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大中

  据《史记·楚世家》记载，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这就是说，当时，楚熊绎是通过分封诸侯的爵位，建立楚国，封地在荆山（位于今湖北南漳或保康一带），南方蛮荒之地，赐土地方圆五十里，国都设在丹阳。因此，研究楚文化，有必要弄清楚中国古代爵位制度；同时，颇有趣味的是，在西方也有爵位，它与中国古代爵位的异同，也值得一并探讨。

  先说说中国古代五等爵制的来龙去脉。《礼记》《左传》《汉书》等大量文献，都系统记载了周代五等爵制的等级和分封原则。比如，《礼记·王制》记载：“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确认了五等爵制。《左传》记载：“诸侯受命于周”。说明诸侯的爵位及其世袭，需要周天子册封。《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第八上》记载：“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进一步说明，分封诸侯爵位为公、侯、伯、子、男五等，而封地大小为三等，其中，公爵和侯爵百里，伯爵七十里，子爵和男爵只有五十里。这就说明，楚熊绎所封，为第四等爵位，称为楚子，封地只有五十里。

  西周实行分封制，主要目的是“藩屏周室”，维护统治。通过分封诸侯，周王室能够扩大统治范围，加强对地方的控制，确保政权稳定。分封的对象，主要包括三类：一是王族，即周王室同姓宗亲，比如姬姓贵族，他们被封到各地做诸侯，建立诸侯国，以拱卫王室。二是功臣，为周王室立下战功的异姓贵族，因功受封，成为诸侯，享有较高的地位和权力。三是先代贵族，即古代帝王的后代，和远氏族部落首领，被封为诸侯，以延续先代圣贤的血脉，巩固统治基础。楚熊绎似乎属于第二和第三类，两种条件都沾得上边。

  关于五等爵制的分封内容，主要是授民授疆土和建立诸侯国。周王将土地和人民分封给诸侯，诸侯在封国内，享有世袭统治权。可在自己的封地内进行再分封，将土地和人民分赐给卿大夫，卿大夫再将土地和人民分赐给士。诸侯在封国内，建立诸侯国，作为周王室藩屏。诸侯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但必须服从周天子的命令，向周王室缴纳贡物，并派兵随从周王作战。

  五等爵制不仅代表等级尊卑，还直接关联封地规模、军事实力、朝贡礼仪等核心权益。比如，公爵，享有与周天子近臣同等的礼遇，封地多为战略要地或富庶区域，军事实力较强，朝见周天子时可享特殊礼仪，参与王室重大决策；侯爵，承担保卫周王室、镇守边疆的重要职责，拥有较多兵力，可在封国内设置官吏、征收赋税，是西周藩屏周室的主力；伯爵，封地多位于侯爵诸侯之间或边疆过渡地带，承担联络、防御的辅助作用，军事实力中等，需定期向周天子朝贡、述职，服从周王室调遣；子爵，封地多在边疆或少数民族聚居区（比如楚熊绎，封地在今湖北荆山一带，处于南方蛮夷之地），军事实力较弱，朝贡礼仪相对简化，需要依附邻近的大国或周王室保护；男爵，多为大国附庸，需向宗主国（或周天子）缴纳贡赋，服从调遣，没有独立的军事决策权。

  实际上，中国古代五等爵制并非一劳永逸，而是不断变化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不断衰微，诸侯实力此消彼长，所封爵位与实际地位逐渐脱节，比如楚国君主自称“楚王”，突破了子爵的等级限制，但“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体系，仍然成为后世封建王朝爵位制度的雏形。但是，通过反复的历史演变，逐渐从分封实爵走向虚衔化，直至清朝，彻底终结。其详细内容，本文不予赘述。

  值得一提的，也有当代权威学者和权威文献，质疑五等爵制的真实性，他们认为，是战国时期学者臆测春秋宗法社会，得出了五等爵制的错误结论。这些学者和文献指出，金文里面的诸侯称谓，没有固定等级，称谓比较混乱，所谓公、侯、伯、子、男的等级划分并不严谨，比如鲁国在《春秋》里称公，而彝铭中多称鲁侯；楚国在文献中称子，彝铭中却有称公、称王的。且金文中完全没有发现“男爵”的称谓。对此，需要进一步考证。

  非常有趣味的是，在西方也有五等爵制，它与中国古代五等爵制有什么关系？　据笔者考证，是西方爵位（Duke，Marquess，Earl，Vis-count，Baron），在翻译成中文时，被对应为中国的“公、侯、伯、子、男”。这种对应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巧合，而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学者在翻译西方制度时，一种深思熟虑和创造性的“格义”行为。

  所谓“格义”，就是运用中国历史上已经固有的概念，来类比和解释外来概念的一种方法。晚清时期，中国学者和外交官，在翻译时，面临一个难题，就是如何理解陌生的西方爵位等级？　于是，经过探讨，他们认为，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借用中国人所熟知的五等爵制，让人一目了然。结果，就出现了中国与西方五等爵位看上去似乎一致的现象。实际上，中国与西方五等爵制，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之处。

  对比分析，中国与西方的五等爵制，相同点有三：一是等级性与仪式性，均以爵位标示社会地位，配合特定礼仪；二是君主授予，均由君主（或教宗）册封，具有权威性；三是历史的延续性和不断变化的特征，都从实权封建体系开始，然后逐渐虚衔化。

  关于不同之处，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与制度的产物。有文献认为，中国的五等爵制，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以血缘和政治伦理为中心的、静态的行政分封体系；西方的五等爵制，则是一个自下而上构建的、以法律契约和军事义务为中心的、动态的封建领主体系。前者服务于“大一统”的理想秩序，后者则构成了一个权力分散的封建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