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福学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明人顾宪成的这副楹联从很大程度上概括了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学士的民本思想和家国情怀。
出生于湖北公安县的三袁兄弟，他们以各自非凡的智慧创造出了卓越的文学成就，史称“公安派”。孔子说：“学而优则仕。”“三袁”三进士，累官至五品。作为士人，作为官员，他们对于世道人心、社会风气、百姓冷暖等，总是以一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牵肠挂怀。应该说，创立公安派文学本身就是他们家国情怀的集中反映。“三袁”生活的时代，是明末万历年间，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至此已是山穷水尽，风雨飘摇。在文坛上，文学复古之风席天卷地，前后七子霸占文坛，鼓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导致士林一派疲颓之气，陈腐之态，在这种情势下，“三袁”兄弟发起猛烈抨击。
宗道伯修考上进士进入翰林院工作的头两年，写过一篇题为《刻文章辨体序》的文章。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能“抱形式而失真境，泥皮相而遗神情”。意思是一味死守形式便会丧失真境界，只追求表面华丽便会遗失真精神。这是公安派反模拟、主真情的发端。
十年后，伯修又在《论文》（上下）中指名批评当时文坛巨子李梦阳、王世贞等人，挞伐模拟之风，张扬性灵文学，提倡独创，率先举起打倒王李之风的旗帜，同时与中郎、小修独唱互赓，别生气格，掀起了一股清新的文学新风。此后袁中郎紧相呼应，在《叙小修诗》中鲜明地提出公安派的文学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反对模拟，主张写“自己胸臆流出”的诗文，提倡向民歌学习，其目的就是为了创新，从而将抨击复古模拟之风的热浪推向了高潮，成为公安派的旗手和主帅，小修将伯修、中郎倡导的文学革新之功，比之于唐代韩愈的“文起八代之衰”，认为主性灵才是文学发展的方向，同时不断反省公安派的文学创作，指出“昔之论气格者近于套，今之论性情者近于俚”，在很大程度上，对公安派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文学是时代精神的风向标。“三袁”通过他们进步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打破了文学复古派的统治，使一时处于停滞状态的文学空气活跃起来，不仅在当时使王李模拟之风偃旗息鼓，还深深地影响了后世文人张岱、王夫之、袁枚等人，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
伯修原本具有经世致用之才。他既能洞明世事，又有常人所不及的人才观念。他认为：“君子有有才无才之分，有才君子好比神龙，可以飞天驾云，膏沃万里；无才君子好比仙鹤孔雀，只能囿于园林，装点风景”（《论用才》）。如何使用人才？ 伯修认为要像孟子说的那样“尊贤使能”，即对贤达之人要尊重，对有能力的要给予权力（《嘉鱼游记》）。
伯修的科考和仕途都很顺利，可惜家事极为不幸。32岁时两个儿子一个月内病逝，38岁时女儿病逝，这对他人生的打击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伯修也一度意欲归田。难能可贵的是此后他似乎更加关注时局了。就在女儿病逝的这一年（万历二十五年），朝鲜和辽东战争、地震、火灾接连发生，他在给母舅龚寿亭的信中淋漓尽致地表达出了他对时局的担忧，表达了一个文人学士对家国的一片赤诚：“近事大可忧，每入直，进左掖门，直望见后山，殊不成景象……”次年巡按河南御史姚思仁上《开采图说》极言开矿之弊，宗道回信深感忧虑：“万一如大疏所云‘祸患生于腹心，干戈起于堂奥’，将何术救之乎？”
宏道中郎“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人物的人，赞《金瓶梅》，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这是鲁迅先生对中郎的评价。能得到鲁迅先生夸赞的人并不是太多，中郎便是这少有人当中的一个。
中郎的家国情怀，正义良心，在少年时即表露无遗。其长诗《古荆篇》，便是年仅17岁的中郎在江陵府应试时有感于张居正身后籍没之祸而作。诗中对张居正这位良相的功业无限惋惜：“昔时嘘气成烟云，今朝失势委泥砾。”24岁时，即对读书人的艰辛发出了咏叹：“终年惟搦管，辛苦是书声。”
他在考中进士后的十九年间，为官三进三退，真正在职时间不过五六年光景，但在短暂的为官期间，却表现出他的高才卓识并取得了显著的政绩。首任吴县县令之初，发现吴县赋税全国最高，中郎洞察出其中原由为地方小官贪占作弊，于是清除额外之征等苛捐杂税，同时精兵简政，推行省讼便民措施，吴人称赞为“升米公事”，从而一县大治。时任宰相申时行听说后感叹道：“两百年来，无此令矣。”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作为荆州人，中郎对当地人民的生活更是特别上心。“鲛户十窜九囚虏，泪不成珠天帝怒。骨白粉焦委黄泥，至今荆州唯白土。”这是中郎谴责矿税虐民之作，是中郎关注时局、同情百姓的抗鼎之作。全诗充满悲切，充满愤怒，其观点之鲜明，措词之激烈，在同时代文人的文学作品中是很少见的。
中道小修在部分读者心目中，可能就是一个纨绔子弟，公子哥儿，但他却有着浓郁的民本思想和家国情怀。他在47岁进士及第当年，得知山东闹饥荒，便上表朝廷：“臣等有志忧时，殊惭报国，恨为肉食者鄙，莫救菜色之民……益守素节，共济时艰。”
小修认为，治理国家必须做到辨明善恶，赏罚分明。小人有功，论功行赏；君子有罪，依罪论罚。并以史事论证宋朝灭亡的原因就是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赏罚无章。而楚国之所以能称霸，就因为“国宪森如”。
小修无论是在为官前还是在为官后，都是名满全国，作为文化名人，一般不会轻易为人立传，小修所作“传记”不过十余篇，所记之人几乎都关系到世道人心和社稷安危。《梅大中丞传》为一个文韬武略、智勇双全的朝廷命官立传，表彰他指挥宁夏讨逆之战中，从上书皇帝建言到京城亲自指挥战争所表现出来的神机妙算、身先士卒的才能与勇猛，以及“疑则勿用，用则勿疑”的用人之道。
小修在考中进士前，有过十年的舟游吴越之行。其间不管走到哪里，都不忘关心世道。我们可以从他的《游居杮录》中感知一二。
万历二十八年（1610年）某日，小修舟行至河北省柏乡至内丘时，“道中见民有菜色”。何谓菜色？ 那是因为用菜充饥而营养不良的脸色，那是饥饿瘦弱的面容！ 对此，小修没有忘记在以日排记中记上一笔。虽只寥寥七个字，但似乎道尽晚明百姓生活困顿之艰辛，从而折射出社会的衰败。
当我们从“三袁”的生命轨迹中检索和窥视他们的家国情怀及其精神风貌之后，我们会愈发觉得他们的情超之崇高，人格之伟大。也正是他们的博大胸怀和宏大格局成就了他们的百世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