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昆仑

  在江汉平原，每年新稻开镰后，总要打了米，煮饭熬粥尝新。这个规矩不知始于何年，自我记事起便如此。想来，这与我们“十年九水”的江汉平原难得有一个丰年的处境深有关联。

  我凑近母亲打开的米袋。米粒圆润，微微透着些青玉般的光泽，不像陈米那般蜡黄呆板。它们密密地挨着，竟真有些像妇人梳妆台上那打开了的凝滑的脂粉盒。只是这香气，却不是脂粉的香，而是一种更厚道更朴拙的带着泥土与阳光味道，一种属于生命本身的香气。这香气像一只无形的手，一下子，便把我推回到一片苍茫的“十年九水”的记忆里去了。

  “十年九水”，老人们总是这般念叨。这轻飘飘的四个字，落在我们这些孩子的耳中，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可落在父辈的肩上，却是千斤的重担。我至今还记得，有一年，水终究是来了。不是那种汹汹地吞没一切的来法，而是悄无声息地一寸一寸地漫涨。它先是濡湿了田埂，然后淹没了稻根，最后，只剩下一点点稻穗的尖儿，在那一片浑黄的水面上，固执地探着头，像一群即将濒溺的生命做着最后的挣扎。父亲和村人们挽起裤管卷，赤脚站在在齐腰深的水里，用镰刀去捞取那些尚未完全成熟的稻穗。那景象，是悲壮得近乎残忍的。没有呼喊，没有哭号，只有沉重的喘息，和镰刀割过稻秆时发出的沉闷的“咔嚓”声。那捞起来的哪里是稻谷，分明是一家人活命的指望，是浸透了汗水与泪水的沉甸甸岁月。

  那些抢收回来的半瘪的谷子，在晒场上怎么也晒不出一片金黄。打出来的米泛着青灰，煮成的饭总带着一股怎么也去不掉的泛水腥气的霉味。可即便是这样的饭，祖母也吃得极其郑重。她总是用筷子小心地拨弄着碗里的饭粒，一颗也舍不得落下。她常说：“一粒米，七担水。”那时我不解其意，只觉得祖母的话太过玄奥。如今想来，那“七担水”，又何尝只是浇灌禾苗的清水？　那里面混着祖辈抗洪的汗水，混着灾年无奈的泪水，更混着那滔滔不绝既是养育又是灾祸的洪水。这米，便是在这水的恩威并施里淬炼而成。

  思绪飘得太远，竟有些痴了。直到妻将一碗热气腾腾的米饭端到面前，我才猛然惊醒，从那个潮湿而沉重的梦里脱身出来。

  “吃吧，尝尝今年的新米。”妻笑道。

  我低下头，望着碗中这如脂如玉的米饭，雪白，蓬松，润泽，果真像刚刚凝就的羊脂。

  古人说“民以食为天”，这“天”，并非虚无缥缈的道义与律法，而是这实在的可以果腹、可以滋生力量的五谷。一个饥肠辘辘的人，是不会有什么精神上的远眺的，他的所有思绪，都牢牢系在那一口吃食上。只有胃里踏实了，心跳才能安稳，眼睛里才能重新有光，身体里那被称作“今岁生物能”的力量，才能尽情地释放出来，去劳作，去创造，去爱，去生活。在这一刻，历史与现实，仿佛在这一碗新米饭中接通了。我们的先人们，在某个难得的丰年里，围坐在灶台边，吃上这样一碗香喷喷的新米饭时，他们所感受到的慰藉与安稳，想必也和我此刻一般无二吧。这是一种超越了时空的、最朴素也最深刻的人类共鸣。

  窗外的灯火愈发地稠密了。远处，新建的江汉平原货运中心，灯火通明，一辆辆满载的货车正无声地驶向远方。我知道，那里面，或许就有我们江汉平原产出的大米，将运往全国各地，出现在无数张陌生的餐桌上。如今的江汉平原，早已不是那个“十年九水”的哀鸿之地了。坚固的荆江大堤如巨龙锁住了奔腾的江水；纵横交错的排灌系统让田地旱涝保收；大型的农业机械在广袤的田野上轰鸣，替代了昔日佝偻的脊背。

  我吃完碗中的饭，碗里干干净净，一粒未剩。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是对那“七担水”最本能的敬畏。起身走到窗边，夜色中的城市安宁而祥和。我想，明日，该给乡下的那位亲戚打个电话了，问一问今年的收成，问一问，那新米，可曾也如脂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