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荆州市史志研究中心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野蛮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造成空前巨大的灾难。面对凶残的日本侵略者，荆州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起反抗，与祖国山河共存亡，用血肉之躯筑起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并最终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一、日军在荆州犯下滔天罪行

  1938年10月29日，日军占领武汉后即沿江而上侵占洪湖新堤，这是日军首次侵占荆州境域。1940年6月8日，日军第十三师团师团长赤鹿里中将率部2000余人分两路入侵荆州古城。一路由荆门南下，沿襄沙公路经李家场、秘师桥攻入；另一路由潜江西进，经丫角、草市入城。当日下午，日军一部出荆州城沿荆沙河东进，经迎喜街占领沙市。荆沙就此沦陷。自此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荆州沦为人间炼狱。日军在荆州血腥统治手段之残暴、破坏之深重，罄竹难书！

  武汉沦陷前后，日军飞机即对荆州辖区实施无差别狂轰滥炸。1938年10月，日军先后出动飞机109架次，炸毁房屋537栋，炸死629人，伤残者数以千计。1938年10月23日，日机在洪湖燕窝炸沉“新升隆”号小火轮，造成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工作人员25人遇难。25日，周恩来专程赶至燕窝，查看“新升隆”被炸现场，部署善后工作。1938年11月、1939年2月、1940年6月，荆州古城接连遭受三次空袭。空袭目标直指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江陵县政府驻地等办公场所、古城墙等历史建筑。老南门关帝庙、东汉大学者马融讲学之所绛帐台等古迹被炸毁，城内瓦砾遍地，烈焰冲天。1938年11月至1943年上半年，日军先后轰炸公安县城镇及村落数十次，造成上千平民伤亡，南平、闸口等重要集镇顿成废墟。

  日军在侵略荆州期间，推行惨绝人寰的“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纵火焚烧、残杀平民，肆无忌惮蹂躏残害妇女。在荆州区李埠镇“杀人潭”，日军以砍头、枪杀、破肚剖腹等十种暴刑集体屠杀（4人以上）7次共189人。沙市中山路上一根木电线杆被日军用作“刺柱”，日军经常将抗日义士或普通民众绑在电线杆上练习刺杀。1943年3月，日军在石首调关使用汽油放火。大火燃烧一天一夜，调关镇500余栋民居化为焦土，3000余居民无家可归。同年冬天，在公安县三省桥，日军集体杀死和活活烧死无辜村民73人，烧毁房屋100余栋。

  与此同时，日军大规模强掳青壮年充当苦役。1943年日军侵入松滋，利用维持会及伪联保主任下乡拉夫，强迫为其修筑工事、破坏建筑和搬运军需等。按1946年国民政府统计，日军在侵占松滋期间共征用民力80705人，其中死亡2344人、受伤3413人。1941年，在监利征用劳工1万余人，修建两个飞机场。1943年，在石首强拉民夫600余人，在章华港修筑碉堡、建浮桥；强征民夫1000余人，修建公路。劳工们缺衣少食，动辄遭受毒打虐杀，轻则致伤致残，重则当场毙命。

  日军对荆州的侵略，是一场罪行累累、惨无人道的浩劫，给荆州人民留下了空前的灾难。一方面，造成了触目惊心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无数家庭破碎，幸存者流离失所、身心俱残；社会经济遭受毁灭性打击，基础设施和生产能力破坏殆尽，战后重建步履维艰。据统计，抗日战争时期，荆州辖区伤亡人口522746人，其中，直接死亡80849人；财产损失约10.5亿元（按1937年7月的物价指数匡算）。另一方面，荆州古城遭受空前浩劫，承载历史记忆的文物古迹被夷为平地或洗劫一空，教育传承被强行中断，文化血脉几近断裂。据抗战后核查，荆州仅被日军炸毁、拆毁、烧毁的著名古建筑不少于30余处，已知被日军抢劫盗运出境的稀世金石书画、典章著作不少于250件（部），损失价值不可估量。

  铭记日军在荆州犯下的滔天罪行，铭记这段浸透血泪的历史，不仅是对逝者的告慰，更是对和平的珍视、对民族自强不息的永恒鞭策。历史的警钟长鸣，警示后人珍视和平，奋发图强，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二、党领导荆州军民创建襄南抗日民主根据地

  1932年10月，洪湖革命根据地丧失后，荆州原有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党员被迫分散隐蔽，组织活动一度中断。少数幸存的共产党员冒着生命危险，成立了荆沙地下党支部。1937年11月和1938年2月间，中共湖北省工委、中共湖北省临时委员会两次派人对荆沙地区党组织开展组织审查。1938年5月，省临委常委、组织部长钱瑛在沙市听取审查情况汇报后指出：“这个支部在那样白色恐怖的环境下，能保存下来，坚持战斗，是我们党一个不可多得的支部。”审查结束后，省委决定成立中共鄂西工作委员会。7月，省委撤销鄂西工委，成立鄂西中心县委，具体领导江陵、公安、石首、宜都、枝江、松滋、宜昌、长阳、五峰、秭归等11县的工作。中心县委机关设在沙市。鄂西中心县委的成立，对领导鄂西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加强鄂西各县党组织的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1939年，中共江陵中心县委按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开始擘画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蓝图。彭祥麟、张礼成等骨干党员深入岑河、三湖、张金河等农村腹地，宣讲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通过开办党员训练班培养新生力量，在半年内发展到7个区级组织，为根据地建设筑牢组织根基。1941年4月，江陵县委在岑河召开各界人士代表会议，正式宣告成立江陵县抗日民主政府和新四军江陵独立十四营。7月，三湖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根据地南抵长江，北到豉湖、长湖，东至张金河、龙湾，方圆100余里。9月，国民党顽固派以攻打沙市为名，暗中勾结日伪军，悍然进犯。彭祥麟壮烈牺牲，其他人员或转移襄西或就地隐蔽，根据地丧失。三湖根据地虽然只有半年，但它是沿江敌后建立最早的小块根据地之一，是江陵党组织在远离鄂豫边区的情势下独立创建起来的。它的建立和丧失，为敌后滨湖地区的抗日斗争提供了可贵的经验，为日后新四军五师开辟襄南抗日根据地准备了有利的政治条件和群众基础。

  1943年初，日军进犯襄南，襄南地区全面沦陷，抗日形势急转直下。3月下旬，鄂豫边区党委果断派遣襄河军分区参谋长李人林率领数百人组成先遣队夜渡襄河，肩负起开辟襄南根据地的重任。这支队伍以“贴烧饼”战术穿梭于敌占区，日军合围时便隐蔽于据点附近，待敌撤退立即返回开展工作，在重兵围剿中始终保持主动。同时，李人林积极开展统战工作，成功争取伪军头目率部起义，抗日力量迅速壮大。为适应襄南形势快速发展需要，5月，襄河地委决定成立中共襄河地委襄南代表团，统一领导襄南军事和地方工作。6月，新四军五师十五旅和襄南指挥部发起熊口战斗，全歼伪军朱秉坤部2000余人，拔除10余处据点，以熊口为中心的江潜边地区成为襄南根据地巩固的中心区域，为东进洪湖、南向石公华发展奠定了基础。1944年11月，鄂豫边区党委和五师首长将襄河地委划分为襄南、襄北两个地委。襄南地区下辖江陵、监利、监沔、天潜沔、川沔、汉沔、嘉蒲、石公华、荆潜、荆钟北山、当阳10县，面积达4.8万平方公里，人口255万。襄南党政军机关设在潜江熊口。襄南坚持“以发展为主”的方针，继续向江南、鄂西发展。1945年3月1日，贺炳炎、廖汉生率领南下干部大队抵达襄南根据地，加强了领导，并成立江南中心县委和江南指挥部，主动出击日伪军据点，使根据地扩大、延伸到洞庭湖滨，进入嘉蒲临地区，与湘鄂赣打通联系，实现了从西南面包围武汉的战略意图。

  荆州军民的抗日斗争，直接支持了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大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荆州儿女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

  荆州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兴起的时间较早，持续的时间较长，规模和影响也较大。早在1934年春，荆州进步学生便组织发起读书会、传阅进步书刊，探索救国图存道路。七七事变前后，在荆沙地下党组织领导下，进步青年以同学会、补习班等名义聚集起来，成立十余个救亡团队。其中，“新生”、“黎明”剧团排演的《九一八以来》《放下你的鞭子》《林中口哨》抗日话剧广受群众好评。1938年1月，荆沙地下党组织成立青年救国团（简称“青救”）荆沙区团。“青救”在沙市最为繁华的中山路、中山公园等处开辟抗战宣传专栏和大型壁报。“青救”遭国民党顽固派解散后，改名为青年服务团（简称“青服”）。“青服”组成3至5人的小型宣传组，到工厂、街头和郊区农民中开展活动。一场社会各阶层群众广泛参与的抗日救国运动在荆州大地蓬勃兴起，党的抗日救亡主张日益深入人心。

  荆州儿女为抗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财力保障。根据地群众除了为部队送饭菜、站岗放哨、传递信息外，还积极投入反“扫荡”、杀汉奸、保卫家乡的斗争。“黄学会”3000余农民接受改造，成为抗日群众性武装。爱国知识分子潘哲夫在松滋、公安、江陵三县边界发展一支3000余人枪的抗日武装。地方武装组织主动向日军出击，发动突袭，“土部队也能打败洋鬼子”。随着减租减息斗争的开展，荆州地区农民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在石公华抗日根据地，广大贫苦农民踊跃交售救国公粮，仅一、二、五联乡就征购粮食7640余石，洪湖地区运出约10万石稻谷和杂粮支援边区缺粮县。各地妇救会积极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开展为抗战“多种一亩地、节约一把米”活动，做军鞋袜慰问部队，捐献物资、钱款支援前线。仅1944年，石公华根据地各联乡政府就为江南挺进支队和政府工作人员做军鞋4200余双。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调动了进步人士和中间人士参加抗战的积极性。1944年，鄂豫边区民主政府向富商、地主、富农和士绅发行建国公债，石公华各界爱国人士认购公债总额近一百万元。荆州群众争先恐后参加献金运动，公安县人民省吃俭用捐款购买一架飞机，命名为“公安号”支援抗战。在襄南抗日根据地主要财源基地—古长堤，具有民族气节的大小商户拥护党的抗日主张，主动交税，最盛时期月收税款额达300万元以上，保障了边区财政开支。

  荆州儿女抱定血战到底、抗战到底的信念，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1943年10月初，日军对大同湖地区发动“大扫荡”，来不及撤离的群众自觉立下公约：不供给敌人一粒粮、一条鱼、不组织“维持会”，不暴露新四军秘密。日军抓捕12名农渔民，一连杀了9人，知情渔民只字未吐。1941年10月，江陵县委书记彭祥麟因特务出卖而被捕。面对劝降，他大义凛然道：“你寅时放我，卯时我就干共产党，重组江陵抗日游击队！”就义时年仅24岁。1945年8月14日，新四军第5师江南指挥部指挥长沈国栋带领3名侦察员到刘家桥了解敌情。途中遇上日特警班下乡“扫荡”，他下湖诱敌中弹，牺牲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面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荆州儿女和全体中华儿女一道，同仇敌忾、众志成城，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抵御外侮的伟大篇章，充分彰显了人民群众是战争胜利最深厚的伟力。

  四、凝聚起当好江汉平原高质量发展排头兵的磅礴力量

  当好江汉平原高质量发展排头兵是省委、省政府立足全省支点建设大局赋予荆州的新使命新任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肩负新的重大责任，我们要深入挖掘伟大抗战精神的时代价值，从荆州抗战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实干实效诠释抗战精神，为全省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作出荆州贡献。

  要坚定跟党走的政治信念。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襄南抗日民主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新时代新征程，党的领导是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主心骨”，是中国式现代化巨轮行稳致远的“压舱石”。我们要持之以恒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要传承团结奋斗的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坚决维护、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团结抗战，维护了团结抗战大局。团结是抗战时期“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必胜密码。抗战时期，襄河地区各县都成立了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的组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既有中共党政军干部、民众团体代表，也有国民党员、士绅和各界贤达。对党外人士，只要他们赞成抗日民主并有一定的威望，就可担任参议员。各县参议员在宣传解释党的政策、消除中上层人士的怀疑恐惧情绪、动员各方人士抗日救国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开展广泛宣传解读，讲清楚省委赋予荆州“排头兵”使命任务，讲清楚当好“排头兵”的思路举措，讲清楚“排头兵”和先行区的紧密联系，将发展目标转化成全市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团体和各界人士的共同意志和行动，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进”的奋进力量。

  要锤炼敢于担难的斗争精神。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在斗争中成长和壮大起来的，斗争精神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1943年底，面对敌后战场日益严峻的斗争形势，襄河地区各级党政军机关认真贯彻党中央和边区党委关于大生产运动的指示，一面坚持对日伪军战斗，一面抓群众生产和部队、机关生产，使群众安居乐业有饭吃，军政脱产人员生活费用部分自给，还为边区克服财政困难提供了可观的财源。新时代新征程，荆州正在大力实施产业强基、枢纽壮腰、绿色崛起、文化铸魂“四大战略”，这是事关荆州复兴的长远谋划。在这一战略实施过程中，我们会面对许多前所未有的困难，无论是实现“冲刺百强城市、跨越5000亿”目标，还是坚定不移打好洪湖流域综合治理总体战、攻坚战，抑或是抢抓机遇争取荆荆高铁南延、仙洪监铁路等事关荆州长远发展的事项尽快实现重大突破，无不考验着我们的勇气和智慧。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我们应当挺起脊梁，面对急难险重不推诿、在风险矛盾面前不退缩，敢啃最硬的骨头、接烫手的山芋，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神，以压倒一切困难的决心和勇气，知重而担，向难求成，努力开创荆州发展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