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曹歌

  如果将中华文明比作一部浩瀚的史诗，那么荆州出土的战国秦汉简牍，就像这部史诗中一度遗失的原始手稿。展开这些简牍，仿佛走进先秦两汉的岁月深处：律令森严的官府文书、士人笔墨间的经义微言、百姓日常的算术、药方与婚丧礼俗……这些带着先民体温的文字，是未经后世删改的原始记忆，是中华文明在轴心时代最真实的心跳。“荆州区域新发现战国秦汉简牍与中华历史文明”学术会议召开，正是我们重新审视这批简牍的独特价值、思考荆州作为出土重镇应当承担的文化使命的重要实践。

  “荆州简”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数量庞大——全国出土楚简半数以上来自荆州，荆州楚简出土数量位居全国第一——更在于其文本的原始性与系统性。从张家山墓的《二年律令》到胡家草的律令简，从夏家台、王家咀的《诗经》抄本到秦家嘴的《九九术》《吕刑》，这些竹简共同构成一个跨越战国至西汉初年的“文献连续体”。它们与云梦睡虎地秦简、清华简、上博简等相互印证、补充，编织出一条从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的文明链条，为我们重建早期中国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文化传播提供了不可替代的一手材料。在这条文明链条上，荆州是名副其实承前启后的枢纽。荆州，不只是楚文化的象征地，更是中国考古学版图上无法绕行的坐标。可以说，不立足荆州，就难以真正读懂中国。

  作为这批文化遗产的出土地，荆州不应仅满足于“出土”与“收藏”，更应成为“解读”与“活化”的中心。这就需要在三个层面持续发力：

  第一，构建“出土文献—历史语境—文明进程”三位一体的研究范式。“荆州简”不是孤立的文本，而是楚文化、秦汉制度与南北文明交融的产物。只有将简牍置于更广阔的地理、政治与文化网络中，才能释放其整体价值。比如，将荆州汉律与云梦秦律、益阳汉律对比，可以勾勒出战国至汉初法制变迁的轨迹；将楚简《诗经》与中原版本对读，则能揭示文化统一性下的地域多样性。

  第二，推动“科技—人文—传播”的跨界融合。简牍的修复、成像、释读已进入数字时代，荆州应当率先建立简牍全文数据库与可视化平台，向全球学界开放。同时，借助虚拟复原、沉浸式展览、纪录片等现代媒介，让简牍从考古报告走向公共知识，成为可读、可感、可思的“文明信使”。

  第三，重塑荆州作为“楚汉文明枢纽”的文化身份。荆州不仅是简牍的埋藏地，更是楚文化与秦汉制度交汇的精神场域。通过建立简牍专题馆、举办国际学术工作坊、设计楚汉文化研学线路等方式，将荆州打造为兼具学术深度与公众吸引力的文化地标，让地下的竹简，转化为地上可见的风景。

  “荆州简”的持续发现与研究，正在不断修正我们对早期中国的认知。对荆州而言，这既是文化责任的召唤，也是城市发展的机遇。让简牍“活”起来，不仅要依靠学术研究，更要让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融入城市肌理，成为荆州文化自信的源泉。

  ▶▶相关报道见第2、4、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