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上诗评

  □杨章池

  一个诗人“完成度”用什么来衡量？“技”的层面，当然是日益精熟的诗艺，以“道”而论呢？我觉得离不开那颗永恒的赤子之心，那份贯通地气、不离不舍的在场之情，只有二者结合，才能通向写作的大道。这些年，罗秋红正是以其专注、深入而执著的写作，抵达了这个时代广泛的共情。细数其诗途跋涉而至诗境大开的历程，就是检索一个独唱者沿途留下的旋律和音符——它们并未散去，仍以一个个时空的记忆温暖今生的苍凉。

  以日常事物点亮时光。马齿苋，豆荚花，鞋垫，石磨，流浪歌手，比南瓜还小的村子，村里的老光棍，皮影戏，疯女人，纸钱，母亲的经文、木箱子，桂花的香气，炊烟的寂寥，体内飞翔一张张白纸，挂在树上的风筝，墓地，苔藓，稻草人，流浪狗，蒲扇，佛，菩萨，“月亮妈妈”，没见过世面的麦子，鸟儿的巢和堂弟的屋，摆地摊的小贩，武汉花乡茶谷……这些日常事物，描摹着诗人的生活轨迹，也伴着诗人中年离乡寄居都市的孤寂和凄楚。不少诗篇以“回望”的视角呈现时光斑驳的阴影和灰尘，“游子望乡，呼吸是一条古道”，诗人在冷寂和热烈之间建筑着一个个驿站：“索性把窗户打开，/伸手接住雪花，/缠成一个线坨放入杯中。/看它以怎样的姿势把疼痛坚持；/看它怎么在杯中添上幅员辽阔/添上日子和人事物景。”（《邀饮一杯雪》），“鸟儿一咳嗽，就会顺着落日的方向低飞/青花瓷一咳嗽，就会顺着/瓦片的方向低飞”（《咳嗽的音节》）。把一些细微的生活写成诗，以此证明自己没有白来人间一场，亲切的日常因为带着体温而能够温暖更多人，诗，的确是一种补偿的方式。

  以精确抓取呈现诗意空间。诗人很少凌空蹈虚，一般采用“我”视角，撷取身边素材进行创作。但写什么只是第一步，怎么写才是关键。所罗门说过，世上没有新的事物。所有的新鲜事不过是遗忘了的事而已。如何选择构成诗篇的核心意象？举《母亲的木箱子》为例：“允许木箱子跟着母亲做的/布鞋奔跑。允许布鞋住进/宇宙密码里，逆着光/自由行走。”“允许”一词如定音鼓，启动了全诗如长河之水不羁奔涌的阀门，而“布鞋”的出现，一下子赋予静态的箱子以速度，在令人目眩神迷的韵律和节奏中，诗句灵动生长：“让它为佝偻的炉火/搭一座自己的庙堂。/允许庙堂里有/原汁原味的卷尺。//允许卷尺吐出厄运/测量人类道德底线/测量人间墨韵鞭痕。”“卷尺”意象之运用十分大胆且精确，它一落地即获得了生命，在行进中伸展，如延长线一般扩张了“木箱子”本已触底的诗意空间，让其再度拓进。此时，逻辑靠边，规则靠边，诗人作为破坏者，已经不讲道理的。在《巢》一诗中，诗人将“安宁优雅”的鸟巢与“堂弟”的“空巢”对比，直到“今年春节，堂弟终于回家/他织的爱巢，差点患上脸盲症”。而此时，“幸亏有门前一群鸟儿提醒，/他才突然想起/要用土话点亮乡愁灯盏”。在诗人眼里，从天上飘下来的雪“其实是阴间的人/躲在天堂某个角落/给地面阳间的亲人/烧纸钱”（《烧纸钱》），这电光石火似的一闪，是诗人在现实与虚幻间一次高明的“抓取”——“观察的精确等同于思考的精确”（史蒂文斯语），她将独特思考叠进寻常的意象，以“烧”之热唤醒雪之冷，互证互文，强化了阴阳两隔的亲人间生命的关联。

  以不懈真诚读取善美人生。慈悲心观照万物，恰如春风之拂，万物得以甦醒：“这一天，油菜花里的风/在呼喊亲人的名字。/无限电波与坟头青草/加入暗物质朋友圈。”（《清明遐想》，诗人一生坎坷孤独，命运曾一遍一遍将她踩在地上摩擦，但她有飞蛾扑火的信念，哪怕粉身碎骨也执著向往光明。“我没有世界观，我只有神经”（芥川龙之介语），罗秋红有异常坚韧而又异常敏感的神经，是故，她对所遭逢的一切保持足够清醒的审视，择机将其转化为诗写对象——生活给她以痛，她在遍体鳞伤之际回之以吻，并执拗地唱着属于自己的歌：“我就一直这样写”；她从未屈服于那些磨难，也未因磨难而消泯了对世界的善意——诗人视诗歌和音乐为替自己“提灯”的人，启示因此无处不在：“蟋蟀的嗓子里/藏着提灯人的起承转合”“去鹅卵石/旁边，找蝴蝶交谈/它会为你找回提灯人弹奏的/禅意曲谱。”（《提灯人的曲谱》），她劝你找理发师“抠出脑洞里的‘树枝’”，而花猫“喵喵喵的声音里藏着苦难人/锻打的音节”（《脑洞里的树枝》）。在这里，“精神之困”与戏谑的现实。留守儿童的糟糕境遇，生态环境的窘迫现状，诸多社会不公、不正常事件，都奔来诗人笔下，罗秋红勇敢干预现实，大胆揭露、批判，不惮尖锐和冒犯，其峻厉之处尤显风骨。诗人还有不少涉及诗歌创作理念的作品，从不同角度给人以启示，如“翠鸟用民间唱法唤醒/草木缝隙里摔跤的鸟鸣”“黑夜把我挑到山外”，这些令人惊艳的句子中，包含着诗人苦心孤诣的诗学探讨，却不使人觉得“隔”。有的诗篇如老吏断狱不差毫厘，又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它喊出的每个音节，/都是田野内部的清白本色。/都是无始无终的岁月吝啬。”（《我写的诗歌，跑进我的茶杯》），“堆积因果的额头也有/咬住彩虹的碎片。”（《空花瓶空着》。《除非剃掉自己两只耳朵》之决绝，物我对话中凸显在艺术追求中的“舍己”精神，都很打动人。

  以独特体验营造广泛共情。在诗歌中画好同心圆，实际上和找准最大公约数、最小公倍数是一个课题——你怎样运用一生的积淀，以其独特抵达最广泛的共情。诗人对那时、当年的怀想，充满了“亲切的日常”的味道，但日常又不能庸常，不能人云亦云，而强调异质性，又不能让读者不知所云。这方面，罗秋红是下过苦功的，她将生活发酵提纯，在思想和情感的熔炉里不断反刍，最终凝结成诗的晶体。我们看到，在诗人笔下，麦子是没见过世面的，而雪竟可以是胎记，你能不能读出一个诗人的局促和窘迫和窥透命运真相式的狂喜？“啊，故乡，比南瓜还小的/故乡，为什么我离你越远/你隐忍的麦芒越刺疼我/心里的潦草小兽？！”如果说罗大佑当年的《鹿港小镇》表达的是一个青年对进步与尴尬之间的小镇的愤怒和哀愁，那么《比南瓜还小的村子》显然没有对时代的责难而，而是表现为一种牧歌式的深深理解：“它的仪表盘里，不装‘床前/明月光’，也不装浪漫的/‘疑是地上霜’。只装青砖/红墙映照的谷物金黄……//只装蚂蚁被大风卷到高空而不惧怕，不绝望。/只装六畜兴旺，儿孙满堂”。我愿意把《苔藓的唱词》看成是一种祝福，一种捂着眼睛强迫自己承认的童话，“患绝症的孤单老人”获救苔藓后，用苔藓挽救了众多生命……奇迹毕竟掩盖不了悲哀底色，弱小个体在巨大冷酷的现实面前，需要强作欢颜，也需要自欺欺人。

  罗秋红写作的问题在于，她仍处于这样的挣扎之中——新的追求将她向前方拉扯，旧的语言有时又用惯性将她往后拖拽，这使她的部分诗篇出现了拖沓、不规范之处；诗人想要表达的太多而显得杂芜，由于太过用力而出现对理念的简单图解、对现实的简单吟咏，又造成了诗意缺失。失之在此，得之也在此，她把“直眉愣眼”的拙朴生硬和不成熟大大方方地端给你，恰如一种提醒：也许那些为我们所忽视的，恰好是本质的，是我们认真、用力、怀着感恩用力生活的明证。

  愿诗人在人生的坡地上，继续采撷鲜花与果实，串成珍珠，酿成美酒；愿诗人将那在记忆深处日复一日唱着经文的母亲，将这片有缺陷的大地上蒙受着关爱遭遇着践踏、被珍惜被漠视被赞同被反对却依旧蓬勃生长的万物更丰富地呈现给世界。

  注：本文为《罗秋红的诗》所作的序言，诗集即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