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卫平
人们都说,“禹划九州,始有荆州”。这八个字,犹如一把古老的钥匙,轻轻开启荆州那扇通往4000多年前的穿越之门。滔天洪水中,一个名叫禹的先贤,站立在群山之巅,用智慧和毅力为华夏大地勾勒出最初的版图。荆州,便从那一时刻起,就有了自己响亮的大名。
不过,荆州的人类史却有五万多年,其建城史也早于大禹治水1000多年。只是,那时的荆州,还没有“名字”。那么,在这个名字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多少真实的历史? 那些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是确有其事,还是后人附会? 楚人,又是如何在这片土地上崛起,延续着大禹的足迹前行?
让我们沿着文献记载、考古发现与民间传说,去穿越历史,探寻荆州古代文明的源与流。
天问与息壤:大禹传说的疑与信
“九州安错? 川谷何洿?”《天问》中,这石破天惊的一问,出自楚人屈原。2000多年前,这位行吟于江汉之间的伟大诗人,仰望苍天,抛出了对上古传说的深切质疑:九州大地究竟如何安置? 河流山谷又是怎样疏浚的?
其实,早在屈原之前,禹划九州的故事就早已广为流传。唯有屈原,在众人深信不疑之时,发出了清醒的叩问。生于荆州、长于荆州,屈原熟悉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条河流、湖泊、山丘。他深知,治理滔天的洪水,划定广袤的九州,绝非人力所能轻易完成的。更何况,在他所处的时代,距离传说中的大禹,已经过去了一二千年。历朝历代的口耳相传,足以让历史的真相,蒙上层层迷雾。
屈原的疑问,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2000多年后,以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开拓者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才将这枚石子重新投入湖中,激起更大的波澜。顾颉刚认为,“遍治四方名山一事,在禹的时代决计不是人力所能的”。在他们看来,《禹贡》中提到的地名、山川名,都是战国时代才出现的,禹划九州之事,纯属后世附会。
然而,历史不仅存在于史家的考据中,也流淌在民间的记忆里。在荆州,大禹治水的传说留下了另一条关于“息壤”的线索。
出荆州古城老南门,向西步行一二百步,城墙角下有一方不起眼的小土丘。若不留意,只当是寻常荒土堆。然而,此处却藏着一块被写入《山海经》和《荆州府志》的石头,一块让苏东坡为之作歌的石头。这块神奇的石头,叫做息壤。
息壤,相传为天宫宝物,拥有自行生长、永不耗竭的神奇之力。传说,在4000多年前,大禹的父亲鲧为治洪水,盗取天帝掌管的息壤,被殛于羽山。鲧虽死,息壤却留在了人间。大禹继承父志,带着这块神石,沿江而下,继续治水伟业。
大禹来到荆州时,古城外有一处穴口,正向外翻着水,古城危在旦夕。他率众堵塞,屡屡失败。眼见城池即将被吞噬,大禹毅然取出息壤,投入穴口之中。肆虐的洪水,瞬间止息,水面渐渐平息。深知息壤神奇的大禹,便在穴口之上修建石屋,镇住今后可能出现的洪水。
据清光绪《荆州府志》记载:“江陵府南门有息壤。”自唐代以来,历代官府均修庙建祠,供奉息壤。明代万历年间,禹王庙在古城南门外落成,庙中藏有宋代石刻、元代断碑。至清代,荆州知府倪文蔚见大禹庙“负城临河,地势湫隘”,又增拓了旧址,扩庙建祠。
息壤的神奇,从宋代诗人苏轼的《息壤歌》中可见一斑:“息壤旁有石,不可犯。”“帝息此壤,以藩幽台。有神司之,随取而培。帝敕下民,无敢或开。唯帝不言,以雷以雨。”苏轼为这首诗写下了二三百字的长序,既援引典籍,也引述证人证言。
一方息壤镇荆水,千载石屋护古城。可惜的是,战乱与洪灾无情,禹王庙在岁月中被夷为平地,仅留下长约40米、宽10多米的小土丘,作为息壤遗迹。
然而,传说并未消失,《山海经》《江陵余志》等史籍均有记载。那个小小的土丘,成了荆州人与大禹治水之间最直接的情感纽带,见证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与水患抗争的千年记忆。
屈原的质疑与息壤的传说,看似矛盾,实则一体两面,共同构成了荆州文明源头的复杂图景:一面是理性考问下的历史迷雾,一面是民间信仰中的文化记忆。
九州之变:从《禹贡》到汉刺史部
中国第一篇区域地理著作《尚书·禹贡》,是最早记载“荆州”的文献。书中说,大禹在治水时,划定了九州疆界,并指出了荆州明确的地理范围:“荆及衡阳惟荆州”。通俗地说,荆州是因“荆山”而得名,具体地理位置在荆山与衡山之南。但是,这时的“荆州”,并不是真正的行政区划。
从目前发现的甲骨文来看,商朝时期已有“州”字,但“荆州”之名可能并不存在。汉代文字学家对“荆”字的解释是,“荆,楚。木也”;“楚”字为“楚,丛木。一名荆也”;对“州”字,解释为“水中可居者曰州”。可见,荆与州从字源上看似乎并无关联。
那么,最早出现的“荆”字,又是什么年代呢? 比较官方的说法,是西周早期的“过伯簋”与“鼒(zī)簋(guǐ)”,距今约3100年。在周成王时期的过伯簋上,铭文里首次出现了“荆”的异体字“刱”,内容为“过伯从王伐反刱(荆),俘金,用作宗室宝尊彝”,记载着“过伯”随周王征伐“反荆”的史事。而周昭王时的铜器《鼒簋》上的铭文“鼒从王伐荆,孚,用作簋”,则是“荆”字作为文字的最早实物证据。
但是,在荆州博物馆里却收藏着一件刻有“荆”字纹的高领陶罐,距今约4600—4000年,出土于天门石河镇邓家湾村。这个刻有“荆”字的陶罐,为夹砂黄褐陶,直颈,鼓腹,圜底内凹,颈以下饰篮纹,肩腹部有井田状刻划纹。荆州博物馆考古专家认为,这个陶罐上的文字,是中国最早出现的“荆”字,已具有现代“荆”字的雏形。
比较有趣的是,这个“荆”纹高领陶罐上刻划的“荆”字,与“过伯簋”上的异体字“刱”非常接近,左边都有一个类似的“井”字。问题在于,这个“荆”字属不属于汉字呢? 对此,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说,天门石家河发现的刻划符号与文字有密切的联系,已经初步具备了原始文字的基本特征。那么,这个中国最早的“荆”字,是否证明了“禹划九州,始有荆州”之说呢? 或许,至少能够说明,“荆”作为地望概念,在夏商之际就已经有了萌芽。
商周之际,对如今荆州所在的区域,是以模糊的“楚”与“南乡”来称呼的。直到屈原所处的战国时期,文献里的“荆州”仍非行政区域,只是历史空间和方位的概念。秦始皇统一中国、创立郡县制后,在楚国故都纪南城所在区域设置了南郡,并在南郡所在地设立江陵县,“江陵”之名便开始指向现在荆州所在的区域。
荆州真正成为行政区划的名称,是在汉代。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分汉朝疆域为13个区,在荆州设立了刺史部;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各州又改置州牧,名称也多有变化。直到东汉晚期,“荆州”二字才正式以行政区域的专用名称,成为全国13个州的州名之一。
从大禹传说中模糊的方位“荆州”,到汉代明确的刺史部“荆州”,这条命名之路走了2000多年。而这片土地真正的文明底色,早在地名确立之前,就已由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一笔一划绘就。
荆楚崛起:从五万年炊烟到楚国中兴
荆州有着五万年人类史、五千年建城史、五百年建都史。早在五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荆州鸡公山下便升起了第一缕炊烟。那是人类在此活动的最早痕迹。进入新石器时代,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相继在这片土地上繁荣,城垣初筑,稻作兴盛。距今约五千年前,荆州地区已出现了早期的城邑。由江陵的阴湘城、松滋的桂花树、公安的鸡鸣
城、石首的走马岭等组成了荆州最早的城市群。比传说中的大禹治水还要早1000多年。这些先民们,留下了大量的陶器、玉器和祭祀遗迹。充分证明了,在“荆州”这个地名诞生之前,这片土地已是文明之光闪耀的地方。
夏商之际,荆州所在的长江中游地区被中原王朝泛称为“南土”。直到西周时期,楚人从中原腹开始向南迁徙,“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荆山与沮漳河流域艰难开拓,逐渐融入这片土地。考古学家发现,西周时期荆州地区的遗存中,有一种独特的楚式鬲,与中原地区的陶鬲形制迥异,器身较高,足部细长,整体造型修长挺拔。楚式鬲的出现,是楚文化在荆州地区扎根、成长的最早物证,是楚人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无声见证。考古学家将楚式鬲视为识别楚文化遗存的一个醒目标志。
如果说楚式鬲是无声的物证,那么传世文献中的一条记载,则是有声的传奇。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王熊渠“立长子康为句亶王”。据学者们考证,“句亶”就是今天的荆州。熊渠是楚国的早期首领,生活在西周中期,正值周夷王在位。那时,周王室衰微,诸侯有的不朝贡,有的互相攻伐。熊渠在江汉之间深得民心,兴兵伐庸、杨粤,一直打到鄂地。他效仿周天子的分封制度,将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封为王: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后来,熊渠虽然迫于周厉王的压力去掉了王号,但这件事标志着楚文化在西周时期正式进入了荆州地区。
然而,楚国真正的崛起,是在定都于纪南城之后。公元前689年,楚文王将都城从丹阳迁至郢都(今荆州纪南城)。从此,纪南城作为楚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时411年。正是在这里,楚国走上了中兴之路:楚文王北进中原,开疆拓土;楚成王“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始称雄南方;楚庄王“一鸣惊人”,饮马黄河,问鼎中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至战国时期,楚国疆域西起巴蜀,东至海滨,北抵中原,南达潇湘,成为“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的超级大国。而纪南城,作为当时中国南方最大的都市,商贾云集,百工辐辏,屈宋辞赋在此唱响,老庄哲学在此发源。荆州,也因此成为楚文化的核心与代名词。
熊渠立句亶,楚风始入荆楚地;文王迁郢都,霸业自开中兴路。从此,荆州不再是地图上一个冷冰冰的名字,开始有了温度,有了色彩,有了故事,有了属于这片土地的灵魂。而《尚书·禹贡》中提到的楚国贡品菁茅(苞茅),恰好印证了荆州与中原的羁绊。那些不起眼的茅草,因用于祭祀而获得了非凡的政治意义,楚国人也在这一“廉价”的贡品中,找到了自己与中原文明之间的微妙联系。
禹划九州,当时虽然并非行政区划,只是大致的区域划分,但中国从此有了“九州”的概念,有了对华夏版图的整体认知。从五万年前荆州鸡公山下那第一缕炊烟,到石家河文化中刻有“荆”字的陶罐;从大禹治水留下的茫茫禹迹与息壤传说,到楚人“筚路蓝缕”的崛起传奇,再到纪南城四百多年的楚国霸业……荆州这个不凡的地名,伴随着《尚书·禹贡》,一直沿用至今。
荆州文明的源与流,正如奔流不息的荆江之水,源远流长、绵延不绝。
真可谓,治水之功,泽被万世;禹迹所至,文明乃生。
附:九州演变历史
《尚书·禹贡》里的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成书最早,被后世视为“夏制”)
《尔雅·释地》里的九州:冀、兖、徐、扬、荆、豫、雍、幽、营(被后世视为“殷制”)
《周礼·职方氏》里的九州:冀、并、兖、青、扬、荆、豫、雍、幽(被后世视为“周制”)
《吕氏春秋·有始览》里的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雍、幽(晚于《禹贡》,缺梁州,多幽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