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大中

  荆州，这座浸润着楚风遗韵的古城，与端午节结下了悠久奇缘。作为屈原生命中四分之三时光的栖居地，荆州纪南故城不仅是楚文化的核心载体，更因屈原投江的悲壮故事，使端午成为承载民族精神的专门符号。历代文人以诗为笔，在关于荆州端午的书写中，构筑了三重独特意境，使其在中华端午文化图谱中独树一帜。

  诗词中的屈原精神长歌

  在荆州，端午粽叶里包裹着从未改变的认知基因，每一缕艾香都在诉说对屈原的追思。唐代诗僧文秀的七绝《端午》，虽未标明特指荆州，但却直抵楚文化根脉：“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这首诗以设问起笔，将荆州人的集体记忆锚定于屈原——端午祭屈，早已超越节俗范畴，成为刻入楚文化发祥地的精神仪式。

  更多诗人以笔为祭，在字里行间续写对屈原的缅怀。北宋现实主义诗人梅尧臣在《五月五日》中，以“屈氏已沉死，楚人哀不容”的深沉笔触，既痛惜屈原“忠而被谤”的悲剧命运，更以一个“哀”字道尽楚人对高洁品格的永久追慕。南宋江湖诗派代表诗人戴复古，在《端午丰宅之提举送酒》中化用《离骚》典故：“今日独醒无用处，为公痛饮读离骚”，将对屈原精神的敬仰融入酒盏，在微醺中完成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尤为动人的是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端午》诗：“人命草头露，荣华风过尔。唯有烈士心，不随水俱逝……”诗人以草露、风华为喻，反衬屈原精神的不朽，更以“至今荆楚人，江上年年祭”的白描，勾勒出荆州人以节俗为舟、渡送忠魂的文化自觉。这些诗句交织成荆州端午的情感光谱，让屈原的“美政”理想与“九死未悔”的人格，成为穿透历史烟云的精神火炬。

  诗词中的楚风节俗图鉴

  荆州端午的仪式感，是楚文化活态传承的绝佳注释。古城东门外九龙渊的龙舟竞渡，至今仍激荡着楚人血性——桨声划破碧水，号子穿透云霄，龙舟如蛟龙出水，既是对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的精神呼应，更是荆楚儿女“敢为人先”的文化宣言。南宋诗人陆游在《重五同尹少稷观江中竞渡》中，以“楚人遗俗阅千年，箫鼓喧呼斗画船”的热闹场景，与“风浪如山鲛鳄横”的自然险境形成张力，凸显楚人在险滩激流中勇毅争先的性格。值得注意的是，此诗虽另见于江西玉山地方文献，但结合陆游生平行迹，学界多认为其创作时间与地点是乾道六年（1170年）五月，陆游时年46岁，赴夔州通判任，途经江陵等楚地核心区，描写的是荆州端午盛景。

  古诗词亦记录下荆州端午的多元民俗图景：北宋史学家刘攽在《端午》中铺陈“万里荆州俗，今晨采药翁”及其“浴兰”“服艾”“泛菖蒲酒”等，以“角饭畏蛟龙”的问句，将节俗细节与屈原传说巧妙勾连；诗圣杜甫在《惜别行，送向卿进奉端午御衣之上都》中，以“尚书勋业超千古，雄镇荆州继吾祖”诗句，将荆州重镇的历史地位与端午御衣的皇家礼制相联结，赋予地域节俗以王朝叙事的宏大视角。这些文字如同民俗纪录片的镜头，让佩香囊、悬艾蒲、食角黍等远久习俗，在诗词中定格为鲜活的文化现场。

  诗词中的荆州端午即景

  荆州的端午风光，曾触发历代无数诗人的创作灵感。唐代诗人元稹被贬江陵期间，在《表夏十首・其十》中写道：“灵均死波后，是节常浴兰。彩缕碧筠粽，香粳白玉团”——前句追溯浴兰祈福的古俗，后句以“彩缕碧筠”“香粳白玉”的精致对仗，勾勒出荆州粽子的视觉与味觉之双重记忆。诗人在“逝者良自苦，今人反为欢”的对照中，既感伤屈原的命运，又以节俗的烟火气，完成对生命价值的叩问。

  北宋苏轼的《屈原塔》、南宋范成大的《竹枝歌・端午》等传世之作，虽存在地域归属争议，但均被荆州文化记忆所吸纳。这些诗词如同一幅幅水墨长卷，在“渚宫台榭楚江滨”的地理坐标中，晕染出“榴花照眼艾垂门”的节序风光，让古代地理范畴之荆州的江风、柳影、粽香，都成为端午文化的诗意注脚。

  从情感溯源到民俗展演，从历史纵深到现实图景，古诗词为荆州端午构建了立体的文化坐标系。在这里，端午不仅是一个节期，更是楚人精神的文化原乡——每一首诗词都是一叶扁舟，载着千年的追思与敬仰，在时光的江流中，永远向着理想的“芷兰之境”溯游而上。这种独特的意境，正是荆州呈献给中华文明的端午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