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代，由于江汉地区新构造运动自北向南下降和北半球科氏力的作用，长江河道出现了明显的南移现象。这一时期，原本紧邻长江的江陵城，因为城南门外河道开始淤塞，形成沙洲或浅滩，航船泊岸不得不向东边的沙市转移。商业方面，晋室南渡后，中原财富大多转移至江南地区，商业仍然兴盛，最大商业中心为建康，也就是现在的扬州，其次就是江陵，在全国排名第二，这也是在历朝历代商业经济上江陵最鼎盛的时候。

  沙市码头是全国最大的贡赋集散中心

  在西晋的时候，沙市名江津，又名江津戍。从它的名字上就可以知道，它在军事上仍为屯戍之所，而且，沙市港口最重要的存在，还因为它还是各州郡向国都洛阳缴纳贡赋的港口。

  沙市港口的重要性，来源于西晋的大将军杜预。三国后期，灭吴名将杜预堪称当时最牛的全能型人才，有个最大的爱好就是读《左传》，自称有《左传》癖，要是早生二十年，和关羽肯定有的聊。

  他爷爷官至尚书仆射，杜预是个标准的官三代。但人家既不坑爹，也不坑爷，相反，杜预不仅在军事上有着高深造诣，在经济、政治、历法、法律、数学、史学甚至书法和工程学方面都无一不精。当时的人都知道杜预博学多才，于是送他“杜武库”的美称，意思是说他就像武器库一样，样样都有，什么都知道。

  也就是这个牛人，在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杜预率十万主力攻克荆州城，结束了荆州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纷争局面，全国也归于统一。

  由于汉魏时期荆沙一带几次遭大洪水的淹没，洪水退后，泥沙淤积，使得“旧水道唯沔汉达江陵，北无通路”。为了使江南漕运贡赋能够走近路到达洛阳，都督荆州诸军事的杜预“乃开杨口，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也就是说，杜预通过杨夏水道把长江和汉水联系起来。这样能使荆南和益、梁、宁等州贡赋到达洛阳的运输距离缩短一百多里，避免了荆江及汉江下游的迂远和风险。

  西晋时，朝廷在很大程度上仰仗于南方贡赋，以致“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朝廷一半的收入都依靠南方各州郡上缴的赋税。每年南方各州郡所产粮食和犀兕、象牙、翡翠、楠梓木、黄金等贡品均先集结沙市地区，然后由军队护卫从水路送达南阳，再转陆运送达京师，沙市成为了南北最大的物流集散中心。由于荆南、益、梁、宁等州贡赋都在沙市转运，所以沙市还有“奉城”之称。

  桓温为荆江大堤奠基

  桓温是东汉名儒桓荣之后，宣城内史桓彝长子，也是晋明帝的驸马，永和元年(345年)八月，桓温升任安西将军、荆州刺史，持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并领护南蛮校尉，掌握了长江上游的兵权。桓温出镇荆州后，因溯江而上灭亡成汉政权而声名大震，又三次出兵北伐（北伐前秦、羌族姚襄、前燕），战功累累。

  桓温不仅仅是东晋的军事家、政治家，而且对江河堤防事业十分重视，是荆江大堤的奠基人，东晋永和元年(345年)，桓温镇守荆州，认为江水对城市的威胁很大，为了防止江水再涨，漂没城邑，保境安民。桓温命令部将陈遵在江陵城西至城南筑堤。由于堤身坚厚，耗资巨大，称为为“寸金堤”。史学家一致认为，这就是荆江大堤的修筑之始。

  《晋书》里没有对该事情进行明确的记载，而郦道元的《水经注》则记录过此事，该书描述“江陵城地东南倾，故缘以金堤，自灵溪始，桓温令陈遵造。遵善于方功，使人打鼓远听之，知地势高下，依傍创筑。略无差矣。”这里对陈遵率领百姓修建大堤的事情记录得较为详细。

  此堤沿荆州城公安门外向东南延伸至今一担土、鲁家台，沿荆沙河南侧经白云桥转而南至沙市的迎禧街。此堤在白云桥南，曲成弓形，堤外形成江津湾。东晋乐府《那呵滩》里的“闻欢下扬州，相送江津湾”，说的便是此湾。

  据南朝盛弘之《荆州记》载，该大堤修建好后，“缘城堤边，悉植细柳，绿条散风，清阴交陌”。这是荆江大堤最早关于在大堤两边栽植防护林的记载，可见当时的江陵堤段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和景观。沙市人常去大堤赏江景的习惯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江左大镇莫过荆扬

  东晋时，一些拥有重兵的将领为争夺荆沙地区，每率舟师大战于此。东晋元兴三年（公元404年）。桓振劫持晋帝屯驻江津，修建江津行宫。次年，刘毅攻打江津。桓振等被迫退出江津。义熙六年（410年），徐道覆率二万余人攻打荆州，与荆州刺史刘道规战于江津，道覆兵败，弃船而走。义熙八年（412年），刘裕大将王镇恶又亲率上百艘战舰袭击刘毅，在沙市舍舟登陆，一举攻克了江陵。刘宋孝建二年（455年），南郡王、荆州刺史刘义宣举兵，率众十万，从沙市出发的战舰竟绵延数百里。港埠规模之大，可以想见。

  东晋后期，兵家必争的荆州逐渐从战争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持续了汉朝时的辉煌，进入了历史发展的黄金时代，一跃成为长江中游第一大城市。到南朝时，沙市不仅是重要的军事和漕运港口，而且明显地显现出商业港口的特色。“布帆百馀幅，环环在江津。”据有关史料分析，当时的港口在今沙市白云桥一带。

  南朝全国有两大重镇，就时荆州和扬州，史称“江左大镇，莫过荆扬”。谢安有言:“荆扬相衡，则天下平。”《宋书》称:“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以阃外。”又称“江左以来，树根本于扬越，任推毂于荆楚。”也就是说，当时荆州、扬州两个城市的人口总和，都占了全国的一半，国家的根本在扬州，而推动全国发展的要属于荆州。南朝的两州刺史皆为宗室诸王或皇帝亲信，当时荆州治所在江陵，扬州治所在首都建康。宋武帝刘裕临终时一再嘱咐，荆州只有派自己的皇子前去镇守他才放心。其军事地位之重要，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