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卫平

  当惊蛰的滚滚雷声，越过云梦古泽，江汉平原的广袤沃土，便在《楚辞》铺陈的盎然绿意里渐渐苏醒。三千年前，屈子行吟之地，“绿叶素华”的优美韵律，早已深深沁入楚人的血脉之中，幻化成章华台畔苍松那一圈圈的年轮，以及郢都烽火台边摇曳灌木的喃喃私语。

  在荆州这片楚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创业故土上，每一圈岁月镌刻的年轮，都是一部文明与自然对话的独特典籍，书写着往昔的故事。

  回溯历史深处，在河南贾湖遗址的古老陶罐里，八千年前的树轮标本静静凝固，那是初民对大自然葱郁生机最本真的叩问与探索。商周时期，青铜耒耜翻开楚地湿润的春泥，甲骨文中“桑”字那舒展的枝桠，在《诗经》“蚕月条桑”的悠悠吟唱里，悄然抽芽生长。

  荆州楚墓出土的战国《日书》简牍，清晰详实记录着“孟春栽木，仲春接枝”的物候规律，这正是《礼记》中“盛德在木”这一箴言在荆楚大地最生动的注脚，展现着古人对自然的尊崇与顺应。

  “琼毂错衡，英华假只。”《楚辞·大招》中的寥寥数语，揭示了楚人对优质木材近乎极致的执着追求。江陵楚墓出土的千年楠木棺椁，以及数以万计精美绝伦的木漆器，历经岁月洗礼，至今仍散发着神秘而迷人的幽香，诉说着往昔的辉煌。成书于南朝时期的《荆州记》，清晰记载了楚人营建宫室时“以楠为梁，以梓为柱”的讲究。

  楚灵王耗费巨资在潜江龙湾修筑章华台，考古发掘中，遗址里成排的松柏柱础赫然在目，经树轮测定，这些柱础距今已有2300年，与楚灵王在位时间完全契合。

  由此可见，章华台的修建，不经意间催生了“楚宫植柏”这一独特的宫廷营造范式。云梦睡虎地秦简中“春二月禁伐木”的律令，以及“伐木者必留萌蘖”的生态修复举措，与荆门包山楚简中“橘社受赋”的记载相互呼应，共同勾勒出中国最早的林业管理制度雏形。

  孙叔敖在芍陂堤岸“列树表道”的创新之举，更是让《史记》留下了“楚地水利冠九州”的由衷赞叹。

  楚武王冢前的封树古制，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传承演变，到了明清时期，已化作“官植碑记，民习清明”的生态公约。楚地特有的“封树”制度，在《水经注·沔水》中便能初见端倪：“楚武王冢，民谓之青陵，有松柏成林”，楚人墓葬植树的风尚，就这样绵延了三千多年，生生不息。

  屈原笔下“受命不迁”的橘树，在1992年公安牛车城遗址出土的西汉漆盘上得到了有力印证。漆盘上以橘树为原型的神树纹饰，跨越时空，与《楚辞·橘颂》展开了一场无声却深刻的对话。2013年随州出土的战国铜镜，背面铸刻着“嘉树生南国”的铭文，在荆楚大地衍生出一条独特而绚烂的文化脉络：马王堆汉墓的橘皮医方、宋玉《橘颂》的精神图腾、六朝“橘社”的经济实体，直至今日，荆楚大地依然传承着古老的嫁接古法，延续着这份文化的火种。楚墓漆器上的扶桑纹、汉墓壁画中的对称桑柳，这些宛如“立体的《山海经》”，默默诉说着楚人“前桑后柳，富贵长久”的生活哲学，承载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许。

  千百年来，从随州曾侯乙编钟纹饰里蜿蜒的藤蔓卷云，到长沙窑瓷瓶上栩栩如生的竹林七贤；自东晋襄阳名士“植松明志”的高雅风尚，至明清《荆州府志》记载的万木场官林。楚地人民将植树的智慧深深熔铸于青铜陶土之中，让生态意识随着编钟清脆的乐律，缓缓渗入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深处，成为文化基因的一部分。

  1978年，荆州天星观楚墓出土的《日书》竹简里，用朱砂醒目写着“正月，立木于南门”，与《史记·楚世家》里“楚地多山林”的记载相互印证，勾勒出彼时楚地的生态风貌。而从章华台遗址出土的战国陶水管上，“楩楠豫章”的工匠铭文清晰可辨。有专家指出，这或许是中国最早关于木材分类的珍贵记载，见证了古人对木材资源的认知与管理。

  荆州关帝庙前，乾隆年间栽植的银杏，至今依然每年用满树金黄的叶片，书写着《吕氏春秋》中“树木之节，以日其年”的古老预言。当年沙市关帝庙清代石碑上记载的“乾隆五十年重修殿宇，植银杏二株以镇山门”，完整保留了古代官方植树活动的文字记录。碑文末尾的植树者名录与功德碑并列，有力印证了清代官方将生态建设纳入地方治理体系的历史事实，展现了古人对生态环境的重视。

  当春风轻柔吹皱云梦泽的澄澈碧水，荆州古城墙砖缝里的蕨类，依然遵循着楚简记载的古老物候，按时萌发。那些深嵌在郢都夯土层的梧桐籽，宛如先民留给未来的生态契约，静静等待着后人去解读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