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有约

  □鄢莉

  在当代小说创作中，家族叙事是一种迷人的诱惑，大量涌现的此类作品，既有历史政治话语下的宏大解说，乃至与革命史、民族史形成同构关系，也不乏日常生活话语下的私人书写，陈述着民间化、个人化、野史化的细小传奇。《长江文艺·好小说》2021年第2期选载的中篇小说《舅舅的光辉》，描写了江汉平原上白氏一门，涉及三代人、几十年的时间跨度，算是十分标准的家族构架。它的作者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青年作家宋小词，她不但兼有城市和乡村双重生活阅历，更具备塑造城乡基层人物的丰富经验，这篇小说充分发挥了她的创作优势，是她在家族叙事方面一次可喜的尝试。

  《舅舅的光辉》与那篇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亲情虚伪性的名作《我的叔叔于勒》存在着互文关系，不管是叙事方式、结构形式还是意义层面，都有着明显的相互指涉。小说对此也并不讳言，还刻意留下了提醒性文字，如“我的小舅没有像于勒落得个替人割牡蛎的潦倒下场”“对于年少时有过的像菲利普一家对于勒的期盼，现在聊起来都会打趣和嘲讽当年的自己”。两篇小说互文性最强烈的地方是采用了相似的环形结构：前半部分以主人公对“叔叔”或“舅舅”的想象开始，后半部则以残酷真相的揭露为结束。

  小舅白玉寿是《舅舅的光辉》描写的核心人物，如果说白氏一家是棵开枝散叶的大树，那么小舅俨然就是这棵树上开出的一朵奇葩。按照小说中外婆的说法，小舅是她“这串葫芦里”锯出的唯一的“一把好瓢”。他读书最多，是高考后的第一代大学生，在深圳的大型国企任财务经理，资产多得如“太虚幻境”。所以长期以来，白氏家族成员都将他视为神祇，视为“指引白氏家族前进方向的伟大导师，一个云端上的领袖，一个家族的楷模”。因此，尽管“我”只与小舅有过有限的几次接触，却对他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然而，通过家族中接连发生的事件，“我”后来发现小舅其实是这样一种神奇的存在：他习惯于开语言的空头支票，却吝于给家族成员以实实在在的资助——“风平浪静时，小舅总是把自己塑造成一尊神，给我们无限希望，每一次我们站在难关口，他又及时进入到信号盲区联系不上，即使联系上，也是各种为难，股票套牢、孩子住院、存款死期、投资项目，栀子花茉莉花的。”在这里，作为宋小词的湖北老乡，我有必要替她解释一下：“栀子花茉莉花”是一句土语，意思大概是说为了逃避责任，故意东扯西拉，找各种不相干的理由。很自然地，长此以往，遇事总是“栀子花茉莉花”的小舅伤害了白家人，特别是“我”、秋表哥这批第三代年轻人的感情，他从家族的神坛上彻底跌落，“血缘伦理上是舅舅，情感交际上却同于路人”。

  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曾说过：“家族是中国文化的最主要的一个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是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家族观念如此权威和不可动摇，当然会成为道德审判的一把尺子。中国传统的宗族伦理认为，一旦一个家族里有人出人头地、先富起来，他就天然有提携其他族人的义务，是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湖北曲艺家、作家何祚欢多年前曾写过一篇小说《养命的儿子》，讲的就是家族中有出息的成员如何在家族责任下不堪重负的故事。）在此种文化话语下，小舅如此吝啬、冷漠、不近人情，注定会被当作大逆不道，遭到整个家族的排斥和疏远。

  如果要寻找小舅的心理成因，从表层来看，是他的畸形的金钱观，正如小说中写道，“那时小舅总是给我灌输一个理念，拼命赚钱，想要在这个时代活得出人头地，秘诀就是永远不能放弃对金钱的追求，哪怕死也要死在钱堆上。”可是，金钱是否就是扼杀亲情的根本理由呢？

  相比较而言，《我的叔叔于勒》中表达的金钱与亲情的关系是相对简单的，无非是“亲情被金钱标上了价码”，但这种关系放在中国宗族文化背景下，放在二十世纪之交的客观环境中，就会变得非常错综复杂、纠缠不清。真实的情况是，由于当时城乡之间的鸿沟，小舅那一代人一方面受制于根深蒂固的宗族观念，一方面又受到过个人主义的思潮洗礼，不得不忍受着身份的强大撕裂：在乡村世界和城市世界里他们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因此常常不得不以一种身份逃避另一种身份。小舅跌宕起伏、如过山车般的人生，其实就是当代文学史中“进城故事”的另一种改写，而他从飞黄腾达到身败名裂的过程也写照着“进城一代”的人生轨迹。这样一来，小舅的性格成因就找到了合理的解释，那个动辄“栀子花茉莉花”的小舅也可以立得住脚、站得起来。为了让小舅的形象更加立体饱满，到了最后，小说还来了一个情节上的大反转，借秋表哥之口告诉读者，原来小舅多年来一直在“谋篇布局”，为白氏家族策划一个“宏伟蓝图”。如此给小舅的形象加上“光辉”的一笔，无疑表现出小舅这一代人依然心系家族：亲情和责任是他们始终逃不开的牵绊，精神上的“原罪感”是他们心底里永远的痛。

  说到这里，小说如果仅仅是这样写，也只写出了一个进阶版的“高加林”而已。幸好小说并不准备止步于此。与多以侧面转述小舅的故事相比，小说重点言说的其实是“我”和秋表哥、海表哥等晚辈对小舅的态度变化。在幼年的时候，他们“幻想着走出去的小舅能伸出一只大手拉我们一把”，但是后来经历一系列曲折后，这样的想法“已经看破、放下、自在了”。这固然是因为小舅的作为令人失望，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城乡距离的缩小，这一代人即使不需要“白大贵人”的提携，也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创出一片天地，“在城里安营扎寨”。正因为得到了时代的利好，他们在成家立业后，已然抛弃了用经济援助来衡量亲情的观念。他们不再计较小舅那些吝啬的行径，而只耿耿于怀于他的虚伪和“口惠而实不至”；他们也并不在乎小舅是发达还是落魄，只希望小舅能摆出一个长辈应有的亲情姿态。就像“我”最后发现的，“亲情本就是一种纯粹的感情”，不需要用任何金钱物质来表达。正是通过这些人物心态的微妙变化，小说隐隐地传达了一个发现：古老的伦理规则正悄然被社会进步所瓦解，顽固的家族意识也因城乡二元体制的打破而改变。正是这样独特的发现，提升了作品的时代内涵和文化意味，为传统家族书写找到了新的意义和面向，这是比仅仅塑造一个“栀子花茉莉花”的小舅更有价值的地方。

  家族叙事之所以迷人，是因为家族就是社会的缩影，代际的时间跨度最能代表时代的变迁，而在家族枝状结构上生长出来的故事和人物，以及由血缘纽带维系的人物关系，更能映射着个人与社会的联结，更容易沉淀着历史兴衰和文化流变的痕迹，这些特点在《舅舅的光辉》中都有所呈现。受制于中篇的篇幅，《舅舅的光辉》或许不如一些长篇家族史那般厚重宏大，但是它提供了一个“中国版于勒”的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奉献了新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它又能在城乡大变革的背景下，对家族伦理进行新一轮的审视和辨析，给予了传统家族叙事以丰富的时代感和现实内涵。作为一篇家族叙事作品，《舅舅的光辉》是成功的，是值得关注的，从中可以看出，宋小词正在不断地进步，不仅思想更加成熟、技巧更加高超，而且拥有了一定的格局和气象。我们期待着她能继续扎实地在创作之路上走下去，在文坛上掀起更大的波澜。

  （写作者：宋小词，著有中篇小说《血盆经》《开屏》《太阳照在镜子上》《固若金汤》《直立行走》和长篇小说《声声慢》等，多部小说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选载。获第六届湖北文学奖，获第18届《当代》文学拉力赛中篇小说总冠军，获第八届《小说选刊》中篇小说年度大奖。

  评作者：鄢莉，女，七零后，文学硕士。在文学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评论若干，出版长篇小说两部。现为长江文艺杂志社选刊版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