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歌

  荆州的秋收暴动奠定农村革命根据地基础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中央的统治，选举产生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确定以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决定在湘、鄂、粤、赣等地发动秋收起义。

  8月中旬，中共鄂中区南部特委委员熊传藻召开了新堤市委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秋收暴动计划。9月初，鄂中区南部特委书记萧仁鹄到新堤，特委决定，以新堤市为暴动中心。后因敌情突变，将暴动发起地点改在沔南戴家场。

  9月10日晚，鄂中南部特委、沔阳县委、沔南区委率数十人的暴动队来到戴家场，全歼戴家场团防，次日宣布恢复戴家场农民协会。

  戴家场暴动揭开了鄂中秋收暴动序幕，在这一战斗的影响下，附近的府场、杨树峰、白庙、彭家场、张家场、袁家口、段家场、拖船埠、周何湾和新沟坝等地的农民暴动队伍相继响应。

  1927年9月11日，鄂西特委在公安县郑公渡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确定9月19日攻打江陵县弥陀寺镇，并成立了以刘植五、胡竹铭、覃济川等为负责人的江陵弥陀寺暴动指挥部。

  23日拂晓，暴动指挥部发出信号，各路部队同时展开进攻并顺利地占领了弥陀寺。

  弥陀寺暴动的胜利，大大鼓舞了鄂西各地农民的革命斗志，推动了江陵、公安、松滋、石首等县农民的暴动斗争。

  在弥陀寺暴动前后，鄂西特委所属其他各县的秋收暴动也广泛发动起来。9月中旬，江陵、当阳、石首相继发动秋收暴动，形成小片农民武装割据局面。

  10月，萧仁鹄在洪湖西岸柳蚌湖组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五军（一说第四军），萧仁鹄任军长，并于12月3日攻克沔阳县城。

  荆州市范围内历时3个多月的秋收暴动,打击了敌人的反革命嚣张气焰，鼓舞了革命群众的斗志，宣传了土地革命的意义，锻炼了党组织和党员，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特别是组建了数支农民武装，为创立工农红军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1928年1月上旬，中央组建湘西北特委，以郭亮为书记，后改由周逸群任特委书记。

  1月15日，湘西北特委到达武汉。21日，贺龙一行到达监利反嘴，与贺锦斋、李明铨部会合。周逸群、贺龙与当地党组织一起分析了荆江两岸的敌我形势和群众斗争的情绪，决定湘西北特委暂时留在鄂西和湘北地区，参加和领导荆江两岸的年关暴动。

  特委与各地党组织商定，全体动员，发动游击战争。鄂中特委派萧仁鹄率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五军到达监利下车湾，石首吴先洲部等也前来会合，组成了统一的起义军。名为“中国共产党湖北沔阳工农革命军第五军”，贺锦斋任军长，由贺龙统一指挥。

  贺龙指挥工农革命军除消灭国民党武装力量之外，还打土豪，捉土匪，分田地，将没收的土豪劣绅的财产分配给贫苦农民；沿途贴布告，发传单，贴标语，作讲演，向群众宣传武装起义和土地革命的方针，帮助各地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深受广大群众的拥护。

  工农革命军在荆江两岸的胜利，有力推动了荆江两岸各县年关斗争的开展。

  随着荆江两岸年关斗争的开展，鄂西地区的形势有所好转。湖北省委于1928年2月6日和10日分别作出《关于最近鄂西工作方针决议案》和《关于各县工作决议案》，将各特委所辖区域作了新的变更。鄂西特委还作出了一面由宜昌向下发展，一面由监利向上发展，以及贺龙部拖到公安、石首相配合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工农革命军在荆江两岸取得一定胜利之后，正确分析敌我形势，向敌人力量较薄弱的鄂西鄂中广大农村发展，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是可以赢得更好的局面的。但是，由于工农革命军仍以攻城掠地为作　　　联系也中断了。战指导思想，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     2月18日，湘西北特委指挥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加上盲动　　　　　工农革命军攻打监利县城，遭到主义的影响。没有转向公安、石　　　　　国民党军夹攻，工农革命军腹背首一带，而且同鄂西特委的　　　　　　　受敌，被迫撤出战斗。

  2月下旬，湘西北特委在石首焦山河召开会议，会议后，石首中心县委联络革命力量上山（去湘鄂边）下湖（在鄂西），坚持游击活动，在附近农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从总的方面看，荆江两岸由于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力量分散，年关暴动的成果未能巩固与扩大，斗争转入低潮。

  荆州工农红军创建和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初步形成

  1928年春，湘鄂两省各派军阀之间的争斗趋于缓和，转而联合起来向革命力量进攻，鄂西的革命斗争面临着更加困难的局面。此时，鄂中区因“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较深，所属汉川、沔阳、天门和京山等县委，不注意隐蔽，遭致较大损失。

  紧急关头，湘西北特委书记周逸群于4月底自湘鄂边区抵石首，集中各地赤色武装，避实就虚，坚持游击斗争。7月上旬，湖北省委派万涛至宜昌，会同周逸群，正式重组鄂西特委，由周逸群、万涛分任正副书记，鄂西特委的领导力量得到了加强。在鄂西特委的指挥下，各县游击战争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各游击队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东山、洪湖、大同湖、大沙湖、白鹭湖等处，均已形成小块比较稳固的赤色根据地或较大面积的游击区域。

  党的六大之后，1929年3月6日至7日，鄂西特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了六大决议，健全了特委领导机构，从政治上和组织上为洪湖根据地的形成提供了重要保证。

  1929年4月下旬，蒋桂战争休止，蒋介石集团占据武汉和两湖地区，大批国民党部队进驻荆州，斗争形势变得十分严峻。

  1929年9月，中央任命周逸群为湖北省委委员兼鄂西特委书记。为了训练骨干，补充各级指挥力量，周逸群等在洪湖设立教导队，将鄂西游击大队改编为鄂西游击总队，将在洪湖活动的游击队改编为第一大队，下辖第一、第二、第三中队；把在江陵、石首活动的游击武装编为第二大队，下辖第四、第五两个中队。

  鄂西特委十分关注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游击队的建设，把武装斗争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用很大的力量来领导游击战争。在游击队的建设中，鄂西特委注重加强党对游击队的领导，注重发扬民主。鄂西特委和周逸群不断总结军事指挥经验，提出了切合鄂西实际的游击战术，如“敌来我走，敌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等等。由于鄂西特委认真实行上述符合客观实际的“波浪式发展”的正确方针，有效地歼灭敌人，打击了敌军士气，促其分化瓦解。

  关于根据地的政策和斗争策略问题，鄂西特委和周逸群在开辟根据地的过程中，注重从实际出发，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根据地的发展要求出发，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出发，深入具体地分析了情况，对豪绅、富农和中小商人采取了不同政策。鄂西特委对于中小商人作用的认识，对于中小商人政策的调整，更能凸现鄂西特委及周逸群从客观实际出发，从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可贵探索精神。

  由于上述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江陵、石首、监利、沔阳、华容等地的游击战争迅速发展。根据地开辟工作也有很大的进展，这时的洪湖地区已经形成割据的局面，洪湖革命根据地已初步形成。

  以洪湖区域为中心联系四周各县，开展河湖港汊地带的游击战争并形成根据地，是鄂西特委及周逸群等从实际出发，带领广大军民长期奋斗的结果，是我党革命战争史上的新创造。对此，毛泽东后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

  洪湖地区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形成，使湘鄂两省的国民党当局极为震惊。1929年9月，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湘鄂西地区设立“绥靖区”，向洪湖根据地发起大“清剿”。鄂西特委和周逸群指挥洪湖游击总队同国民党军进行了殊死搏斗。

  11月，蒋介石集团与冯玉祥之间的战争，进入紧张的准备阶段。驻鄂西的国民党军队部分主力外调。洪湖游击总队第一、第三大队趁机发起反攻。与此同时，第二大队在周逸群、段玉林的率领下，活动于江陵、石首、华容一带，多次袭击敌人均获胜利。

  经过近半年的英勇斗争，粉碎了国民党的“清剿”计划，恢复和发展了根据地，锻炼了部队，为正规红军的建立，为洪湖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未完待续）

  大革命失败后，荆州党和革命力量遭到空前摧残,革命进入低潮。但荆州的革命火种还存在。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经过大革命斗争考验的荆州共产党人从血泊中爬起来，擦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们的遗体，又投入到英勇战斗中。

  参考资料

  《中国共产党荆州历史（1919.5-1949.10）》（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

  《中国共产党荆州历史简明读本（1919-1949）》（荆州市史志办公室编辑2012年6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