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计洪

  【题记】

  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也是我在党65周年，学习党的百年史，我心潮起伏；回顾65年我走过的道路感慨万千，激励我奋笔撰写与修改，在党的领导下，我和教育同仁们在那峥嵘岁月所亲身经历的那些艰难曲折而又富有创意的往事，以资纪念与庆贺。

  1955年冬，根据上级有关精神和革命与建设的需要，县委在县城开办了“监利县区乡干部扫盲班”，计划用两年时间，采取轮流离职、分期分批的办法，扫除全县区乡主要干部中600多名文盲。预计分七期扫完，每期3个班90人，时间4个月。校址选用原县扫盲办公室旧址（即杨家湾，现干休所），扫盲班由县委组织部和县文教科双重领导。扫盲班成立党总支，由组织部一名副部长兼任书记，副书记为南下干部、曾任白螺区委书记、时为县妇联主任甄素苓。她一面加强领导，一面参加学习。县文教科负责业务指导和办班经费。工作人员编制列入县人委会，工作证、医疗证都由人委会发放。扫盲班班主任系原县委办公室政研员夏寅，专职文化教员有预备党员、朱河镇扫盲大校长孙秉文，县扫盲办公室业务骨干郑学新，我是第三个被挑选的。我当时任毛市区中心小学校长，毫无思想准备，加之对扫盲业务不熟，担心难胜此任。时任县文教科长文霞芳对我说：“扫盲班学员都是区乡脱产的主要干部，还有少量县直部门领导，几乎都是党员，要教好他们不是一般人能胜任的。除了文化业务水平外，很重要一点要有组织能力、负责精神和一定的工农感情。你参加过土改，后在几个地方工作都不错，相信你能做好这项工作的。”经他这样开导，我再也没说二话，便拿着介绍信到扫盲班报到。我便由从事普通教育而转向投身成人教育。当时校舍紧缺，我同孙秉文同志住在不到九平方米的小房间，同睡一个搁铺。

  夏寅告诉我，学员早已入学，经过测验按识字多少分为甲、乙、丙三个班。甲班是半文盲，丙班是纯文盲，有的虽然是区干部、乡长，几乎不识字。要通过四个月的学习，使他们能识2000字以上，能读通俗书报，写简单的条据、书信、发言提纲、工作小结与请示报告，任务十分艰巨。我虽教过几年书，对这个领域完全是陌生的，好在教五年一贯制实验班前，到县培训学习过“速成识字法”。

  第二天，我刚上班，带的便是最难教的纯文盲班。当学员得知我是毛市小学调来的，都很高兴。我和他们生活一段时间后，与其说是我教他们，倒不如说是他们教育了我。他们政治上翻身后，迫切要求在文化上翻身，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难教。他们年龄一般在30岁左右，也有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和四十岁以上中年人。他们接受知识快，但记忆力差。于是我先教给他们识字的拐棍，即拼音字母，按音序集中识字。然后利用汉字的特点，分偏旁部首区别字形、组词、列正反义词等多种形式，将字从同音中搬家；再通过其它多种练习方式，加深记忆，巩固识字成果，进而帮助阅读与运用。最后学习课文及各类应用文，指导写话和各种条据。他们文字基础差，却非常自觉刻苦，有着顽强的毅力。许多学员就寝后，躺在被窝里在自己身上默字。有的做梦都在背书。连笔都不会拿的人，到后期，字练得一天比一天好。县委会一位秘书一天到班上看了学员写的字，高兴地称赞这相当于初中学生的书法。他们对老师也十分尊敬。当他们学了毛泽东同志给徐老七十寿辰的祝词后，多数问志都能背出其中的一些句子，并用来称颂老师。当他们掌握常用字后稍加训练，基本上能把自己要说的话写出来。他们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有着深厚纯朴的感情。学会写信后，第一封信就是向各级党委汇报学习情况，表示感激之情。有一位女学员《湖北日报》曾以《棉花姑娘》为题，登过她的照片，她参加过省劳模大会，见过时任省委书记王任重。她学会写的第一封信，便是给王任重同志的。信虽然写得简短，但很朴实，富有感情，其中也提到老师们是怎样耐心帮助她们学习文化的。最后表示：要让文化像土地一样还老家。只有做了文化的主人，才能做好国家的主人。不久，我意外地收到了王任重同志的亲笔信。其中谈到“四个月能让不识字的学员疏通文字，并能写简单的书信。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希望戒骄戒躁，继续做好这件十分有意义的事，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你们……”省委书记的信我一直珍藏着，未向任何人透露。

  我虽读过八年私塾，也读过初中和师范，但总感到自己许多知识学得不扎实，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在学员们学习精神的鼓舞下，我利用业余时间，系统学完高中语文全套教材，做完了课后所有的练习。我还坚持参加哲学学习，并出席过县学习经验交流会，荣获过奖品奖状。扫盲班近两年的时间，我写下的学习笔记厚厚几本。这两年，我在学习上和学员一样，是很有长进的两年，为我后来参加华师中文系本科函授及教中学语文打下了坚实基础，培养了自学习惯和能力。从那时起，我几十年如一日，每天坚持看书学习两个小时左右。即使开会、下乡耽误了时间，也要利用休息时间及时补上。

  第一学期学员结业时，县领导来校向学员征求办班意见。学员们对学校工作给予了肯定，但唯一提到的是办学条件太差，教室阴暗潮湿，寝室狭窄拥挤，食堂和操场也没有，这些情况县领导都很清楚，只是当时来不及解决这些问题。经过商议，很快决定征地扩建校舍。组织上见我1954年重建过校园，要我负责建校。两栋七个教室分前后两排（中间是操场），征地、设计、施工只用了一个多暑假的时间，顺利建成。原校舍作食堂及女学员和部分工作人员宿舍；新校舍作教室、办公室、会议室及男学员宿舍。我和孙秉文及后调来的江松溪同志住在面积只有一个教室三分之一的新宿舍里，朝夕相处，亲密无间。根据我的一贯表现及其对我较长时间的考验，组织上于1956年7月1日，经甄素苓、孙乘文同志介绍，全校党员大会讨论通过，报县委组织部审查，并经部长亲自签字批准，我为中共预备党员，实现了我多年的夙愿。我对组织上给予我的政治生命一直十分珍惜和感激，并暗下决心，努力工作，多作贡献，力争做一个合格的党员。

  扫盲班新校舍建成后，扩大了办班规模，继续开办了两期，我照样担任了两期教学任务，到1957年夏末，基本上完成了预定任务。

  在县扫盲班工作的两年，是我一生中最轻松愉快，留下美好记忆的两年。在那里入党并按期转正，政治、文化业务水平有了系统提高，尤其是同事间互相关心，情同手足，和学员的关系也十分和谐。除教他们学好文化外，再没有别的工作压力。那时，我们正值青年，精力充沛，每天晚饭后，都要同学员一起打一个小时的篮球，有时，也和县农校学员举行友谊赛。每周星期六，几乎都到县人民剧场观看京剧。可惜好景不长，1957年后，政治运动频繁，人与人很难再有那么坦率和真诚，生活上也困难迭起，一直在校长岗位上的我各方面的压力更大。

  1957年暑假，县扫盲班完成历史使命而停办。县领导决定利用扫盲班校址创办全荆州第一所民办性质的“监利群力中学”。为了加强学校的政治领导，同时便于财产接管，要在扫盲班挑选一名党员当政治老师（即党代表）。我被留下来创办群力中学，其他几位同志均调县委和政府部门工作。这使我又多了一段为一般教育工作者所不具有的从事民办教育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