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可君

  “自然”作为中国诗学的核心概念，其内涵丰富而深邃，构成了现代性转化中的关键难题。长期以来，学界期待一部专著，它能贯通古今中西，并以“自然”为核心来建构现代诗学批评话语。万冲博士的《自然与诗境：中国新诗的自然书写》正是这样一部应运而生的力作，它以宏阔的视野和深刻的洞见，为中国现代性批评话语的建构，提供了扎实而富有启发性的探索。

  “自然诗学”这项学术难题的研究，要求研究者具备深厚的知识储备，其知识体系与问题意识需围绕四个核心维度构建。其一，中国古典自然观的现代转型，探索道家哲学、山水艺术中蕴含的“天人合一”有机整体世界观，在遭遇现代性语境时，其统摄性的地位将面临怎样的转换与重构？　其二，西方美学中自然与艺术关系的演变，梳理自浪漫主义以降，特别是经由本雅明发展的、源于歌德的思想脉络中，关于艺术品与有机生命体关系的理论脉络及其演变。其三，现代性审美下的自然困局，剖析“自然”如何历史性地被“风景”概念所取代；探究在工业化时代背景下，作为“景观”的自然如何获得诗意表达与深刻反思；尤为关键的是，思考在被摧毁、废墟化的自然之中，是否蕴含着以及如何能生发出救赎的价值？　其四，中国现代诗歌的回应与主体重建，聚焦中国现当代诗歌实践及其理论，追问在古典自然美学遭遇深层危机之际，诗人们呈现了哪些多元的创作路径以求回应？　这些应对策略的背后，又暗含着在新的文化历史语境中，诗人主体性是如何被重新审视与确立的？

  自然诗学与自我诗学的核心关联，在于探讨自我如何重新向自然学习，或接受自然的再教育。由此问题出发，我们可以观察到，自王国维始，经宗白华、朱光潜，至李泽厚，中国现代性批评话语的自主体系至今尚未完全建立。因此，立足中国的历史境遇与现代性转型经验，在充分借鉴西方各种批评理论之后，尤其是在21世纪全球化的语境下，建构一种既根植于中国现实、又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性批评话语，已成为一项尤为紧迫的学术任务。

  所幸我们在万冲博士的《自然与诗境：中国新诗的自然书写》中，看到了这样的努力。这部由博士论文补充出版的专著，较为完整地呈现了我们所期待的知识系统与问题意识。其核心在于，从辨析自然山水与现代风景的差异入手，围绕现代主体的发现这一主题，重新审视了现代自我与自然的关系。这一关系所蕴含的张力，源于对自然观与主体观的双重反思与重构。

  在自然观方面，尽管自然问题异常复杂，但万冲对中国传统自然观的梳理抓住了核心。其基本思路揭示了从“出世”的山水向“入世”的风景的转换。严格来说，中国的山水画与山水诗，既非全然“出世”，指向道教与佛教的仙山佛境，也非纯粹“入世”，指向王朝宫廷礼仪或儒家道德伦理。它们实际上处于一个介于出世与入世之间的转换地带，开辟了一个独特的“之间”空间。在这一空间中，自然的胜景被诗人与文人赋予了历史意义，即自然的历史化；同时，个体的人生经验又通过自然美的艺术表现被重新融入自然，即历史的自然化。这呼应了德国哲学家本雅明与阿多诺在20世纪触及但尚未充分展开的主题。这揭示的核心困境在于，自然美虽隐含救赎密码，展现出的却常是现实的废墟与衰败。这体现在荷尔德林只能间接表现神圣的自然美；里尔克最终退回到哀悼诗般内省的精神世界。这一张力构成了自然美救赎功能的根本困境。

  在当代背景下，万冲重点探讨了自然与历史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工业化和视觉技术对自然景观的改造，以及其对“风景”概念的冲击。那么，中国现代诗人是否彻底回应了这一历史性课题？　万冲在其著作中对此展开了充分论述。

  他敏锐地指出，中国现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维度，在于呈现乡村与城市的尖锐对立。在这一框架下，乡土自然常常被塑造为一种“奇特的景观”，成为新诗表达的对象。这种对“清新自然”的追求，可见于冰心等诗人的写作；同时，也催生了如毕奂午、骆方等无产阶级诗人对乡土现实的关注。而任钧等诗人则更为直接地直面了现代性带来的深刻二元对立。中国社会持久的农业文明传统，构成了其现代转型无法回避的巨大历史背景与现实根基。关键在于，这种农业化、家园化的自然历史图景，在现代性冲击下究竟应如何转化？　诗人们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与路径。家国叙事下的土地象征，如艾青，将土地升华为民族命运的载体；现代性压力下的文化寻根，受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影响，杨炼等早期诗歌体现了这种倾向。作为丧失对象的哀悼书写，海子诗歌中深沉的挽歌情调是此路径的极致体现。文人传统中的修辞性转化，陈先发上世纪90年代的写作，展示了历史化诗意景观在语言层面的转换。强烈对比中的个体历史化，肖开愚的《向杜甫致敬》等作品代表了这种尝试。万冲研究的深刻之处，在于他聚焦于诗人面对自然的“奇观”属性时，因自身渺小感而进行的独特心灵探索。他对骆一禾与昌耀诗歌的解读，揭示了诗人在此命题上的深刻洞察。此外，万冲还提出了“自然的元素性写作”这一重要概念，为理解现代诗歌处理自然的方式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书中尤其聚焦于超自然主义诗人赵野近年来的创作，探讨其如何回应源于自然内在性的“万古愁”，并由此构建一种超越历史的诗性正义。万冲博士以历史救赎为指向，运用其独创的“生命之气”与“汉字之势”等概念进行阐释。他指出，赵野的诗句“丘壑与天命正把这心迹确认”，是对传统“天人之际”观念的重新表达。这种表达深入了原初语言层面，将自然解放出来，进入了最高的道说。换言之，万冲认为，自然作为一种严格的间接性存在，在与历史之间的辩证转换中，凭借令人震撼的奇观景象、不可被技术与人为活动穷尽的绝对剩余显现，以及唤醒宇宙记忆或无意识记忆的责任，最终形成了超自然主义。正是这种超自然主义，彻底重建了中国源远流长的自然观。万冲博士近年来的著述，特别是围绕赵野的个案研究，对这一超历史的诗性正义进行了更为清晰的分析与阐释。

  万冲博士的诗学专著，其重要意义在于将“自然”这一中国哲学核心概念，连同与之关联的“自我”观照，深度引入现代性的复杂语境之中。通过广泛调用丰富的诗学理论资源，该专著不仅清晰地建构了自然书写的理论话语体系，更体现出高度自觉的理论意识和宏阔的构想抱负。它为现代性批评理论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展现出了令人期待的理论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