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的兴盛带动了沙市港口的繁荣，春秋时期，沙市名津，“津”即渡口之意。所谓“江水至江津，非方舟不可涉也”的记载，一是反映当时沙市江面宽阔，风浪大；二是说明沙市是长江上的一个渡口，已有了渡运与航运的分工；三是反映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较高的船运技术。

  战国时期，沙市转而名夏首，因为沙市在夏水受江之首，故名。屈原被顷襄王放逐后，曾在《哀郢》一诗中写道：“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见。”当初，鄂君启的商船队也是在沙市折入内河而到达郢城的。可随着楚国的衰弱，码头的格局开始发生变化。

  江陵港的兴起

  公元前298年，楚顷襄王接位。在其统治期间，国势更加衰弱。公元前279年，秦昭王遣白起率军攻楚，次年，白起拔郢，火烧了纪南城。楚国被迫北徙，纪南城和郢都古港也因此而毁于一旦。兴盛了800年的楚国终于退出历史舞台。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为了统治原楚国这一都会之区，秦国在纪郢旧址东南3公里处修建了一座新城，设置郡县，是为郢城。为秦时南郡郡治所在地，西汉时置郡县。郢城兴盛时间不长，王莽篡汉后废了该城，被临长江而建的江陵城所取代，也就是现在的荆州城。

  秦朝大修“驰道”，实行“车同轨”，原“秦楚大道”再经培筑，成为“南极吴楚”的著名驰道的一部分，使得江陵城成为连接东西南北的水陆枢纽。

  到汉代的江陵港口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不仅城内城外修筑了供船舶停靠的码头，而且城内还有规模较大的造船基地。特别是西汉末期，北方土地兼并激烈，社会矛盾激化，天灾战乱频繁，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南迁人口带来了先进生产技术和工具，使得荆沙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商业贸易更加发达。

  荆沙一带商业航运非常活跃，三国时期，关羽镇守荆州。建安二十四年（219年）11月，吕蒙袭荆州时，就利用了荆沙地区商船往来活跃，为人们日常所习见这一点，把精锐士卒埋伏在伪装的商船中，令将士身穿白衣，化装成商人，募百姓摇橹划桨，昼夜兼程，溯江急驶，直向江陵进袭。驻守江防的蜀军士兵被伪装的吴军所骗，猝不及防，全部被俘虏，取得了胜利。“吕蒙白衣渡江”的故事，从侧面也反映了当时江陵港口的商业繁荣。

  沙市码头成为重要的军事要塞

  沙市在荆州城东南，紧邻荆州城。在荆州城建立后，江水遇阻，转而向南，促使长江河床在此逐渐南移，原来在荆州城外东南一带的长江河床也渐渐淤塞成滩，沙市北面的杨泗洲一带已经和陆地连接起来。江水流至沙市西北被分成南北两江。北江从荆州城东，经南湖、北湖，沿沙市北面而过，南江大抵就是现荆州河床，江水流至荆州城东南25里、南北江合流。北江狭窄且成弯弧，两岸是陆地沙洲，是船舶靠泊栖息的理想之处。

  东汉时，沙市开始以“津乡”之名见于史籍。光武初年，岑彭“引兵还屯津乡，当荆州要会”。所谓荆州要会，是因为沙市是临江的渡口。荆州以上，江中多洲，大小江洲分布在松滋至江陵的江面上，洲多滩浅，无法涉渡，唯江陵以东江面无洲，“江水自此益大，一曰大岸”，始可南渡。而且，连接长江和汉水的内河水道在沙市与长江接通，通往南方，联系湘、资、沅、澧水系的内河受江口就在沙市对岸。优越的地理位置，加上地处荆州城前哨，当荆扬之咽喉，因此，沙市军事地位尤为突出，它是荆州的水军基地和军事要塞。

  西汉末年，公孙述称白帝于蜀。为防刘秀兼并，公孙述派田戎、任满等率领几万水军沿江东下，田戎占领夷陵、荆州等地之后，就屯兵在沙市。

  公元25年，刘秀在洛阳建立于东汉王朝，为了收复蜀地，特派征南大将军岑彭率军讨伐驻扎在沙市的田戎。岑彭占领沙市后，准备次年收复蜀国，但因“夹川谷少，水险难漕”，只得暂停出兵。为防止公孙述进攻，便派威虏将军冯骏驻江州，都尉田鸿驻夷陵，自己亲自率兵驻扎在沙市。

  东汉中期以后，长江中下游一带农民起义不断发生，特别是黄巾大起义后，东汉政权已名存实亡。刘备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不断召募军队，扩充势力。并占据荆沙，使沙市成为其重点经营的军事要塞。

  公元208年，曹操企图一举统一南方，带领大军南下，迅速占领荆州的部分地区，刘备退驻樊口，沙市又成为曹操的水军基地。曹操在这里收编了荆州水师。同年，曹操与孙、刘联军争锋于赤壁，就是从这里誓师出发的。

  赤壁之战后，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荆州位于三国接壤地带，兵争更加激烈。随着军事地位的加强，沙市开始出现了城邑。

  《后汉光武纪注》说:“南郡有津乡，故城在今荆州江陵县东。”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沙市东郊临近古夏首的范家渊，就发现一处汉代文化遗址，从调查发现的建筑遗迹及遗址所处地理位置考析，当属一般城邑。不过，城邑规模不大，而且没有城垣，因地势而布局，城邑的军事防御主要是利用周围的江河作为城邑的安全保护。城邑的出现，使完全依附于荆州城的沙市港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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