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荆州区域新发现战国秦汉简牍与中华历史文明”学术会议在荆州召开。会前,与会专家前往荆州博物馆、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等地调研,深入了解荆州历史文化和文物修复、考古发掘等情况。
中华文化促进会名誉主席王石:
为中华文化传承发展注入新活力
中华文化促进会名誉主席王石指出,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全国顶尖学府的学者们,与荆州当地研究保护简牍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这种“强强联合”,形成了两支强大的队伍:一支是发掘和保护的队伍,另一支是研究的队伍。这是“本地与全国”、“发掘保护与研究”的智慧与力量的融合,必将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我对‘荆州简’有着非常鲜明的印象,那些窄至5毫米的竹片上,展现了古人精湛的书写技艺和丰富的思想内容,这让我惊叹不已。”王石认为,简牍作为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古老的智慧与记忆,“荆州简”不仅保存完好,而且书写的文字灵动飘逸,极具研究价值。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荆州区域战国秦汉简牍研究成果,正推动着楚文化经历一个从“考古学概念”向“历史学概念”和社会文化概念过渡的成熟阶段。许多文化,更多地停留在考古学概念层面,而荆州则不然,她不仅拥有丰富的考古学成果,更重要的是,她拥有文献支撑。这种考古与文献的结合,使得楚文化能够更深入地被理解和阐释,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荆州简’的时代意义,在于它们是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重要实证,不仅修正了我们对历史的既有认知,更揭示了先秦文化的多元面貌。这些简牍,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我们探寻中华文明源头的道路。”王石表示。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保护中心主任、教授黄德宽:
揭示华夏认同的宝贵资源
“荆州区域战国秦汉简牍的发现,为中华文明史研究带来了全新且至关重要的视角。”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保护中心主任、教授黄德宽指出,众所周知,楚国800年的辉煌历史主要在江汉平原铸就,而荆州正是荆楚历史文化繁荣发展的核心区域。难以计数的荆楚文化遗产大多埋藏于地下,荆州地区历年的考古发现,为认识和佐证荆楚文化在历史上取得的重大成就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荆州出土简牍的数量之多、时间跨度之长、品类和内容之丰富与重要,是其他地区难以企及的。这些简牍不仅生动再现了荆楚地区的历史文化风貌,更为全面认识中华文明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文献记载。对于荆州而言,拥有如此得天独厚的宝贵资源是无可比拟的优势。”近10年来,黄德宽在清华大学专注于清华简的整理与研究,每一次看到同仁们发布的简牍研究成果,都能加深他对荆楚地区历史文化的认知。
“楚人从简牍中如何反映出对华夏文明的认同,这不仅是简牍研究中的重大课题,也与当前备受关注的大一统观念的形成、华夏文明的传播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等问题密切相关。如今,荆州地区战国秦汉简牍的发现,为我们深入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丰富的资料。”黄德宽说。
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李中华:
人类文明宝库中的璀璨明珠
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李中华认为,楚文化堪称长江流域文明的集大成者,这种集大成的特质,在哲学和文学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而老子、庄子和屈原这3位楚人,便是楚文化在这些领域的杰出代表。
老子被公认为中国第一位哲学家,与古希腊的泰勒斯相比,老子的时代稍早。庄子同样是楚文化哲学领域的重要代表,对后世哲学和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屈原作为楚文化在文学领域的杰出代表,其思想和作品也蕴含着深刻的哲学内涵,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者。
李中华指出,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提出了“轴心时代”的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元年期间,几大文明古国各自出现了思想先驱,在不同地域共同实现了“哲学的突破”,这种突破表现为对人类所处宇宙本质的深刻洞察和思考。老子、庄子和屈原正是中国在这一“轴心时代”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和作品,不仅是楚文化的瑰宝,更是人类文明宝库中的璀璨明珠。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简帛研究中心主任陈伟:
重构古代国家制度图景
“在目前已出土的秦汉时期法律简牍中,荆州是出土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相较于同为秦汉律令简牍主要出土地的云梦,荆州在汉律简牍出土方面更为突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简帛研究中心主任陈伟坦言。
荆州出土的汉律简牍,最早的当属张家山27号墓出土的《二年律令》,年代稍晚的是张家山336号墓出土的律典,其年代大致处于汉文帝前期,最新的一批是胡家草场12号墓出土的简牍。这3批出土的简牍资料,构建了从吕后二年直至汉文帝时期较为完整的西汉律典发展脉络。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存已知的西汉时期四部律典中,有3部出自荆州。
目前,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文旅厅和武汉大学三方合作,计划用10年时间对湖北出土的所有简牍进行重新整理,并出版约100本相关成果。这一项目涵盖了已出版和未出版的简牍资料,其中,荆州出土的律令简牍是重要组成部分。陈伟表示,通过对这些律令简牍的整理、复原、解读和研究,我们能够深入了解当时国家的制度架构、运行机制以及社会治理模式,为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法律和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方勤:
解锁楚文化起源的钥匙
“楚文化起源问题是楚文化演变脉络中的核心议题,而‘荆州简’为这一议题的探讨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简牍证据。”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方勤指出,作为楚文化核心区域出土的简牍资料,“荆州简”以其原始性、真实性的特质,为我们精准定位楚文化起源地、梳理楚文化早期发展脉络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方勤认为,研究“荆州简”,必须将其置于以纪南城为中心的历史地理环境中。目前所见的“荆州简”,多出土于纪南城周边区域,这些简牍内容所呈现的思想内涵具有显著的广泛性与包容性——既有中原文化的印记,也包含齐鲁大地的思想元素,更保留了楚地本土文化的特色。
“从简牍研究学者的视角来看,‘荆州简’的学术潜力远未被完全发掘,未来仍充满诸多值得期待的突破方向。其中,楚简中乐谱的破译无疑是极具价值的研究课题。若能成功破译楚简乐谱,将填补中国早期音乐史研究的关键空白,还原战国时期楚地的音乐文化风貌。”方勤强调,“荆州简”作为楚文化的重要载体,是解锁楚文化奥秘的关键钥匙。我们应充分重视其价值,不断深入研究和传播,让楚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荆州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杨开勇:
荆州出土战国秦汉简牍价值非凡
“截至目前,荆州已出土战国楚简16批、4100余枚,数量约占全国32%、湖北64%;秦简1200余枚,约占全国4%、湖北51%;西汉饱水简牍11400余枚,占全国14%、湖北82%。其中,有最全版本的楚简《诗经》,最早的楚简‘乐’简,最早的楚简‘药方’‘字谜’,最早的乘法口诀楚简‘九九术’,最早的朱砂线分栏楚简‘日书’,秦简仅见的‘二十八宿占’,最早西汉律令类竹简的张家山汉简……”荆州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杨开勇介绍,荆州作为战国时期楚国的都城所在、中国简牍出土的核心区域,其出土的战国、秦汉简牍数量庞大、内容丰富、价值极高,为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的历史、文化、思想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荆州博物馆已出版‘荆州简’研究专著《楚系简帛文字编》等10余部,发表《湖北荆州王家嘴M798出土战国楚简<诗经>概述》等简牍学研究论文数百篇。”杨开勇表示,荆州博物馆将致力于将“荆州简”保护好、整理好、研究好、阐释好、宣传好,为促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传承,弘扬荆楚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更多贡献。
荆州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方北松:
守护好中华文明的“信史”
“作为有机质文物保护的‘国家队’,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始终将简牍的保护与修复置于核心地位。”荆州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方北松介绍,自荆州简牍出土之初,保护工作便已启动,历经数十年,已完成对近65%荆州出土简牍总量的修复,目前正全力推进近年来新出土的王家嘴楚简和秦家嘴楚简的修复保护工作。
在简牍修复领域,荆州文物保护中心攻克了清洗、脱水、脱色、封护、包装等一系列复杂工艺难题。特别是脱色和脱水,是决定修复质量的关键步骤。通过精细化的操作,成功让肉眼难辨的字迹重新显现,让干缩变形的竹简润胀复形。目前,荆州完成的保水简牍修复量超过全国总量的80%,木漆器保护修复量占全国总量约70%,出土纺织品保护工作占同期出土量的50%。
“‘荆州简’的保护工作是我们积累经验的源头。基于‘荆州简’的保护实践,我们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保护方法,并将其推广应用到其他地区的简牍保护工作中,在全国简牍保护领域起到了技术引领的重要作用。”方北松表示,荆州文保人将继续秉持专业精神,全力以赴做好“荆州简”保护工作,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力量。
荆州文化学者张卫平:
讲述“最荆州”的楚文化故事
“荆州出土了大量战国楚简,这些珍贵的‘荆州简’,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先秦文明一扇新的窗口,呈现了秦代‘焚书’前最为真实的文本,讲述了‘最荆州’的中华文明故事。”荆州文化学者张卫平谈到。
“荆州简”如何才能完成从出土文物到文明信使的华丽转身? 张卫平坦言,目前,仅仅才只破题或起步。一方面,我们应通过多种途径,不断深化对“荆州简”的学术研究。除依托本地资源,整合长江大学、荆州博物馆、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及其他社会力量外,还需积极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博物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专业研究机构合作,举办高水平学术研讨会,致力于总结并提炼具有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楚文化核心标识;另一方面,还要面向社会公众,做好“荆州简”的宣传普及工作,并借助现代传播技术与手段,为其注入全新的生命力。
“总之,荆州应坚定扛起楚简保护与传承的大旗,努力将荆州打造成为楚简研究高地,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楚简学术研究中心、权威阐释平台与优秀成果发布基地,努力讲好‘最荆州’的楚文化故事,真正实现‘让世界看见楚文化’。”张卫平说。
禹划九州,始有荆州。荆州地理位置重要、历史文化深厚,尤以春秋战国时期的楚文化,以惊彩绝艳而著名于世,是悠久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得益于优良的埋藏环境,荆州考古发现楚文物保存好、种类多、价值高,其中以竹简最为珍贵。
荆州出土战国秦汉简牍,数量大、内容丰、价值高,为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的历史、文化、思想等具有重要意义。
“荆州简”之最
秦家嘴1093号楚墓:单座墓葬出土竹简数量最多、典籍类文献最多
2023年出土于楚都纪南城以东约1公里的秦家嘴东周墓地,数量约1800枚,字数约3万字,内容包括先秦“书”类、“语”类、诸子、数学、医药、畜牧、文学、日书、历法、祭祷等,尤以典籍类楚简是迄今考古发掘出土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者。
该项目入选国家文物局2023年“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湖北六大考古新发现”。
最全版本的楚简《诗经》
2021年出土于楚都纪南城以东约3公里的王家嘴东周墓地,《诗经》之《国风》的绝大部分篇章皆有发现,是迄今考古发掘出土存诗数量最多、文本结构最完整的战国楚简《诗经》抄本。
该项目入选2021年“湖北六大考古新发现”。
最完整、最早的楚简《吕刑》最早的楚简“乐”
王家嘴楚简“乐”类文献可能为乐谱,是迄今考古发掘出土最早者。
楚文王首次位列“春秋五霸”最早的乘法口诀楚简“九九术”
即乘法口诀,是迄今考古发掘出土最早的版本,距今约2300余年,较之前考古发现最早的乘法口诀实物——湖南里耶秦简《九九表》还早约一个多世纪。
最早的楚简“药方”、“字谜”最早的朱砂线分栏楚简“日书”
每简书写一个干支的吉凶宜忌,并用三道横向朱砂线予以分栏而可呈表格状。此情况在考古发掘出土简牍中属首次发现。
秦简仅见的“二十八宿占”
1993年出土于周家台30号秦墓,26枚竹简文字及符号拼合成两个同心圆,显示“东、西、南、北”“金、木、水、火”及二十八宿名、二十八时称、天干、地支等。
最早西汉律令类竹简的张家山汉简
1983—1988年出土于张家山汉墓,2366枚竹简内容主要有《二年律令》《奏谳书》《盖庐》《脉书》《引书》《算数书》等,内容非常丰富,是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对研究西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科学、技术等具有极高的价值。
胡家草场M12:单座汉墓出土竹简牍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
2018年出土西汉简牍4642枚,内容包括岁纪、历、日至、法律文献、医方及杂方、日书、簿籍、遣策等8类,为秦汉时期历史、政治、法律、民族、礼制、历法、医药、数术等研究提供了丰富系统的新资料。
该项目入围“2019年中国考古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9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入选202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简”述历史“牍”懂中国
汉字是世界上使用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的一种文字。早在3500多年前的商代,我们的祖先就使用了相当成熟的文字——甲骨文,这是一种契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西周时期,铭铸在青铜器上的金文(又称钟鼎文)成为当时文字的典范。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的普及和私人著述的出现,迫切需要更为广泛的书写材料和更为简便的书写方法。以竹木为载体、用笔墨书写的文字便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在各类载体及字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把竹、木截劈成窄长条,这叫做“简”,南方地区多用竹简,北方地区多用木简;把竹、木锯解为较宽的长方片状,这叫做“牍”。
根据文献记载,早在商代就已使用简牍,但我们目前能见到最早的简牍实物属于战国时期。战国时期的简牍文字,楚简以其出土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而居首位。
秦汉时期,简牍的使用更为广泛,在字体上也完成了由篆书到隶书的转变。至东汉时期,由于纸的发明和使用,简牍逐渐被这种更为经济实用的书写材料所取代,经过三国两晋,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