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利市延安精神研究会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被迫停止内战，建立了国共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陕甘宁边区既是属于国民政府统一管辖的一个行政区（相当于一个省的建制），又是一个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特区”。我们习惯地称之为延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安建成了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区，是全国在政治上最先进的地方。同时，延安也是全国廉政文化建设的模范区。在延安时期（1935—1948年），形成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崇廉耻贪的社会风气。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大会上说：“陕甘宁边区是中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77页）这个十没有是延安艰苦奋斗、务实为民、清正廉明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尚的真实写照。

  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延安时期的廉政文化建设，很多经验熠熠生辉，是新时代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生动教材，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第一，开展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党员干部勤政廉政的核心问题，也是廉政文化建设的基础。只有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员干部才能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远离腐败。延安时期党始终坚持对党员干部，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毛泽东在这方面有很多的论述。其中“老三篇”，堪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圣经”。第一篇是《为人民服务》，他在文章中提出为人民服务要做到“完全”“彻底”。第二篇是《纪念白求恩》，他在文章中提出为人民服务要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第三篇是《愚公移山》，他在文章中提出为人民服务就是要生命不息，挖山不止，“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号召中国共产党人不论能力的大小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延安时期开展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为廉政文化指明了方向，从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上构建了廉政文化建设的大格局、大氛围，从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培育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宗旨是行动的指南，作风是宗旨的践行。廉政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提高党员干部思想上的自觉性和行为上的自律性，形成良好的作风。1941年到1943年，延安开展了一次全党范围的大规模整风运动，其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就是要通过整风运动整掉那些腐败的坏毛病。通过整风运动，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反对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倡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刘少奇发表了著名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号召每个共产党员加强党性锻炼，严格要求自己。特别强调共产党员要“慎独”，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自觉地从思想上行动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三大优良作风形成，净化了人们的思想，提高了全党反腐防变的自觉性，形成了革命队伍内部良好的风尚。凡是到过延安的中外人士，都亲身感受到延安蓬勃向上的，充满活力的正能量，从延安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第三，建立了各项制度和法规。廉政文化的制度建设是共产党员作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一种自觉，但又是党对每个党员干部强制性的要求。延安时期，党中央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等反贪法律法规。建立了财政收支及公产管理制度、财务人员监管及决算制度、财政监督审计制度等财政监管制度；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则》等干部廉政制度，形成了延安时期一整套的廉政法规制度体系。制度法规一旦形成，从一般党员到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都必须坚决执行，党内没有“特殊人物”。陈云说：“不管你是中央委员，还是一般党员，不管你是老党员，还是新党员，都要遵守纪律”，“党内不准许有不遵守纪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组织’”。毛泽东说：“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甘泉县县长路思温挪用公款边币220元，严令交还，以正吏治。甘泉县张家坪税务局长肖玉璧，1933年参加革命，在任内贪污公款3050元，1942年被边区高等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黄克功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的队长，15岁参加红军，经历过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当过团政委，追求正在延安陕北公学读书的女学生刘茜，逼婚不成，1937年10月5日在延河边开枪打死刘茜。10月11日，边区法院召开公审大全，将黄克功处以死刑。

  第四，建立了“内外夹攻”的民主监督体系。不受监督的政府，势必走向腐败。1945年夏天，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到延安考察，很赞赏共产党人积极进取，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同时，他对毛泽东提出一个“周期律”问题。他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到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的支配。”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延安时期为了使共产党永远保持拒腐防变的“免疫力”，创建良性的廉政文化的氛围，建立起了党内监督、参议会监督、政府内部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党外人士监督和舆论监督等七个方面的“内外夹攻”机制，真正建立起一套“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全方位，多渠道的民主监督体系，成为反腐护廉的铜墙铁壁。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专门发出《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的决定（草案）》，指出：“任何愿意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士，对我党和我党党员干部都有批评的权利”，“一切善意批评，不论是文字的，口头的或其他方式的，党员及党组织都应虚心倾听”，“绝不可文过饰非，拒绝党外人员的批评，或曲解善意批评者为攻击，而造成党外人员对党的过错缄口不语的现象。”党的报刊上也设立了批评专栏，通过批评媒介，接受群众的监督。设立了边区参议会，作为民主监督机关，对政府工作进行批评。

  第五，领导干部带头，以身作则。延安时期的廉政文化建设，领导做出了表率。特别是党的领袖人物个个都是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模范。全社会向党看齐，全党向党中央看齐，为廉政文化提供了发展动力，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毛泽东穿着双膝部位打着大补钉的裤子去抗大讲课。有一次延安后方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去毛泽东住的窑洞汇报工作，见毛泽东坐在坑上，偎在被子里办公，问毛泽东是不是病了。毛泽东说，我的棉裤洗了，在外面晒着，没有裤子穿，不能起身迎接你。肖劲光很心酸，延安再穷，也不少毛主席一条棉裤。他说，我去后勤处领一条来给主席。毛泽东说，你能不能给每个八路军战士都补发一条棉裤。肖劲光说，不能。毛泽东说，既然每个战士不能补发一条棉裤，那我毛泽东也不能例外。毛泽东就是这样不搞特殊化，不多占一丝一毫，与战士同甘共苦。朱德在王家坪住地开荒种菜，著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说：朱总司令在总司令部里的灯光下工作到深夜，可是每到早晨，又看见他像农民一样，下地干活。周恩来没有办公桌，一块用高粱秸杆编成的桌面就是他批阅文件的地方。延安著名的“五老”之一林伯渠，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当时已经53岁了，他当官没有一点官架子，在大生产运中，他亲自参加劳动，基本做到自给自足。他勤俭节约，涓滴归公。1943年，他定了个人生产规划：生产粮食交粮食局，收集废纸交建设厅，不吸外来纸烟，不要公家供给棉衣、衬衣、鞋袜、毛巾、肥皂等生活用品。他曾作诗自勉：“待客开水不装烟，领得衣被用三年。淡巴菰一亩（注：种烟叶）公粮交，糖萝卜二分私费赡。施肥锄草自动手，整旧如新不花钱。”在林老的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影响下，边区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形成了良好的工作作风。人们称边区政府，“只见公仆，不见官”。

  在领导以身作则廉洁奉公的同时，在干部中树立廉洁奉公的先进楷模，发挥先进典型人物的带动作用。加大社会环境的治理力度，改造民间陋习，整治赌博、吸毒等不良社会风气，为廉政文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社会环境。

  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刹住了一些过去被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邪气，解决了一些长期想解决而没能解决的顽瘴痼疾，推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的面貌焕然一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在这个重要历史节点回顾延安时期的廉政文化建设，有助于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凝聚党心，振奋民心，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