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业盛

  东汉永初年间，南郡（今荆州）境内沔水、云梦泽一带有猛兽肆虐，四处为患。南郡太守为了根除“虎狼之暴”，出台了一项“悬赏捕猎”的“奖猎令”政策。

  于是百姓中的青壮年勇敢者纷纷走进山林，与虎狼等猛兽展开了一场“敌退我进、敌进我退”的“游击战争”。可是几年下来，前往捕猎者屡遭其害，“虎狼之暴”不仅没有根除，反而愈演愈烈，猛兽出扰更加频繁，百姓苦不堪言。

  这时，法雄（三国时刘备谋士法正之曾祖父）由青州刺史调任南郡太守。新官上任，他没有沿袭前任的政策，而是经过了一番仔细的调查研究，而后颁布了一项“禁猎令”：“凡虎狼之在林,犹人民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兽不扰,皆由恩信宽泽,仁及飞走。太守虽不德,敢忘斯义。其毁坏槛阱,不得妄捕山林。”大意是：虎狼生活在山林之中，就如同人类生活在城市之中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也许会有个别虎狼偶尔走出山林，闯入人类居住的地方，但那毕竟是特殊情况，不是常态。可是，当人们纷纷进到山林猎捕，当虎狼的家园里到处布满猎人的陷阱时，受到惊扰的虎狼们走出山林、闯入人类家园也就成了常态，这样就走进了虎狼伤人、人猎虎狼的恶性循环之中。古代圣王盛世，猛兽不相侵扰，就是因为其仁德、其恩信，不仅普施于黎庶百姓，更泽被了飞禽走兽。

  在法雄太守的政令下，人们毁掉陷阱，不再到山林捕猎。从此，虎狼在山林里自由自在地生活，百姓也安居乐业连年丰收，为祸日久的“虎狼之暴”，就这样被一纸短短55个字的“禁猎令”根除了。

  史书记载，法雄卒于南郡太守任上，在他治理南郡期间，“精于断案，治安靖平，户口益增”。“户口益增”是一个很高的评价指标：古代，人命如草芥，战乱、疾病、饥饿、盗匪……在天灾人祸面前，人人为蝼蚁，生存皆不易，一个地方如果“户口益增”，那这里的综合治理水平一定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水浒》第四十九回里也讲了一个故事，“山东海边有个州郡，唤做登州。登州城外有一座山，山上多有豺狼虎豹，出来伤人。因此，登州知府拘集猎户，当庭委了杖限文书，捉捕登州山上大虫，又仰山前山后里正之家，也要捕虎文状，限外不行解官，痛责枷号不恕。”这相当于“登州版”的“捕虎令”——当地的猎户要到官府领“甘限文书”，在规定时限上缴一定数额老虎，逾期则要受杖责。猎户受“捕虎令”所迫，要么葬身于虎口，要么毙命于杖下，疲于交差而朝不保夕。最后，孙立、孙新、解珍、解宝、顾大嫂等人杀官造反、逼上梁山。就因为登州知府的这一“捕虎令”，致使梁山水泊多了八位天罡地煞的头领，登州境内多了无数流离失所的难民。

  南郡前任太守的“奖猎令”，无法解决“虎狼之暴”，反而陷入了“人虎相扰”的死胡同；登州知府的“捕虎令”，因“苛政猛于虎”，反而把天灾演变为了人祸；唯有法雄太守的“禁猎令”，无为而为，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

  一千九百多年前的法雄太守并不具备“生态文明建设”的现代施政理念，但他从“虎狼之在山林，犹人之居城市”的内在联系中，找到了人与虎狼如何和谐相处的有效办法。

  也许在他的“禁猎令”颁布之初，人们是并不理解的。虎狼都把我们人类祸害成这样了，你这个新任太守不积极想办法驱除虎狼就算了，怎么自己不主动作为，还不允许我们自发捕猎呢？　但后来的实际效果，让大家终于明白一个道理：在人与自然的共生相处中，和谐才是最好的状态，“不作为”有时就是最好的作为。

  其实，我国古代的有识之士都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道家崇尚无为，讲求顺应自然。老子《道德经》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庄子《齐物论》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淮南子》言：“天地运而相通，万物总而为一。”“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葛洪《抱朴子内篇》中讲道：“天道无为，任物自然，无亲无疏，无彼无此也。”

  儒家崇尚和谐，讲求中庸之道。孔子提倡“和为贵”，《礼记·中庸》讲：“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孟子》中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荀子·天论》亦言：“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佛家崇尚为善，讲求众生平等。《华严经》讲：“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荷泽神会禅师语录》言：“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