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卫平

  “诗圣”杜甫名震诗坛、无人不知。然而，杜甫生前，不仅不“圣”，活得还极其狼狈艰辛。虽然，他曾被唐肃宗授为左拾遗，但那也只是挂了个虚衔。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是贫穷、是病愁、是漂泊。当然，还有那些震古烁今的不朽诗篇。但是，这位伟大的诗人，直到他去世43年后，才被人用一篇墓志铭推上诗歌的神坛。撰写这篇铭文的人，是被贬到江陵的元稹。

  这，不是演义，是信史。

  公元813年，杜甫的孙子杜嗣业，将祖父的灵柩从湖南耒阳迁回河南偃师。当杜嗣业沿长江北上，途经荆州时，突发奇想，找到了时任江陵士曹参军的诗人元稹，请他为祖父撰写墓志铭。于是，这个同样“悲惨”的元稹，写下了那篇著名的、将杜甫抬上“诗圣”宝座的《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

  古代墓志铭，就相当于现在追悼会上的悼词。元稹在这篇墓志铭里，第一次系统阐述了杜甫诗歌的“集大成”特征，即古体、近体、乐府、歌行，无所不工。最为重要的，是这句中国文学史上振聋发聩的判词：“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这句话，翻译成白话文，就里说，从古至今，没有一个诗人能比得上杜甫。

  在当时，这个“顶流”的评价，是相当“出格”的。盛唐至中唐，诗坛公认的“顶流”是李白。韩愈曾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也只是将两人并列，未分高下。而元稹，则直接推杜甫为第一，把李白、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等，全都比了下去。此举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次大地震

  元稹当时34岁，刚刚被贬到江陵，官职低微，心情低落。他素有文名，早年与白居易共同提倡“新乐府”，并称“元白”，诗作号为“元和体”，并首创了次韵诗。由元稹为杜甫来“定调”，还是说得过去的。更何况，这篇墓志铭，是杜嗣业千里请托而来，并非文人之间的互相吹捧，而是后辈对前辈的真诚致敬。

  当然，还有一个更加耐人寻味的巧合，杜甫也曾在江陵生活过。

  杜甫的江陵之行，始于一场温热的期盼。他在羁居夔州近两年间，贫病交加，后应胞弟杜观数次书信相请，便携家人登舟，赶赴荆州。

  初到江陵时，亲友相迎，湖亭泛舟、宴饮赋诗，那短暂的温情，让诗人几乎忘了漂泊的苦楚。他陪幕府友人泛舟江上，看春水漫堤、燕雀衔泥；他踏入弟弟的庭院，看雨打繁花、庭树生荫，在《乘雨入行军六弟宅》里写下温柔的景致，暂得片刻人间烟火。

  “羁旅知交态，淹留见俗情。”然而，给予杜甫美好憧憬的楚国故都，终究容不下一个落魄的老诗人，其美好的憧憬最终化为了泡影。56岁的他，只有带着屈辱与悲凉，在荆南漂泊。

  “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荆州的秋风寒意，浸透了杜甫单薄的衣衫，也凉透了诗人的心。寄人篱下的杜甫，处处小心，“结舌防谗柄，探肠有祸胎”。为了谋生，他只得走街串巷，去叫卖一种用米浆与豆腐做成的小圆子。后来，杜甫的创意，成就了荆州名小吃“豆腐圆子”。他住过的巷子，也被命名为“杜工部巷”，沙市人称其为“杜甫巷”。

  千百年来，荆州的民众不一定记得诗人的诗，但记得杜甫吃过的苦、住过的巷子、传下来的小吃。聪明的荆州人，用一条巷子和一道小吃来纪念杜甫。

  当然，真正让杜甫诗人走向“诗圣”的，不是豆腐圆子，而是他在荆南漂泊岁月中写下的那些大气磅礴、悲而能壮的不朽诗篇。在这里，他迎来了晚年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有学者统计，杜甫在荆南期间存诗50多首，其中多篇堪称其晚年诗风的典范之作。这些诗篇，将一己之漂泊，升华为对天地、历史、苍生的深沉凝视，实现了境界、立意、内涵的三重飞跃。

  “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杜甫在《江汉》中写道：“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杜甫身在江汉之间，却心系故土，自嘲为“乾坤一腐儒”，这是何等的胸襟！“落日”而“心犹壮”，“秋风”而“病欲苏”，衰病之身而有不灭之志，悲凉中勃发出雄健的生命力。悲而能壮，衰而不颓，苍凉中自有一股郁勃之气，成为杜甫晚年特有的诗歌美学。

  在《地隅》中，杜甫以屈原、王粲自况，将个人的流离失所与家国的丧乱动荡融为一体。“江汉山重阻，风云地一隅。年年非故物，处处是穷途。丧乱秦公子，悲凉楚大夫。”他在诗中用“年年”与“处处”四字，写尽自己漂泊的无所依凭与穷途末路的困厄之情，却又在“秦公子”“楚大夫”的历史回响中，获得一种超越个人命运的厚重感。

  而在《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这首长篇排律中，杜甫更是将荆南生活的困苦与内心的感慨一泻而出：“苦摇求食尾，常曝报恩腮。结舌防谗柄，探肠有祸胎。苍茫步兵哭，展转仲哀……饥藉家家米，愁徵处处杯。”诗人用“结舌防谗柄，探肠有祸胎”十个字，写尽寄人篱下的战战兢兢；“饥藉家家米，愁徵处处杯”，则将箪瓢陋巷的窘迫生活，写得沉痛而不失风骨，表达了在苦难中不曾倒下的尊严。

  当穷困潦倒的杜甫不得不离开江陵，乘舟南下时，写下了那首苍茫万状的《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审》。“更欲投何处，飘然去此都。”是对前路的茫然，更是对命运的不屈追问国；“形骸元土木，舟楫复江湖”，肉身不过土木，命运不过江湖，写尽一个老病诗人对生命的透彻了悟与不甘沉沦。全诗沉郁顿挫，苍凉中见浩荡，是杜甫离荆之作中的绝唱。

  “雄都元壮丽，望幸欻威神。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风烟含越鸟，舟楫控吴人。”这首气象雄阔的《江陵望幸》，则饱含着杜甫对江陵这座战略要地的深刻认知。他以“雄都壮丽”落笔，以“西通蜀”“北照秦”“控吴人”展开了一幅江山形胜的宏阔图景，地理的雄浑与历史的厚重交织其中，展现了杜甫将个人漂泊体验融于历史叙事的典型特征。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送李功曹之荆州充郑侍御判官重赠》，诗中名句“曾闻宋玉宅，每欲到荆州”，将杜甫对荆州的向往与留恋凝于十个字中，不但成为后人追怀杜甫荆南岁月时最常引用的佳句，还被今人改写成“闻听三国事，每欲到荆州”的宣传语。

  杜甫在江陵写下的诗篇，不仅只是对个人漂泊的单纯哀叹，而是在荆楚大地的苍茫气象中淬炼出的生命绝响。“落日心犹壮”之雄健，“江汉山重阻”之沉郁，“雄都元壮丽”之雄浑，“更欲投何处”之苍茫……这一切，都是大的、重的、深的。雄浑而不失劲健飞动，深沉而不失苍凉勃郁。这些正是杜甫晚年诗风的巅峰状态，也正是元稹在江陵撰写那篇墓志铭时所敏锐捕捉到的“尽得古今之体势”。

  无疑，元稹看到的，正是这一点。他在墓志铭中写道：“属天下兵乱，所在地方，子美避乱奔走，寓于荆楚之地。”他知道，杜甫在荆楚漂泊过。他自己，不也正处于荆楚贬谪之中，多少有些同病相怜。但更重要的是，他敏锐的文学眼光精准地捕捉到杜甫诗歌的“集大成”性质：李白长于古风，短于律诗；王维长于山水，短于社会关怀；高适、岑参长于边塞，题材相对单一。唯独杜甫，什么体式都能写到极致，而且把诗歌从个人抒怀，扩展到家国天下。“尽得古今之体势”！这七个字，精准无比。

  当然，元稹的墓志铭只是第一步。杜甫“诗圣”地位的确立，又经晚唐的跟进，到宋代达到高潮。苏轼说，“古今诗人推杜甫为第一”；黄庭坚等人，则奉杜甫为江西诗派始祖。到了明清，“诗圣”之称正式固定。但是，所有这一切的起点，都可以追溯到公元813年诞生于江陵城中那篇不一样的墓志铭。

  今天去沙市，杜工部巷还在，豆腐圆子还能吃到。这是一种更深层的文化记忆！　荆州人不仅记住了他的诗，更是记住了他这个不一样的“人”。

  元稹用一篇墓志铭，让杜甫不朽于中国文学史；沙市老百姓，用一碗豆腐圆子，记住了作为“人”的杜甫。哪一种更接近杜甫的本意？　我觉得，恐怕是后者。因为杜甫一生最在意的，从来不是自己能不能当“诗圣”，而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而江陵，正让杜甫在荆南漂泊中，写下“落日心犹壮”“形骸元土木”“更欲投何处”等壮阔诗篇，让元稹写下划时代墓志铭、孕育一代“诗圣”的风水宝地！

  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我们完全可以说：江陵，成就了杜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