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大中

  历史常现巧合。清代康熙五十五年，即公元1716年，浙江钱塘诞生了又一位袁氏“性灵说”学者：袁枚，字子才，号简斋。以其为主将，与副将赵翼、殿军张问陶并称“清代性灵派三大家”。明代三袁的性灵说与清代袁枚的性灵说，于文学史上均占据重要地位，二者间有着深厚渊源。可以说，这是公安派对后世文学产生积极影响的典型例子。而对这种跨代影响的梳理，似乎为当今三袁文化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其一，二者的相同点。于核心主张层面，公安三袁与袁枚皆倡导文学创作应抒发真人真性情，以为唯有独抒性灵，展现内心真实感受，方可创作出具艺术感染力之作。袁宏道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着重文学作品的个性化与真实性。袁枚亦认为，诗歌乃诗人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强调“性情之外本无诗”“诗者，人之性情也”“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将性情视作诗歌的本质与核心。

  在反对复古方面，公安三袁与袁枚均抵制文学上的复古主义。公安派众人猛烈批判前后七子的复古倾向，主张各时代文学皆有独特价值，文学应随时代发展而变，不可一味模仿古人。袁枚亦对沈德潜格调说所继承的复古余绪予以批判，反对当时诗坛的复古派与肌理派，提倡诗歌创作于艺术上求变，不拘泥于古人格调与形式，要有创造性与新风格特点。

  论及重视情感，公安三袁与袁枚皆重视情感于文学创作中的作用。他们觉得情感是文学作品的灵魂，唯有真实深刻的情感方能打动人心。故而，皆强调文学作品要抒发真情实感，能引发读者共鸣。

  从个性展现而言，公安三袁注重彰显作家个性，认为唯有展现独特个性的作品才有价值。袁枚亦强调诗人需有自身个性，提出“作诗不可无我”，认为诗中应体现诗人鲜明个性特征，继承并发展了公安三袁对个性的重视。

  其二，各自的不同点。于理论发展而言，公安三袁的性灵说是对晚明文坛复古主义的反叛，强调文学作品的个性化与真实性，推动了晚明文学发展。而袁枚的性灵说则在清代乾嘉时期提出，是对当时诗坛复古派与肌理派的批判，旨在推动清代诗歌的创新发展。

  在内涵拓展方面，公安三袁的性灵说主要聚焦于文学作品的真实性与个性化，袁枚的性灵说则在此基础上予以拓展深化。他不但强调文学作品的真实性与个性化，还注重诗人的才情与灵感于创作中的作用，认为唯有具才情与灵感的诗人方能创作出佳作。

  就审美风格而论，公安三袁的文学作品具清新活泼、自然率真之特点，袁枚的诗歌则更注重风趣机智。他于诗歌创作中擅长运用精妙构思与生动语言抒发情感，令作品个性鲜明、风格独特。

  其三，传承发展创新。从理论传承来讲，袁枚的性灵说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发展了公安三袁的性灵说。他吸纳公安三袁关于文学作品要抒发真情的观点，并加以拓展深化，形成自身独特文学主张。

  公安三袁的性灵说主要强调性情之真与自然天性的流露。袁枚则进一步丰富性灵内涵，认为性灵涵盖性情、个性、诗才三方面，不但要有真情实感与独特个性，还需具备表现这些的诗才，即艺术构思中的灵动与才气、天分与学识需结合并重，使性灵说理论更为全面完善。

  公安三袁提倡质朴，强调文学语言贴近口语，作品具自然清新、平易流畅之美，但有时稍显浮浅。袁枚则主张由藻饰达自然之美，强调经功力、磨炼达平淡自然，追求更高层次艺术境界，使诗歌于自然中更具韵味深度。

  公安三袁在反对复古模拟时，对学习古人有所忽略。袁枚则主张学古中求变，于继承传统中求创新，认为古人创作经验与优秀作品可借鉴学习，但不可泥古，要以自身性灵为基本出发点，将学古与创新有机结合，使性灵说在对待传统问题上更为理性成熟。

  就创作实践而言，袁枚在创作实践中践行自身性灵说主张。他的诗歌作品情感真挚、语言生动、构思巧妙，个性鲜明、风格独特。这些特点与公安三袁的文学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于文学史上共同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的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