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侯丽
人物名片
袁宗道(1560—1600),晚明著名文学家。字伯修,号石浦,湖广公安(今湖北公安县)人,与弟袁宏道(中郎)、袁中道(小修)并称“三袁”,同为文学革新派——“公安派”的领袖。宗道十二岁应童子试时,督学看到他的试卷,就惊奇地说过:“子当大魁天下”。果然在万历十四年(1586)举会试第一,时年二十七岁。后官至春坊庶子兼翰林院侍读。当过皇长子的老师。宗道在文学上的主要贡献,是他针对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理论,首先“在馆(翰林院)中,与同馆黄辉力排其说”(《明史·袁宏道传》)。他与宏道、中道发起、联络一批反复古主创新的作家、诗人,在北京西郊崇国寺组织“蒲桃社”,这就是“公安派“的形成。所以明末清初著名作家、诗人钱谦益评价宗道:“其才或不逮二仲(宏道),而公安一派,实自伯修发之”(《列朝诗集小传》)。宗道的著作有《白苏斋集》二十二卷行世,其中有不少有关公安的诗文。
“公安派”肇始于谁?这应该不是问题了。它的奠基人就是三袁中的老大袁宗道。
在明末,文气不振,人多僵化昏庸。前后“七子”成为文坛主流竟达百年之久,他们迂腐地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于是摹拟剽窃成风,没有创新精神。使得文坛也如这王朝一样,弥漫着一股行将就木的衰亡气息。文学不应当如此,文学永远是创新的前沿,食古不化者不会有出息,成不了大事。
正当后“七子”领袖王(世贞)、李(攀友)之学盛行时,袁氏三兄弟成为叛逆者、革新者,是历史的召唤或者是时代的选择,挽救颓败的明代文学的重担落在了公安这片土地上走出来的袁氏三兄弟身上。而最先认清前后“七子”弊病,清醒站出来的就是老大袁宗道。
他先后发表《论文》上下二篇,批驳前后“七子”违反文学发展规律,倡导剽窃蹈袭、复古倒退的谬论。他认为作家应“从学生理,从理生文”(《论文下》)。文以时变,每个时代都应有自己的文学。文学常新的标志正是它的独创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和思想,语言更要新鲜,新鲜才有活力。
正是这两篇论文,拉开了反对复古的序幕,奠定了公安派的理论基础。“慨模拟之流毒,悲时论之险狭,思一易其弦辙。”三袁登高一呼,追随者众。似乎文坛早就憋了一口气,人们的不满已到顶点。这些人中,有黄辉、陶望龄、雷思霈、江进之、曾可前、丘长孺、潘士藻等,都是才华横溢者,于是,一个注定名垂千古的文学流派“公安派”应运而生。他们把个性解脱、文体解放写在公安派的旗帜上,与复古派相抗衡。
在此后,公安派影响日盛,一直到清代和民国,影响直至五四运动。鲁迅、胡适、周作人等都大力推崇公安派的文学思想。甚至这股文学潮流进入整个东亚,在日本和韩国也有众多继承者和追随者……
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号玉蟠,又号石浦,明代公安长安里(今孟家溪镇)人。他父亲袁士瑜是个秀才,在乡邑享有声誉;母亲龚氏,是进士龚大器的女儿,四个舅父,其中有一个进士,一个举人。
据说宗道出生之夜,其祖母徐氏做了个奇怪的梦:一个美人从天上飞下来,头上发饰交垂,样子如菩萨。她慌忙扯衣接住美人。这夜便诞生了袁家第一个孙子袁宗道。
而此时宗道之父袁士瑜才17岁。宗道自幼聪颖好学,10岁能诗文。宗道家族本姓元,明代初年,他远祖从江西丰城县元坊村迁到蕲黄(今属湖北东部),其高祖有伦迁到公安长安里落籍,宗道12岁应童子试时,一个姓金的督学看到他的试卷,惊奇地说:“子当大魁天下,但姓同胜国(指灭亡的元朝帝国)号,恐不利首榜,吾为子更之”。遂改“元”姓为“袁”姓,宗道在这次童试入学,全家也就姓袁了,其族谱家祠,也将先祖改为“袁”姓。
宗道比宏道在年龄上大八岁,而比中道大整整十岁。在万历二年,其母龚安人谢世,三袁兄弟唯一的姐妹被送往外祖父家寄养,而庶母刘氏又生宁道、安道,三袁由庶祖母詹氏抚养。由此可见,失却母爱的三袁兄弟实际上也没得到多少父爱,作为兄长的宗道乡试的成功与会试的成名,可以想象在二位弟弟心目中楷模形象,应该说,宗道在两位弟弟心中的地位比父亲更高大,并激励他们也同样求上进,取功名。
1579年(万历七年),宗道20岁,考中湖广乡试举人。回到家乡,与弟宏道、中道在荷叶山房一起读书习文,尤喜读先秦两汉之书,愈读愈对前后“七子”的诗文产生怀疑。又与乡中文友结社论文,并且沉溺其中,夜以继日,还编刻自己的诗集。后来他得了一场大病,差点死了。有个道士教他数息静坐调养身心。这才暂时放弃文事,终日静坐修身养病,不问世事。
在父亲的屡次催逼下,23岁时赴京赶考。在荆门住旅馆时,旅店倒塌,差点被砸死。捡回一条命半途回来,又闻妻子病逝。到了27岁时,再次赴京,考中进士,列二甲第一名(一甲只有三名,二甲67名,三甲27名)。也就是说,这年他考了全国第四名。据说他本来应进一甲,说不定是状元,或者榜眼、探花的,但因当时张居正案发,因宗道和张居正为荆州同乡,主考官为保自己脑袋避嫌,将宗道降为二甲第一名。并被选为庶吉士。三年後,授翰林院编修。
官成名达的长兄是袁家骄傲,也是二位弟弟的榜样。庶吉士在明代被认作“储相”,在一般社会阶层中更是高贵清华。长兄如父,请看中道(小修)《告伯修文》中的感人回忆:伯修,伯修! 兄如何便长逝耶! 自失母之后,兄弟姊妹四人,伶仃孤若。我时年最小,视兄如父也。里舍书房中,三人相聚讲业,夜窗风雨,未尝一日不共也。门户凋零,幸而兄致身青云,数十年以内,家门昌炽,无一发一毛非兄赐也。蕞尔之邑,不知有所谓圣学禅学,自兄从事于官,有志于生死之道,而后我兄弟始仰青天而见白日矣。
这足以证明,伯修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在家中顶梁柱的作用,兄长对他们人格追求、学术发展、以及智慧开发等几方面从没放松。
400多年前的公安的确是蕞尔之邑,僻野之乡,却能出如此三杰,与宗道的引领有直接关系。
中郎曾经提到当时乡邑的不开化状态,“夫衣纨绣而过者,入村落则老稚聚而骇,过下邑则士窃议指其背,至通都则常,其习固也。”伯修也曾提到这种状况,其朋友戏曰:“南平一片黄茅白苇,何得出尔三人?”正是长兄伯修的功劳。
在作文方面,反对八股,匠心独运,中道极赞长兄“文章穷工极变”。事实上宗道作文作人,都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其文风影响了二位弟弟。袁氏兄弟的那种文酒风流,情趣高雅,爱好广泛,充满了生活的乐趣。据袁氏年谱说,宏道十五居城南,结文社,自为社长。“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师之,奉其约束,不敢犯。”
中道十四与李学元等六人加入文学社,而十一岁就能作《黄山》《雪》二赋,共五千余字,时称奇才。这与他们待在宗道身边有莫大关系,因为当时宗道二十中乡试以后,居家休病长达几年。而且宗道为人和善,“性温而真”(宏道语),经常与弟弟一同参禅学习,鼓励他们,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翰林院,袁宗道结识了李贽的弟子深有和尚,受其“心性”之说的影响,以禅诠儒,不再谈论道家的养生之道。后来又奉使湖北,逗留家乡,与弟宏道、中道两度赴麻城拜访李贽,深受启发,在三兄弟中最先写文章对复古派的弊端提出批评。
李贽称赞“三袁”兄弟是:“伯也稳实,仲也英特,皆天下名士也”(见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宗道尊李贽为师,作《龙湖》一文,推崇备至。
万历二十二年(1594),袁宗道由湖广返京,不久改任东宫储官,后官至春坊右庶子。那时,袁宏道也入京任职,中道则寓居北京,他们兄弟三人与谢肇淛、江盈科等人结“葡萄社”于城西。
“葡萄社”基本是公安派队伍的形成,“葡萄社”成员大都成为了公安派日后的骨干。如黄辉、江盈科、钟君威、谢肇淛、方子公、丘坦、陶望龄等。他们常聚会一起抨击“七子”。而他们的诗“扫时诗之陋习,为末季之先驱。”宗道在《答陶石篑》信中,已看到文字革新的成效,“公安派”的诗文“新鲜矫警”。“七子”辈的作品“如书画赝本”,“几成滞货”。连“后七子”首领王世贞在这种强力的反叛和创新之风的压力下,渐失文学市场,也被迫慢慢改变着自己的文风。不然将被时代淘汰。
他在文学上既反对模拟复古,又注重学习前人“古文贵达”的精神。平生崇敬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宋代大文学家苏轼,并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白苏斋”,诗文集取名《白苏斋集》。其义就是提倡通俗的、接近口语的文字,做到作品明白易懂。在他的带动下,宏道、中道继之而起,三兄弟终于成就了“公安派”的崛起。
宗道命运最惨,在京时,两儿一女都连续病死,他在40岁时就成了一个“孤寡老人”。而后宗道以翰林院修撰充东宫讲官。“鸡鸣而入,寒暑不辍”。弟弟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日夜抱一编,形神俱焦瘁。”他无比怀念家乡公安的生活,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四十方强已厌官,催人头白是长安……春来转忆家园好,社鼓村醪日日欢。”在给家乡叔叔的信中他说:“长安沙尘中,无日不念荷叶山乔松古木也。”并与中道规划退休后,将荷叶山房怎样围墙,怎样种莲,怎样建佛堂等事宜都一一讨论定案。
但是,命运捉弄人摧残人,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秋天,京都大风,宗道已染疾,还是拖着病体入宫,回来时倒地而亡,无有一言,终年41岁。袁宗道为官清廉,宗道以右庶子任东宫讲官时,“省交游,简应酬”,办事“鸡鸣而入,寒暑不辍”,致积劳成疾。他去世以后,身无积蓄,连购买棺材及眷属南归故里的路费都是朋友们的捐助和卖尽他的书画几砚凑的。
如果说,求新创新,不袭陈言,不落旧套,又是三袁共同追求的目标。那么“中郎的特色是清新,有如夏日清晨的露珠;小修的特色是奇诡,有如秋日蓝空的白云;那么伯修的特色是温雅,有如春日拂面的轻风,同时有一种雍容平和的气度”(钱伯城《白苏斋类集》前言)。
姚士麟评伯修诗文就著眼於一个“新”字,称之“情情新来,笔笔新赴”;“提人新情,换人新眼”(《白苏斋类集序》)。袁宗道写了大量的山水诗和游记,个性强烈,感受独特,总是佳句连连。其山水游记,写得自然灵活,精炼透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性灵”之美。中道评论大哥:“诗清润和雅,文尤婉妙……作小词乐府,依稀辛稼轩、柳七郎风味。”清初诗人钱谦益评价宗道说:“其才或不逮二仲,而公安一派,实自伯修发之”(《列朝诗集小传·袁庶子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