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仲廉
2025.6.13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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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伯牙与钟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传说，不仅承载着中国古人对友情与知音的深刻理解，更与湖北石首的地理文化紧密相连。从记事起，我就听说家乡石首是知音故里。2000年5月3日，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在石首摔琴台遗址，写下一阕《临江仙·伯牙绝弦》：“一曲高山流水断，人间恸绝知音？ 调弦口外暮云沉。苔封挥泪处，弦绝爨桐喑。调柱忽惊樵径改，焦尾犹鸣楚水滨。碑残犹刻伯牙亭。江涛吞绝响，山月葬琴魂。”25年来，经过反复研究，我得出了一个结论：石首的确是真正的知音故里。在此，从六个方面予以论证。
其一，古籍文献的明确记载
伯牙（俞伯牙）善琴，钟子期善听。伯牙志在高山，子期赞“峨峨兮若泰山”；伯牙志在流水，子期叹“洋洋兮若江河”。子期去世后，伯牙摔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这一情节被《列子》《吕氏春秋》等典籍记载，成为“知音难觅”的永恒隐喻。
北宋学者乐史（字学古）于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年）领衔编纂的《太平寰宇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官方系统编撰的全国地理总志。其《卷六十五·江南西道·石首县》明确记载：“调弦亭在县东六十里，相传伯牙鼓琴于此。”作为文献源头，是现存最早明确记载伯牙鼓琴地点的官方志书，其权威性远超明代话本，成为石首知音故里说的核心论据。作为地名溯源，书中“调弦亭”记载，直接关联西晋杜预开凿“调弦河”的史实，形成“地名—事件—文献”的完整证据链。作为文化符号，“调弦”二字因书而显，逐渐成为知音文化的象征符号，后世诗词、碑刻多援引此书内容。
此后，明代系列志书（如《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进一步巩固了石首调弦口作为知音发生地的地位。清代《石首县志》记载：“俞伯牙从楚都东下，停舟鼓琴于此，弦渐而调之，因以得名。”这都说明地名由来与知音典故直接关联。
其二，千年传承的地名与遗迹
调弦口。《太平寰宇记》介绍其原名为“生江口”，知音故事发生后更名为“调弦口”。北魏时期卓越地理学家、文学家郦道元的著作《水经注》不仅是古代地理学巅峰之作，更与石首知音文化有着隐秘而深远的关联。郦道元在石首地理记载中写道：“生江水出江陵郡，北径生江口入大江。”明确生江口（今调弦口）为荆江支流汇入长江之口。并且作地貌印证描述：“水极深”，与今调弦口中华鲟洄游深水区吻合，或为伯牙鼓琴时“鲟鱼出听”传说的地理依据。郦道元以《水经注》为石首调弦口烙下千年地理印记，其笔下的“生江口”不仅是水文坐标，更成为知音传说中伯牙鼓琴处的自然注脚。当江水奔流至调弦口，郦注之严谨与知音之浪漫在此交汇，见证着历史地理与人文精神。
调弦河。西晋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学者杜预，于太康元年（280年）率军攻吴，一路势如破竹，与王濬水师会师建业（今南京），终结三国分立。战后，杜预镇守荆州，为巩固南方、发展漕运、便利军事运输，他下令疏浚荆江支流“生江水”，连通洞庭湖与长江。因河口位于伯牙调弦遇知音之地，遂名“调弦河”（《湖广通志》引《晋书·杜预传》），沿用至今1700余年。
核心地名群。伯牙口、摔琴台等地名，与冯梦龙《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中描述的情节完全吻合。伯牙口位于石首市调关镇南部，桃花山山脉北麓。其原名“北哑口”，因伯牙二次访知音途经此地改名。传说伯牙在此驻足问路，钟子期后裔世代居此，村名延续至今。伯牙口象征知音文化的传承，村内钟氏家族数百年耕读传家，人才辈出，为地名增添人文厚度。摔琴台位于石首市调关镇伯牙口村南，半山腰悬崖上。其特征是三面悬崖，面积仅容四人，与明代冯梦龙描述的“摔琴台耸立半山腰”完全吻合。
考古支持。1998年石首马鞍山出土的商代镈钟（又称“特钟”），为湖北省发现时代最早的青铜礼乐器之一，全国罕见。镈钟作为宫廷乐器，可能与钟子期（传为楚宫乐师）相关，可为当地文化认同提供考古支撑。由此推测其为钟氏家族遗物，侧面印证钟子期身世。
其三，诗词文化的历史印证
明代文人的调弦亭诗作，是知音故事在石首定型的文学见证。他们以诗为舟，在调弦河的碧波间打捞千年传说，将高山流水的琴声化作永恒的文化记忆。如今，这些诗句仍镌刻在调弦亭的廊柱上，与江风明月一起，诉说着知音精神的永恒魅力。
石首人韩守益，字仲修，明弘治六年进士，官至河南道御史。其诗作虽多涉宦游，但对故乡调弦亭的书写充满深情。他在《泊江渚》中写道：“芦花飞，映晴雪，身世飘零不须说。四海皆兄弟，无端对面分秦越。丈夫莫学冷煖情，襟怀磊落肝胆明。”诗中“芦花飞”意象暗合调弦河秋景，伯牙子期相遇于中秋，芦花如雪正是知音故事的时间符号。“身世飘零”“肝胆明”等句，既抒个人宦海沉浮之感，亦隐含对伯牙失知音的共鸣。韩守益作为石首本土官员，其诗作被正德《湖广图经志书》收录，强化了调弦亭的官方文化认同。
作为石首三阁老之一的明代正德至嘉靖年间重臣，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张璧（字崇象），其《调弦口上访知音》一诗，是现存直接以调弦亭为主题的明代诗作典范：“江上清风岭外霞，调弦古迹实堪嗟。当年投学成连子，此日人思俞伯牙。高山流水声已杳，阳春白雪曲徒夸。钟期去后知音绝，独立荒烟日影斜。”诗中“江上清风”“调弦古迹”点明石首地理，与《太平寰宇记》记载呼应。“成连子”指伯牙师承成连学琴的传说，凸显石首作为伯牙学琴地的民间叙事。尾联“独立荒烟”以景结情，将个人凭吊与历史苍茫融为一体，成为知音主题的经典表达。其诗作被正德版《湖广图经志书》、嘉靖版《荆州府志》收录，官方志书的引用强化了调弦亭作为知音故里的权威性。明代文人咏调弦亭诗，多围绕高山流水意象展开，张璧诗作为其中代表，开创了以调弦亭为载体的文学传统。
清代诗人汪巨源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人，其作品和学术成就展现了他在诗文、学术笔记、地方志等多个领域的深厚造诣，诗文内容涉及山水游记、友人情谊、学术考证等，既有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有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他的诗句“调弦遗响彻三湘”，以“三湘”为空间框架，融合调弦河、洞庭湖等意象，形成“琴声—流水—大地”的时空交响，不仅是对石首知音文化的诗意礼赞，更成为这一历史文脉在清代传承的鲜活注脚。
其四，与其它地点的对比优势
石首调弦口与武汉汉阳的对比。一是文献记载的初始时间，有据可考，十分明确，石首调弦口是西晋太康元年（280年）命名，而汉阳古琴台始建于北宋（960年）之后，前后相差680年。二是地名依据，石首调弦口原称“生江口”，与知音故事吻合，而春秋战国时期尚无“汉阳”这个地名。三是官方记载，石首调弦口有20余部志书连续的权威记载，而汉阳古琴台的最早记载只是明代话本。
至于其他地区，泰山、海盐等，仅有明清传说，缺乏相关地貌与遗迹，无系统文献支持。
其五，官方与学术界的双重认可
从非遗认证来看，石首“伯牙子期的传说”，过去有官方志书等历史文献明确而连续的记载，当今已列入荆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学术支持来说，华中师范大学民间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守华教授等学者指出，通过历史文献、考古发现及文化传承的综合研究，石首调弦口作为伯牙子期知音故事的发源地更具历史真实性。
其六，自然与人文的互文性
中华鲟洄游现象。调弦口水域为中华鲟密集区，其秋季洄游时间与伯牙调弦（中秋）吻合，或为“鲟鱼出听”传说的现实映射。
隐士文化契合。钟子期辞官隐居的“老虎山”为两湖平原制高点，符合“高山流水”意境，与石首地理特征高度匹配。
综上，石首作为知音故里的证据体系完整，从文献、地名、文物到学术认可均占优，其真实性远超其他地点。本人认为，“高山流水遇知音”之典故，世人多谓其在汉阳，此乃地理优势之使然。犹如“杏花村”之争：汾酒成就山西杏花，而九华烟雨亦润泽池州杏村。然而考证调弦口等诸多地名犹存，如散珠缀链，自成体系。今予以研究佐证，并非只是为家乡石首争胜，但求钟子期、俞伯牙二人精魂，正本清源，得归其所。
拙作《临江仙·伯牙绝弦》的地理考据。今石首调关镇江畔存明万历年间的“古调弦亭”碑，清《石首县志》记载：“伯牙台，临江，传为子期听琴处”。伯牙亭残碑，“伯牙”二字清晰可辨，碑阴刻“嘉靖三十六年重修”。琴断口，距摔琴台二里许，江岸礁石形如断琴，民间称为“琴石”。典故爨桐，出自《晋书·蔡邕传》，此处双关琴材与石首“焦尾岩”传说。实地考察发现，“樵径”在调关山麓有古道遗迹，宽五尺，传说是钟子期采樵之路。“山月葬琴魂”，化用清《石首竹枝词》“琴台月冷照孤坟”句，实写长江南岸绣林山月夜景象较之汉阳琴台传说，石首说在时空逻辑上更具合理性。钟子期身为樵夫，活动半径当在石首山陵与长江之间，而非百里之外的汉阳。
本人认为，即使确认石首是真正的知音故里，“高山流水遇知音”传说作为中华文明最动人的文化符号之一，其生命力早已突破地理界限，展现出跨越时空的普世价值。这种超地域特征的形成，既是文化流动的必然结果，也是人性共鸣的深刻体现。明代冯梦龙《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将传说通俗化，通过话本小说传播至穷乡僻壤，并译介至海外，成为“东方的友情寓言”。石首、汉阳等地均宣称拥有知音文化遗存，这种“竞争性保护”反而强化了传说的生命力，体现文化遗产的共享本质是人性对理解与共鸣的永恒渴求。它如同一曲无字歌谣，在华夏大地的山河间流淌，也在不同文明的星空下回响。或许正如那未曾断绝的琴音，只要人类还在追寻心灵的契合，这个传说便永远鲜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