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经济制度

  楚国历经八百年，从最初“方圆五十里”发展到“地方五千里”，最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便是楚国的经济制度。

  一、土地制度

  楚人经济的相对独立，始于楚武王熊通称王之时。“王不加倍，我自尊身！”楚武王的声音洪亮而坚定，回荡在楚国历史的天空，震撼着每一位听众的心灵。从这一刻开始，楚国的命运悄然发生改变。熊通灭掉了许多国家，并将所获得的土地封赏给有功之臣。这一举措不仅巩固了楚国内部的权力结构，也为后来楚国土地制度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土地制度在经济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古代社会的稳定与动荡、兴盛与衰败都与之息息相关。西周时期，所有土地皆归周天子所有，实行的是井田制。在这种制度体系下，农民只是有权使用公社分配的份地，而公社的公有地则由大家共同耕种。八户八百亩加一百亩公共为一井，900亩。然而，到了西周晚期，随着周王室的衰微，这种井田制逐渐瓦解。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纷开始进行土地制度改革。例如，齐国实施“相地而衰征”，鲁国推行“初税亩”，晋国进行“作爰田”改革，秦国则实行“制辕田”。这些改革都是各国顺应时代潮流的重要举措。楚国当然不甘人后。早在春秋时期，富有创新精神的楚人根据时代的需求，建立了独特的土地所有制，以适应楚国早期艰难创业的发展阶段。楚国初期的土地制度具有特殊性，它结合了国君所有制、里社占有制、领主占有制以及自耕农占有制，因国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是适合当时楚国国情的。楚灵王时期，楚国的芋尹申无宇曾与楚王讨论楚国土地的问题。这段对话被记载在《左传》中：

  “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　食土之毛，谁非君臣？”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天子经略土地，诸侯治理封地，这是古代的制度。在封疆之内，哪里不是君主的土地？　享用土地上生长的粮食者，谁不是君主的臣子？　在以上这番讨论之后，熟悉北方“诗三百”的申无宇，立马就想起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古老诗句，并将之吟诵给楚王听。在申无宇看来，楚君与周天子是可以平起平坐的，是楚国臣民承认的最高统治者和土地所有者。

  作为楚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楚王直接拥有一部分土地，这些土地称为“王田”。楚王仿照周天子，掌管楚都范围内的一些耕地。这些耕地的收入，主要用以保障祭祀楚先祖开支、王室生活费用、百官俸禄以及军队粮饷开支等。

  在荆门包山楚简中，就有关于“食田”的记载，反映了楚人所实行的食邑制度。“食田”是王家赏赐给功臣、贵族或者卿大夫的田邑，这些田邑往往会世袭多代。战国时期，这种制度又发展成为封君制。在战争中有军功的人，可以得到土地，并对自己封地内的农户征收户税。如楚国晚期，楚考烈王就把“淮北地十二县”赏赐给春申君，春申君即可按户收取封地农户的税收。

  值得注意的是，从春秋中期开始，楚国出现了大量的自耕农。对于这部分自耕农来说，虽然生产方式较为分散且生产力低下，却仍然能提供大量的粮食产品，他们也拥有宅地和自耕田。

  二、军赋和田税

  土地制度的特殊性，决定了赋税制度的特殊性。据历史文献记载，楚国的赋税制度主要包括军赋、田税、地租、户口税、关市税及贡纳等形式。楚人向来重视军事发展，军赋更是强大军事体系的重要支撑。

  楚人在创立县制之后，充分依靠县邑这一机构体系，向一切土田征收军赋和田税。与此同时，贵族们也纷纷依靠封邑，向国家缴纳军赋和田税，确保国家经济和军事的正常运转。在楚国历史上，因赋税引起的纠纷，相较中原国家而言要少很多，这或多或少与楚国强有力的军赋、田税制度密切相关。《左传·成公七年》记载，楚国围宋之时，涉及申、吕的存废，申公巫臣说：“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这段文献的意思是说：申和吕这两个地方，是楚国军赋的重要来源，经济地位和战略地位都很重要，不应废弃。楚国军赋自成系统，对国内不同类型的土地都征收税赋，并确定征收内容，纳税人可交付军中所用之物，如车马、兵器等，也可以用粮食或其他物品折合成军备单位进行缴纳。这种方法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同时也促进了与军事相关的手工业的发展。此外，贵族们也可以通过派出私卒，供王室调遣代替军赋征用。

  田税制度是楚人赋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语》记载：“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王取经入焉，以食万官。”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天子拥有大量的田地，用来供养百姓。从每亩中抽取一成赋税，用来供养数以万计的官员。此外，楚国设“陆官”等税收官，负责征收田税。楚地千里，多沃野良田，因此楚王室征收的田税是相当惊人的。《战国策》说楚国“粟支十年”，就是说楚国库存的粮食还可以吃十年，可见楚国粮食储备是十分丰厚的。春秋时期，在楚武王征伐“汉阳诸姬”之后，即沿袭了周人的地租制度。至战国时期，新兴的地主阶级也采取向农民收取地租的方式，以减轻自己的赋税压力。

  三、贸易发展与“关市之征”

  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间经济往来更为密切，“关市之征”也应运而生，关市税成为楚国赋税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1957年安徽寿县出土了一件重要文物———鄂君启金节。此节分为“舟节”和“车节”，是用青铜铸造而成的，其上铸刻有错金铭文。在此金节出土后的第二年，著名学者郭沫若就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其后谭其骧、商承祚、于省吾等著名学者，也持续对此文物进行研究，基本明确了该铭文可证明：楚国实行关税制，货物出入关，一律要按货收税，持有此节的巨贾官商可以免税通关。通过铭文还可知道，楚国设有“大府”和“关”负责关税征收。“大府”为中央税收、财政机关，“关”为基层征税机构。据此节铭文记载，楚国的水陆税关有二十余处之多，遍布各条重要水系和陆路。

  随着商业管理的逐步规范，楚国商品经济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都城为中心，楚国不仅形成了商品市场，同时也发展了对外贸易。楚国都城的核心区域位于今天的江汉平原，物资比较充足。楚地物产丰富，驱使商人南来北往，也吸引了异国商人不远万里到楚国经商。商业的不断发展，经济活动的日益活跃，促使楚国创造性地发展了“商业贷款”。在包山楚简中，就记载了当时楚国的“里人”向楚怀王借贷的事情。楚王把财产交给“上林”这一机构进行管理，同时，“上林”把这些资产借贷给郢都居民使用，换取利息和资产增值，以此充盈国库。

  有两件楚地文物值得注意。一件是蜻蜓眼玻璃珠，它本源于地中海东部，在艺术上具有地中海的艺术风格，由南亚传入楚地，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实物例证。还有一件是人骑骆驼铜灯，是荆门后港楚墓出土的。这个铜灯为素面黑褐色，灯盘和灯座可以拆开，是分别铸造的，铜人昂首直腰坐于骆驼之上，造型生动逼真。中亚的骆驼在长江中游的楚国出现，证明当时楚国贸易已达中亚地区。此外，在我国西北，在亚洲的南亚、西亚以及东南亚，也有零散的关于楚人商贸的文物出土或文献记载。

  关于楚国经济制度，在考古方面还有更多实物证据可供我们了解。经济贸易活动的活跃与繁荣，当然离不开货币的大量使用。贝币使用相对较早，至春秋时期，楚人开始直接使用金属铸币。楚人所使用的金属货币有铜币、银币和金币，并设有“三钱之府”来管理货币的发放与流通。楚成王时期，楚人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今大冶一带，并控制了铜绿山古铜矿。楚人除了用青铜制造礼器、生活器具之外，还铸造货币。蚁鼻钱是楚人铸行最早的金属货币。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楚人用的蚁鼻钱，在今天湖北、河南、湖南、安徽、江苏、浙江、山东、陕西等地都大量出土，可见楚国蚁鼻钱流通范围是相当广的。蚁鼻钱以枚计值，并铸刻文字，早在南宋时就有出土，有一位叫洪遵的南宋学者在他的《泉志》一书中写道：“此钱上狭下广，皆平面凸，下阔三分，上锐处可阔一分，重十二铢，文如刻镂，不类字，也谓之蚁鼻钱。”很准确地描述了蚁鼻钱的外形特征。蚁鼻钱整体像一个贝壳，其上的阴文似“咒”字，形似鬼脸，所以蚁鼻钱又有“鬼脸钱”的戏称。

  金币是楚国的另外一种货币。先秦时期的金币，绝大多数都是楚国的。19世纪以前，黄金极为稀有，一般都是帝王财富和权势的象征。公元前50年，罗马的奥里斯金币才开始出现。在此之前，古罗马钱币主要还是铜币。楚金币又称为“爰金”，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黄金货币。其形制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方形的金版，类似于巧克力块，还有一种是扁圆形的金饼，取象于龟。饶有意味的是，楚国金币的“爰”，和今天我国人民币的“元”以及日本的“円”的发音都是极为接近的。

  四、城市经济的繁荣

  随着楚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至战国时期，楚国的郢都成为先秦时期南方的重要经济中心，某些地方城市也发展成为商业都会。郢都纪南城北依纪山，西有八岭山，东有雨台山，南濒长江，极占地利，水陆交通四通八达。据学者推断，纪南城因其独特的地理和商业优势，人口密度极大，在最为繁华的时期，有近30万人住在城内。桓谭《新论》描述楚郢都的繁华景象说：“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弊。”可见纪南城内车水马龙、人流如织，道路两旁市肆鳞次栉比，一派商业繁华的场景。又根据献的记载，楚国的市场“蒲胥之市”“枯鱼之肆”“屠羊之肆”等，大概位于纪南城的东北角一带，此处水运发达，有多处陆门和水门，考古发现了最为厚实的东周文化堆积层。可以想见，郢都船只往来穿梭，行人车马熙熙攘攘，商贩叫卖声不绝于耳，是当时南方名副其实的商业都会。

  除了郢都之外，楚国境内还有一些商业都市，其中就包括鄢、宛、陈、寿春等。鄢在今湖北宜城，宛在今河南南阳，陈在今河南淮阳，寿春在今安徽寿县。特别是战国中晚期，在楚国极盛之时，吴越、岭南之地，也为楚人势力所及。这使得楚国的商品贸易更为便利，有些货品不仅能东通吴越、西达巴蜀，还能北至燕山以北、南至岭南以南、西通西域诸地。广泛的经济贸易交流，促进了当时楚国与世界各地的接触和联系。

  在楚国长达八百年的发展历程中，经济制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最初依附于周天子，到最终成为一方霸主，逐鹿中原，楚国通过不断改革、创新和完善自身的经济体系，实现了从弱小到强大的转变。无论是土地制度的改革、赋税制度的完善还是商业管理的规范，都为楚国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而这些变革和发展背后，正是楚人智慧的真实写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