不可思议，但那时只能如此，“有”总比“没有”强，需要就是理由。

  学校在送人参加区里组织的暑期师资学习班的同时，也向上级提出增派1名公办老师的申请，未想到1年前的奢望现在得以成真。大约一是对首批“带帽”学校的支持，二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三是对县红旗民办小学的一种奖励吧。

  公办老师和民办老师虽是同事，但我们一直将他们作为自己的老师对待，他们受过正规专业教育，能力不一样；他们是“吃公家饭”的，身份不一样。当时在民办老师中就有一种说法：“公办、公办，吃国家饭，就是不干好，你能把我怎么办！　民办、民办，吃集体饭，今天不干好，明天就滚蛋！”虽说是民办老师的自我调侃，但多少有些是实情，尤其是后一句。不过我们两位公办老师却完全融入学校，不分“公”“民”彼此，非常支持我们这些民办老师的工作，英老师既没有大城市来的娇气，也没有因自己是公办老师的傲气，刚来时，我们征求任课意见，希望她代高年级，她却提出自己从低年级开始跟班走，丝毫没有小看我们这些民办老师。那时学生多、大班多、课时多，几乎全天课程排满，备课、改作业只能在晚上，工作强度非常大。英老师对满负荷的排课从未提出任何要求，从未听她说过一句哪怕稍带消极情绪的话。每当她激情满满的“汉普”声音从教室里传出来，我们都会受到感染，更加努力地去做好自己的工作。

  民办学校人员流动非常频繁，有的参军，有的知青回城，有的推荐上学，老师几乎每年都有变动。我们知道自己能力有限，但我们真的非常努力，非常认真。第一届初中生毕业，大约三分之一强考入了高中，这在同类学校中升学比率是比较高的，后来他们中有的获得进一步学习的机会，有的高中毕业后也当了民办老师，有的以后通过民转公成了公办老师，还有一位创作了农村题材长篇小说获得好评，在全国都产生了一定影响，这是后话。

  1977年，第二届初中按时开班了，不过这也是学校最后一届。剩下的两位高中生也要走了，尽管珍惜这份工作，但为了提高，不得不作出困难的选择，况且时代也给了这个机会。第二届初中毕业后便停办了初中，这时学校小学人数也开始退潮，相继大班改小班、高年级停办，小学停招改成幼儿园。这也只坚持了一段时间，在资源优化、邻近学校归并、开办区域中心小学的调整中，学校最终完全停办。从创办到高峰，由高峰到低谷，由低谷到关门，一二十年时间，虽然是多种原因发展的必然结果，但还是有些意外，让人唏嘘。

  我们两位要走的同学在学校工作到报到日的前两天，英老师主动陪我搭乘便车到武汉，陪我报到、安顿宿舍，她不让我说谢谢，说她是“地主”，应该的。

  英老师在我们走后第二年，也调动了学校，学校规模压缩，上级也不会为学校长期维持两名公办老师的名额，加之公办老师一般也不会长久固定在一所民办学校。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整个中国到处都在变化，人在变，事在变，城市在变，乡村在变。英老师调回武汉的消息是大姐后来告诉我的，我虽然未能相送，但真心地为她能回到父母兄妹身边，回到出生长大的城市而高兴。

  那时还没有个人电话，她知道我工作的城市，却不知我具体单位，我知道她回到武汉，却不知她调到哪所学校。多方打听，得到一个不太肯定的地址，我试着寄过一份明信片，但没有回音，估计有误。想想我们还年轻，学习、工作任务又都很重，真的相信来日方长，真的相信后会有期，英老师大约也会这样想的吧。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时间越长，信息越少，转眼就是40年。难不成真的是成人世界，多是擦肩而过么！

  如今因故暂住武汉3年多了，真巧，子侄辈3人分别安家汉口、武昌、汉阳，武汉太大，变化太快，与几十年前的武汉比完全变了模样，走动一下都必须靠导航。英老师生活在这超千万人口的大城市，人海茫茫，隐没在这人海之中又无法导航，几十年了，纵然碰巧擦肩，鹤发苍颜，会不会在不经意间还是错过了呢？

  英老师父母原先在武昌老街的平房早就湮没在城市的改造中，多年前一次出差住在那一带，曾经晚上出去寻访，已经找不到那片平房。我不知道英老师有没有一个人悄悄去学校故地重游。我最后一次去学校是二十年前，学校窗破门损，教室里垃圾遍地，操场上芳草萋萋，人行道旁的树上几只喜鹊叽叽喳喳，似乎是在欢迎久违的人，但听起来却是“拆啦、拆啦……”又过了这么多年，不知学校现在还在不在，至于人嘛，各自东西，而且有两位同事已经故去。

  人生总是有聚有散，聚有聚的缘分，散有散的理由，只是当初以为再见是寻常，不知道那一别就是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