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继程

  荆江之北、长湖之湄，有地名关沮口。古称关渡口，一字之易，尽显荆楚水乡的地理脉络。关沮口的地名，不是凭空而来，更不是当下所谓诗人意淫“关关雎鸠”的考证，而是山河形胜的原始隐喻，是水土相契的自然成就。清乾隆《江陵县志》载：“关渡口地处古沮漳河，长湖出口，势若关隘，故名。”寥寥数字，道尽地名本源。古者名“关渡口”，清简直白，尽述其形其用；后世易“关沮口”，融水入名，更显其韵其魂。清代以前，方志典籍皆称“关渡口”，光绪《荆州府志》始见“关沮口”记载，一字之变，是民间口语的自然流变，更是水土相依的文化认同。清末以降，虽河口渐淤，渡口未废，“关沮口”之名流传百年，关沮镇、关沮村亦因之得名，成为江汉平原地名文化中“因形定名、因水赋魂”的典范，与杨林口、习口并称长湖三水津，共守江汉水乡千年水运福泽。

  关沮口的底蕴，远不止于地理形胜，更在于深埋的楚文化根脉，是楚人先祖踏足江汉的第一方热土。今人考证，春秋时期（公元前7世纪）楚莫敖屈瑕的封地，便在关沮口、凤凰山、孙家山一带，而屈瑕，正是战国晚期（公元前3世纪）爱国诗人屈原的先祖。屈瑕为楚王宗亲，任楚国莫敖之职，开疆拓土，战功赫赫，曾平定权国、攻破绞国，为楚国称霸江汉立下汗马功劳。一骑绝尘，猛将如斯，将楚旗插在关沮口，让这片湖河交汇处，成了楚人早期经营江汉的核心据点。

  楚简有云：“昔我先出自颛顼，宅兹雎、章，以还迁处。”沮漳河畔，是楚人最早的安居之地，关沮口作为沮漳河与长湖交汇之所，自是楚人繁衍生息的要地。屈瑕封地于此，让关沮口浸染楚人的血性与智慧；屈原先祖居于此，让这片水乡埋下楚骚文化的种子。而关沮口于战国晚期楚顷襄王元年（公元前298年）的屈原而言，更是故乡的门扉，归途的尽头，是流放路上最痛的回望。

  楚水汤汤，烟波渺渺，屈原遭奸佞二次构陷，被逐郢都，开启第二次流放江南之路，一叶扁舟载满腔悲愤，沿沮漳河而下，途经关沮口。此间是楚地腹地，先祖封地，亦是他年少踏足的故土，抬眼望，沮漳水悠悠，长湖烟渺渺，西岸郢都城郭依稀，乡音随风入耳，怎不让他肝肠寸断。伫立船头，他回眸久久不肯启碇，目光所及皆是故国山河，心中所思尽是家国社稷。风萧萧，水茫茫，渡口渔火映着他鬓边霜雪，湖面涟漪漾着他无尽哀愁。他叹怀王昏聩，惜楚国危亡，悲自身遭厄，字字泣血，句句断肠，将对故乡的不舍、对家国的眷恋，尽数融进海子湖的烟波里。这是屈原与楚地故土最后的对望，关沮口也因这抹悲怆身影，浸染了千年不散的楚骚悲情，多了一份“路漫漫其修远兮”的苍凉与执着。

  楚人的悲喜在关沮口交织，壮士的悲歌亦在此“口”回荡。伍子胥，这位春秋末期楚平王七年（公元前522年）与楚地有血海深仇的忠烈之士，其离楚逃亡的悲壮，亦与关沮口紧紧相连。

  楚平王七年，楚平王昏庸无道，听信费无忌谗言诛杀伍奢、伍尚父子，伍子胥身负父兄血海深仇，星夜仓皇离郢，途经此口。他乔装改扮，昼伏夜出，心惊胆战唯恐被擒。立于关沮口渡口，他回望郢都，泪眼婆娑，父兄冤魂犹在耳畔，故国山河却已难容其身。他恨楚平王残暴，怨楚廷腐朽，悲父兄惨死，怒自身无力，一腔悲愤化作仰天长啸，震彻长湖两岸。那一刻，关沮口的风是刺骨之寒，瓦子湖（长湖古称）的水是断肠之泪。伍子胥在此登舟，挥别故土，自此踏上借吴伐楚的复仇之路，留下“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头”的千古悲歌，也让关沮口渡口，刻下壮士断腕的悲壮印记。

  后世宋儒张栻守荆州，以伍子胥仇楚，不宜祀于楚地，移其神位出马伏波庙，正是深知这段血海深仇，不忍让壮士悲魂再扰楚地安宁。而关沮口因春秋末期楚平王七年（公元前522年）伍子胥的匆匆一渡，平添铁血悲情，让这片土地，在楚韵温婉之外，多了一份壮士断腕的刚烈，存了一笔“鞭尸三百”复仇的注解。

  若说屈原的回望是悲，子胥的离去是壮，那关公的驻留，便是关沮口最炽热的英风。荆州为关公镇守之地，东汉末年建安年间（公元209—219年），关公守荆十载，励精图治，深得民心，关沮口的海子湖（长湖别称之一），便是其操练水军的重要场所，民间关公设渡、练兵、垂钓的传说，为关沮口添了一页浓墨重彩的三国华章。

  湖阔水长的关沮口，地势险要。相传诸葛亮致书关公，嘱其“骑兵胜曹操，水兵超东吴”，关公深以为然。荆州水网密布，无强水师则难守疆土，他遂率麾下北方子弟赴海子湖操练，众人不识水性，关公治军严明，不惧日晒夜露，日日督战，九九八十一天不辍，终让将士脱胎换骨，习得驾船拼杀之术，水师战力大增，成荆州防务中坚。

  为便练兵往来，关公于长湖来水口设渡口、筑码头，此地成水军往返要道，百姓感念其恩德，直呼此渡为“关渡口”，这便是关沮口古名的民间由来。此说虽无正史详载，却在荆州民间代代相传，《荆州三国传说》亦有收录，让“关”字既有地理之隘，更有英雄之名，让关沮口地名，多了一份忠义千秋的英雄气。

  民间更有诸葛亮观阵试渡的佳话。关公练兵之时，诸葛亮自江陵赶来观阵，于凤凰山亭中远望，见海子湖上战船列阵、将士奋勇，心中甚慰。观毕欲渡湖，仅唤二兵撑舟随行，船离岸不远，诸葛亮作法起风，刹那间乌云密布、巨浪滔天，船身颠簸欲倾，二兵却临危不乱，稳舵划桨，安然渡岸。诸葛亮抚掌大笑：“关公水师，可御东吴矣！”这则传说，既见孔明神机，更显关公练兵之效，让关沮口渡口，成三国智慧与勇武交融的见证。

  岁月流转，朝代更迭，关沮口渡口，既见证文人悲怆、壮士刚烈、英雄忠义，更孕育贤臣壮志，流淌文人诗意。张居正，江陵人氏，明代嘉靖、隆庆、万历年间（1525—1582年）内阁首辅，救时宰相，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秋，其省亲毕自江陵北上回京复职，途经关沮口，一腔壮志豪情，为这片土地添了治国安邦的雄阔气象；而袁中道，字小修，公安三袁之老三，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重阳节后，泛舟过关沮口，入长湖百里烟波，挥毫写下千古绝唱，为这片楚水热土，添了清逸隽永的文墨香。

  此时的关沮口，已是荆楚要道，舟楫云集，商贾往来，一派水乡繁华。张居正年少离乡赴京，宦海沉浮数十载，心系故土，每逢省亲必经关沮口。他舍舟登岸，驻足远眺，沮漳河奔涌东流，长湖烟波浩渺，楚地山河尽收眼底。回望半生仕途，朝堂风云变幻，大明百弊丛生，百姓疾苦历历在目；远眺故土荆州，物阜民丰却藏治理积弊。

  此间为楚地门户，江汉咽喉，一河通南北，一湖连四方。立于关沮口渡口，张居正心中感慨万千，一股改革图强、济世安民的雄心壮志油然而生。他深知，荆楚为天下腹心，江汉安则天下安，唯有革新弊政、整顿吏治，方能让百姓安居、大明长治。关沮口的清风，拂去他宦海疲惫；沮漳河的碧波，激荡他报国热忱。他在此稍作停留，听乡音、感乡情，更坚定了改革的决心，旋即登程赴京，重入翰林院供职，而后大刀阔斧励精图治，以一腔楚地风骨与报国抱负，撑起大明半壁江山。

  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重阳节后，秋高气爽，湖光澄澈，从玉泉山寂居归来的袁小修，自草市泛舟过关沮口，见碧波浩渺，秋阳映水，一鹤入云，触景生情。思千年楚地兴亡，感陵谷沧桑巨变，写下《由草市至汉口小河舟中杂咏》千古名句：“陵谷千年变/川原未可分/长湖百里水/中有楚王坟”。寥寥十六字，道尽湖泊千年沧桑，写尽荆楚故国幽思，更为“长湖”之始名。陵谷更迭，山河易貌，唯有长湖百里碧水悠悠。这五字四行从关沮口的湖光烟雨中走来，凝乡愁于砚墨，让长湖碧波，不仅载史、载义、载志，更载诗，也让关沮口的文脉，多了诗词歌赋的温润绵长，成荆楚大地诗与史交融的千古绝唱。

  岁月无情，山河易貌，关沮口的沧桑，终究落进了人间烟火，刻进了我的生命记忆。一九七零年，秋风萧瑟，草木含霜，遇家庭变故，我乘舟自新阳村西渡长湖，桡摇关沮口，篙撑黄贝口，桨绕园子湖夹沟，归至父亲的老家五重大队。彼时的关沮口，渡口犹在，樯帆未歇，尚有余韵，大船凌波，仍自长湖运货往来于沙市便河与荆州草市。桨声欸乃，漾开长湖千年的故事，也载起父母仓皇的归途。

  未及两载，山河再变。一九七一年底，太湖港改道，人力筑土坝封堵长湖通沙桥门、便河的河道，千年渡口的水运之魂，戛然而止。山河的变迁，总与人间的悲欢交织。一九七二年初春，寒意料峭，神志不清的母亲，将襁褓中的幺妹弃于桂香街舅舅家。是夜，星月无光，舅舅舅妈携二哥执灯笼火把，踏破夜色叩门问路，从尚未筑实的坝脚，淌淤泥、涉浅滩，将三个月大的幺妹送回茅顶土墙的家门。那一点摇曳的灯火，穿透夜雾与淤泥，暖了半生寒凉，成了我心底永不熄灭的光，也让关沮口的沧桑，多了入骨的人间温情。

  曾经的关沮口，是舟楫云集的津渡，是商贾往来的要道，是水军操练的疆场，是贤臣驻足的驿站，是诗人咏叹的胜境，也是游子还乡的渡口，亲人相守的见证。晨有樯帆如云，暮有渔火点点，沮漳河碧波，曾载着春秋楚人的舟楫、东汉三国的战船、战国屈原的悲思、春秋子胥的壮行、名臣张居正的宏志、“三袁”袁小修的诗行，也载着渔人的舴艋，回家的樯帆。而今的关沮口，渡口不在，长桥卧波。长湖水波依旧，只是难觅半舟片帆。唉！　俱往矣。

  湖水悠悠流淌，烟波岁岁年年。关沮口的故事如一册尘封典籍，书写着水乡的地理脉络，笺注着楚地的文化基因，也隐藏着我半生的悲欢与眷恋，敬待读者诸君随缘翻阅哂笑一览。

  浮生踪迹皆萍水，唯有乡愁照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