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保勇

  01

  老万与老夏不同一个村庄，两个村毗邻，他们是同学，也是不是错的朋友，走得特别近。进入老年生活，更是披肝沥胆，无话不说，他们经常相约在一起聊天，特别得开心，似乎有说不完的话题。

  有一天，他们在一起聊着，老万感慨地说：“现在的人跟以往的人不一样，生活富裕了，仗着有点钱，说话语气变了，看人的眼神也不一样，似乎别人都不如他。”

  老夏说：“是啊，如今人心不古，一切向钱看，有些有钱人，走路的姿态嘚瑟，说话高腔高调，飘飘然不知道几斤几两，甚至不知道东西南北了。”

  老万叹息道：“我的一个发小，我们平时关系不错，最近些年，儿子和女儿在外地做生意发了财，逢年过节的时候给了他些钱，腰杆子硬了起来。让人不能理解的是，以前他称呼我为万伯，跟着他孩子们叫，蛮亲热的。可是近两年，这种叫法突然换了口味，变成了老万，有时甚至会直呼其名，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老夏道：“随着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人是可以改变的。他还不是因为有了钱，认为现在条件好了，比别人要强许多，思想和态度也逐渐升级，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人。”

  老万点了点头说：“是啊，钱能改变人的生活和命运，也能改变人性的善良和纯朴，在金钱面前，亲情、友情又算得了什么。”02

  熊军，70余岁，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在那计划经济年代，生活物资得不到保障，让他尝到了什么叫辛酸苦辣，什么是举步艰难。那时，在村民的眼里，熊军在这个世界，有他不多，没他不少，是那种极其平庸之辈。

  熊军年轻的时候，正好是大锅饭年代，他们家人口多，劳动力少，生活负担沉重。他是家中老大，下面有弟弟妹妹，家大口阔的现状累得父母直不起腰来。

  那时候，他经常穿着补丁加补丁的衣服，引来小伙伴嘲笑。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与小伙伴们一起交流甚少，时常把自己封闭在自我的世界里。

  粮食短缺是那个年代的特有现象，一般家庭的日子都不好过，熊军家里更是困难重重，寅吃卯粮，既便是白菜和萝卜拌米做饭，有时也只能吃了上餐无下顿。他的父母只得找亲戚和朋友“张家借一点、李家借一升”来度日。

  这时，熊军已经长成了大小伙子，是生产队里的主要劳动力，工分虽然挣得不少，可效益却不高，每天的工分值不到两角钱。尽管他出勤从不缺席，勤劳肯干，可富裕的日子一直没有眷顾过他。

  贫穷，束缚得一个人失去了本该拥有的辈份和平等的尊重。对有钱有势者，一些人会恭恭敬敬，该叫前辈的叫前辈，低三下四套近乎者不乏其人，谄媚讨好刻在他们的脸上。贫困潦倒的熊军，想得到总是人们或调侃或讽刺的话语。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历经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的熊军终于迎来了人生新的里程碑，儿子大学毕业后，在珠海经过多年打拼，事业干得风生水起，名动一方，熊军也经常去儿子那里帮忙。

  常言道：“三十年前子仗父势，三十年后父仗子威。”虽然30年前熊军没有做到，但30年后的今天，儿子的光环影射在了他的身上，成为地方上人们仰慕的人物。

  有了钱的熊先生，同时拥有了社会地位，村民们对他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熊爹长、熊爹短的呼唤是那么亲切温柔，那么让人暖心。家族里有什么事，一定少不了熊爹，他有求必应，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助人们，在地方上有了一定的威望，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这正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实生活就是这样……

  03马爹是文化大革命中期的大队党支部书

  记，之前任大队水利主任。接任这个职务已有50余岁，在全公社支部书记中，年龄是最大的。这一次职务的提升，有一些际遇与巧合，让他的政治生涯走向人生的巅峰。

  有一次，造反派无中生有，列举了公社党委书记的所谓罪状。马爹实在听不下去，性格耿直的他站了出来，极力赞扬书记在全公社所作出的贡献。这等于和造反派唱了反调，弄得他们很尴尬。面对一个贫下中农出身，剃着光头，打着赤脚的农村干部，他们也显得理屈词穷，束手无策。这次会议后，马爹成为了“靠边站”的干部，被边缘化。

  马爹担任水利主任期间，正好赶上开挖四湖河，工程浩大，前所未有。他身体力行地带领全大队社员奋战在工地上，以优异成绩向上级党组织交出了一份满意答卷，最先提前完成了任务，令人刮目相看。

  全体社员回家那天，大队组织了各队群众，在离家几公里的地方去迎接，锣鼓喧天，红旗引路，吸引着来往人们的目光。只见马爹精神抖擞，率领全大队劳动力走在最前面，人们仿佛迎接的是从前线凯旋归来的战斗英雄。

  不久，那位公社党委书记官复原职，马爹所谓的问题也很快得到了解决，并委以重任，任命为大队党支部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