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大中

  楚庄王在位23年（公元前613年－公元前591年）期间，先后任用斗般（字子扬）、斗椒（字子越，一字伯棼）、虞丘（字子桱，号虞丘子）、蒍敖（名敖，字孙叔）、子佩等五位令尹（一说为六人，另一人待考证）。其中，孙叔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贤相，司马迁撰写《循吏列传》时，将他列为首位。《韩诗外传》《列女传·樊姬》记载“孙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国霸”；桓谭《新论·国是》亦言“孙叔敖相楚，期年而楚国大治，庄王以伯”。可见孙叔敖担任令尹时政绩最为突出，辅佐楚庄王成就辉煌霸业。

  汉代刘向《新序·杂事一》记载，孙叔敖年少时，一次外出游玩，看见一条两头蛇，便将蛇杀死后埋入地下。回到家中，他不禁哭泣起来。母亲询问缘由，孙叔敖答道：“我听说见到两头蛇的人会死去，刚才我见到了它，恐怕很快就要离开母亲了。”母亲问：“那条蛇现在在哪里？”孙叔敖说：“我怕别人再见到它遭殃，就把它杀死埋掉了。”母亲安慰道：“积阴德的人，上天会用福分回报他，你不会死的。”孙叔敖埋蛇的具体位置，在今荆州市江汉北路与长港路交汇处的东北侧，如今此地名为“蛇入山”。

  孙叔敖担任令尹，与楚庄王夫人樊姬和前任令尹虞丘密切相关。楚庄王时期，虞丘担任令尹十余年，是任期最长的令尹。刘向《楚庄樊姬》记载，樊姬得知丈夫宠信虞丘，心中喜忧参半。她对楚庄王说：“虞丘称得上聪明人，却未必是忠臣。他担任楚国令尹多年，除了子弟宗族亲戚，从未举荐过贤才，也未罢免过不贤之人，难道忠臣是这样的吗？　不举荐贤德之士，就是不忠；不知他人贤能，就是不智。”第二天上朝时，楚庄王将樊姬的话告知虞丘，虞丘随即举荐孙叔敖接任令尹。

  司马迁在《史记·循吏列传》中首次系统记载了孙叔敖等循吏的事迹，将其定义为“奉法循理，无所变更，百官自正”的典范。楚庄王曾认为原有钱币太轻，下令改铸大钱，百姓使用起来颇为不便。孙叔敖劝谏后，楚庄王同意恢复旧币制。楚国民俗喜好乘坐矮车，楚庄王认为矮车不便于驾驶，想下令改高车制。孙叔敖建议：“政令频繁出台，百姓会无所适从。请让乡里人加高门槛，乘车者多为有身份的人，他们不会为过门槛频繁下车，自然会把车造高。”楚庄王采纳了这一建议，半年后，百姓的车子都自行加高了。孙叔敖无需强制下令，百姓便自然顺从，只因身边人先效仿他的做法，其他人也随之效法。

  孙叔敖注重兴修水利工程。《淮南子·人间训》记载，他出任令尹前就“决期思之水，而灌云雩之野”，主持修建了我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期思陂”。《皇览》记载，他任令尹后“或曰孙叔敖激沮水作云梦大泽之池也”，在沮水、漳水下游继续兴修水利，为以郢都为中心的农业灌溉带来极大便利。另据《七国考·楚食货》记载：“孙叔敖为楚相，截汝坟之水，作塘以溉田，民获其利。”至此，楚国南部的沮漳水流域、北部的汝水流域都兴修了水利工程，形成南北贯通的灌溉网络。

  孙叔敖还精选军政典令，推行军事改革。《左传·宣公二十年》记载，在行军布阵时，右军依将军车辕所向进退，左军负责采集草藤以备宿营，前军探查道路并以旌旗为标志告知后军以防不测，中军制定谋略，后军以精兵殿后；百官各树旌旗以表明地位与职司，并依此行动。通过这样的改革，孙叔敖将军队分为五个部分，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组织严密、作战灵活，实现“军政不戒而备”，极大提升了军队战斗力。

  在执政过程中，孙叔敖重视法治。据《说苑·至公》记载，曾推荐他担任令尹的虞丘，其家人触犯法律后，孙叔敖不徇私情，“执而戮之”。虞丘对此反而欣慰，称赞孙叔敖“奉国法而不党，可谓公平”。

  《说苑·卷十》记载，孙叔敖就任令尹后，官吏和百姓都来祝贺，却有一位老人前来吊唁。孙叔敖接见老人并请教指教，老人说：“身份显贵却对人傲慢，百姓会疏远他；地位尊崇却擅权专政，国君会厌恶他；俸禄丰厚却不知满足，灾祸会降临他。”孙叔敖拜了两拜说：“我愿意聆听更多教诲。”老人叮嘱：“地位越高，态度越要谦逊；官职越大，处事越要谨慎；俸禄已丰，就不应索取分外财物。您坚守这三条，便足以治理楚国了。”

  孙叔敖一生清廉，多次坚决推辞楚庄王的赏赐，家中毫无积蓄，妻儿不穿丝帛，连马匹都不喂粮食。先秦佚名《慷慨歌》唱道：“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贫。独不见楚相孙叔敖，廉洁不受钱。”公元前593年，孙叔敖患疽病去世，身为楚国令尹却家徒四壁，连棺木都未准备。他死后，儿子穿着粗布破衣，靠打柴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