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22日至30日，根据中央分局决定，湘鄂西省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在瞿家湾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27人，代表2.2万多名党员（包括军队中党员2563人）。大会主席团由杨光华、杨成林、万涛、崔琪、贺龙、夏曦等9人组成。

  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以来，夏曦顽固地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和政策，致使苏区的工作产生了严重的失误，许多代表希望通过“四大”改变这种状况。22日下午，夏曦作了长达6个小时的政治报告。讨论时，代表们对夏曦到湘鄂西苏区半年多的工作，提出尖锐、严厉的批评。主要内容是1931年11月省委扩大会上提出的红九师北上、江南苏区失守和红三军向襄北发展的责任问题。其中，万涛、潘家辰等人对夏曦错误的批评意见得到与会代表的认同和支持。公开对夏曦的错误提出批评的代表有70多人，支持夏曦的仅3票。然而，夏曦从“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立场出发，极力否定万涛、潘家辰等人的正确意见，处境十分孤立。

  1月24日，省委派到中央汇报工作的尉士筠，偕同中央派来参加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工作的关向应到达后，会议发生大逆转。原来中央听了尉士筠汇报后，从“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立场出发，否定了万涛等人的意见，决定给夏曦以更有力的支持。为此，派关向应来湘鄂西，参加中央分局领导，并担任红三军政治委员。尉士筠在中央“左”倾路线的压力下，也改变了原来所持观点，极力为夏曦辩护，指责万涛、潘家辰等人。接着，关向应向大会传达中央指示，把万涛、潘家辰等人对夏曦工作中一系列错误所提出的批评意见，说成是“反国际、反中央正确路线”，是“对中央分局进行反党的派别活动”等等。

  1月25日，会场气氛大不相同了，反对目标转移到万涛、潘家辰身上。在中央“左”倾结论下，临时省委的杨光华、崔琪、彭之玉等人都作了拥护中央指示和夏曦报告的发言，大多数代表慑于中央的结论，不再批评夏曦，有一部分人转而与夏曦一道反对万涛、潘家辰。于是，大会接受了夏曦所作政治报告的错误结论，肯定中央分局成立以来执行的错误政策是“真正的国际路线的转变”，所取得的成绩是所谓“纠正立三路线”的成就，指责万涛、潘家辰等人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立三主义者”“邓中夏的信徒”，其中一部分人是“阶级敌人”，一部分人是“对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没有正确的了解的人”；说万涛等人一是为了改变中央分局和省委关于九师行动的决议，助长军事冒险行动；二是要团结一部分“反党分子”，“利用中央分局的部分错误，作复仇的斗争”，“企图使临时省委和中央分局对立，动摇党对红军的领导”，“完全是反党活动”等等。结论充分认定中央分局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全盘否定周逸群、贺龙等所代表的正确方向。这样，大多数人的不同意见，被夏曦等少数人在破坏党内民主的情况下，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和声势压下去了。

  接着，大会通过了充斥“左”倾冒险错误内容的《政治任务决议案》《土地经济及财政问题决议案》以及《职工运动决议案》等文件。这些文件，会后经过中央分局批准实施。

  《政治任务决议案》错误估计政治形势，认为“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转变到有利于工农方面了”，“扩大苏区，将零碎苏区联系成整个苏区”、“争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是放在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了”。决议案规定湘鄂西苏区的发展方向必须是向汉水流域发展，与鄂豫皖打成一片，以造成包围武汉、长沙、岳州的形势。大会后湘鄂西苏区的各项工作，尤其是红三军的行动，完全是按照这个错误方针进行的。

  《关于土地经济及财政问题决议案》要求继续贯彻“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和“彻底平分一切土地”的“左”倾政策，继续否定原湘鄂西特委领导的土地革命。决议说，湘鄂西土地平均分配还没有完成，富农土地只是没收了出租的一部分，其他部分还没有动，是非常严重的错误，“是富农路线的残余”。

  《关于职工运动决议案》规定了过高的职工运动，要求“各级工会必须派遣自己的积极分子去领导广大灾民到白区去，为着夺取地主资产阶级的粮食而斗争”。省总工会“以最大努力建立武汉、宜昌、沙市、岳州、长沙、平汉路、武长路、应城盐矿、长阳煤矿及汉长、汉宜轮船工人……的职工运动”。强调这是湘鄂西苏区工会最巨大的任务。

  这些规定，都是为了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这一总任务提出来的。它的贯彻，无疑给湘鄂西苏区的各项工作带来巨大的、灾难性的损失，以至整个苏区的丧失。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湘鄂西省委，委员19人。委员有杨光华、杨成林、崔琪、周小康、段德昌、彭之玉、万涛、贺龙、夏曦等19人，候补委员有张宗理、蓝育才、张孝桂等6人，监察委员有刘革非、马武、鲁易、侯蔚文等9人。

  1月29日，省委召开第一次全体执委会议，进行分工。杨光华、杨成林、万涛、崔琪、少共书记等5人为常委，杨光华任书记，万涛任宣传部长，杨成林任组织部长，马武任政治保卫局局长，张孝桂任妇委书记，其余同志担任红军及地方工作。

  湘鄂西党的“四大”召开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湘鄂西苏区全面贯彻执行，造成灾难性后果，是湘鄂西苏区丧失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