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鱼

  编前

  当“抚有蛮夷，以属华夏”的胸襟与“鸟飞返故乡，狐死必首丘”的深情交织，楚文化以其独特的智慧，为当代文明对话与精神建构树起一面明镜。本期聚焦“海纳百川”的开放基因与“九死不悔”的爱国传统，试图在历史纵深中打捞超越时空的文明密码。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的当下，楚文化“和而不同”的智慧，恰是破解“开放与自守”悖论的关键。当“一带一路”倡议重绘文明交流版图，楚人“择优而取”的务实、“文化自觉”的清醒，正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古老而鲜活的注脚。

  而楚文化的“家国情怀”，则在民族复兴的语境下迸发新声。从楚武王马革裹尸到屈原怀沙沉江，从“楚虽三户”的悲壮到“亡秦必楚”的豪迈，这种将个体生命熔铸于家国命运的精神图谱，超越了“忠君”的桎梏，升华为对文明价值的坚守。

  当世界站在文明对话的十字路口，楚文化以其“海纳百川”的胸襟与“九死不悔”的赤诚，昭示着一条既守护根脉又拥抱世界的道路——这或许正是破解当下困局、滋养民族精神的深层密码。

  九死不悔 爱国传统的现代诠释

  “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屈原《哀郢》中的这一千古名句，凝聚了楚人深沉的家国情怀。楚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基因，表现为君臣以身殉国的壮烈、民众誓死抗秦的坚韧。从当代民族精神建构的视角重审这一传统，既能发现历史文化与时代精神的共鸣，也能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丰厚资源。

  楚文化的爱国精神首先体现在“君主担当”的示范作用上。楚国的历史充满了君主身先士卒、为国捐躯的感人事迹。楚武王、楚文王等都亲临战阵，体现了坚定的爱国精神；楚将屈瑕战败后，感到“对不起家乡父老，以死谢罪，开了楚国将帅以身殉职的先河”。这种“君王死社稷”的责任担当，构成了楚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从政治伦理角度看，楚君将政权合法性与爱国奉献紧密联系，形成了独特的统治伦理，这对当代领导干部的担当精神培育具有启示意义。

  “士人节操”是楚文化爱国传统的另一重要表现。屈原作为楚国爱国士人的典范，即使遭受流放、面对国家危亡，也“终不能离开故土”，最终自沉汨罗江。申包胥为求得秦国发兵救楚，“在秦国朝廷中哭了7天7夜”，展现了士人为国请命的执着精神。屈原的爱国不仅表现为政治忠诚，更升华为对楚国文化价值的坚守，其《离骚》《九章》等作品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开创了中国文学中“忧国忧民”的抒情传统。这种将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相结合的爱国模式，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培育具有参考价值。

  楚文化中的爱国精神还表现为“民众抗争”的顽强意志。楚被秦灭时，楚人南公提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预言，这不仅是心理安慰，更是抗争誓言。历史证实，秦末农民起义的主力正是楚国后裔，如陈胜、吴广、项羽、刘邦等皆出自楚地。鲁迅曾精辟指出：“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势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这种植根于民间的复仇意志和抗争精神，展现了爱国主义的深层力量。从社会动员角度看，楚国的爱国传统不仅存在于精英阶层，更渗透到普通民众之中，形成了全民性的精神气质。

  从心理学视角分析，楚文化的爱国传统有其特殊的形成机制。楚人长期游离于中原文化圈之外的历史，使其产生了强烈的“中原情结”——“回归华夏文化圈是楚国奋斗的目标与动力”。这种既认同华夏又处于边缘的处境，强化了楚人的身份意识和群体凝聚力。同时，楚国面临的外部压力，如西周时期的军事打击和江汉诸姬的围堵，也促使楚人形成了“同仇敌忾”的团结精神。当代民族精神建构可以从中汲取经验：适度的外部压力和文化自觉有助于强化国家认同。

  楚文化的爱国传统在当代语境下需要“创造性转化”。传统的“忠君爱国”观念需要升华为现代国家认同；单纯的民族情感需要与法治精神、公民意识相结合。但楚文化中蕴含的“九死不悔”的坚定信念、“以身殉国”的奉献精神、“楚虽三户”的抗争意志，仍然是当代中国抵御外部压力、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资源。特别是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背景下，如何既保持文化自信又避免狭隘民族主义，楚文化“眷恋故土”而不排斥外来文化的经验，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

  爱国主义教育是当代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楚文化中的爱国典范，如屈原、申包胥等人物事迹，以及“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民族气节，都可以通过现代叙事方式融入教育体系。将历史传统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使爱国主义不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具体可感的精神传承——这正是楚文化爱国传统现代诠释的核心价值。正如研究者所言：“楚人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超越了时空，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代代相传”。

  海纳百川 开放胸襟的跨文明对话

  “抚有蛮夷，以属华夏”——楚国的这一国家发展战略，生动体现了其文化政策上的开放胸襟。在先秦诸民族中，楚人的民族偏见最少，主张民族融合，强调兼收并蓄。这种海纳百川的文化态度，使楚文化成为多元文明交汇的熔炉，也为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对话提供了历史镜鉴。

  楚文化的开放性首先表现在“族群融合”的包容态度上。楚人自中原南迁至江汉地区后，虽在文化素质上占优势，但人口数量处于劣势。面对这一局面，楚人没有采取文化同化政策，而是“择优而取、为我所用”，学习江汉土著文化的优秀部分。考古发现显示，楚式鬲中就融入了大量江汉土著文化的特征。这种尊重差异、取长补短的族群关系处理方式，与当代多元文化主义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物质文化交流”方面，楚文化展现了惊人的广度和深度。被称为“蜻蜓眼”的玻璃珠源于地中海东部，其风格凝聚了地中海的蓝天白云、青山白石等自然意象。这类玻璃珠与淡绿色玻璃一起，经由南亚传入楚地，成为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中西文化交流实例。值得注意的是，这条“玻璃之路”比丝绸之路早了约四个世纪，改写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传统认知。从全球史视角看，楚文化在先秦时期就已参与跨欧亚的文化交流网络，展现了早期全球化的雏形。

  楚文化的开放特质还体现在“技术引进”的务实态度上。青铜冶炼是楚人学习吴越地区技术发展起来的；当鲁国为避免战事奉送楚国100名刺绣工、100名木工和100名纺织工时，楚国欣然接纳这些工匠并迅即退兵。这些技术工匠对提升楚国手工业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行为模式体现了楚人“学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实用主义智慧，与当代技术转移和人才引进策略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从文化心理学角度分析，楚文化的开放性源于其“边缘位置”带来的文化自觉。楚人“源起中原，颠沛流离”的经历，使其既认同华夏文化，又身处其边缘。这种“在而不属于”的双重身份，造就了楚人独特的文化视角——既能以“他者”眼光反思中原文化，又能以“insider”身份吸收蛮夷文化。文化研究者指出：“楚人始终具有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持着一种开放的文化态度”。这种文化自觉对当代处于东西方文明对话前沿的民族具有重要启示。

  楚文化的开放模式对当代全球化困境提供了另类思考。当今世界面临逆全球化浪潮和文明冲突论调的挑战，而楚文化的经验表明：文化开放不等于丧失自我，文化融合不等于同质化。楚文化在吸收多元文化元素后，非但没有失去自身特色，反而形成了更加鲜明的文化标识，如独特的凤图腾和漆器艺术。这种“和而不同”的开放智慧，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的文化理念。正如研究者所言：“楚文化兼容并包了江淮流域的众多方国文化，创造形成了自身以‘凤图腾’为标志的浪漫绮丽、宏阔厚重的新文化”。

  在“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的今天，重审楚文化的开放传统具有特殊意义。楚国向长江中游、淮河流域的扩张，客观上促进了区域文化整合；楚文化对吴越、巴蜀、岭南等地区的影响，展现了文化软实力的辐射作用。这种以文化交融促进区域联动的历史经验，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民心相通提供了参考范式。楚文化所体现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应当成为当代跨文明对话的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