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5版:文化研究

湘鄂西根据地廉政建设的立法与实践(下)

    □廖雪琴

    五、湘鄂西根据地廉政建设实践是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

    毛泽东同志曾赞誉:“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为什么在湘鄂西创造了人民战争的先河,老百姓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实行全民皆兵,以大刀、长矛、土枪、土炮多次粉碎了武器装备精良的国民党正规军的“清剿”和第一、二次“围剿”,创造了战争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奇迹?这不是因为共产党这个名称具有什么神秘性,而是因为老百姓通过共产党在苏区所干的革命和建设,通过苏区干部帮助解决群众的各种实际困难,使群众感受到共产党是真心实意地为最广大群众谋利益的,而不是像此前的国民党反动派那样作威作福,欺压老百姓的。

    对于廉政建设,湘鄂西领导人把它提到了很高的位置,周逸群曾经指出:“在苏区,是敌人‘围剿’胜利呢?还是苏维埃胜利呢?这应以苏维埃的建设是否健全为新定。”土地革命前的湘鄂西农村,同全国各地一样,土地主要集中在地主豪绅手里。湘鄂西苏区土地革命有一个突出特点,表现在河湖港汊的分配与使用问题上。这里湖泊星罗棋布,其中最大的洪湖,面积最大时达1200平方公里,盛产鱼虾、莲藕、菱角、芦苇及湖草。这些湖泊及其四周的水田、湖荒、柴林,大多为湖霸、地主所控制。他们拥有成批的大小渔船、渔具,以雇佣渔民下湖或出租给渔民的办法,把湖中水产及芦苇柴草据为已有。因此,土地革命中打倒湖霸,没收湖泊及其四周的田地、柴林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湖水浩荡,汛期水涨湖宽,冬天水落墩露,湖面变小;湖中鱼虾、野鸭四处游荡,这使没收后的湖泊难以像一般田地那样按亩分配到户。1930年,以打鱼砍柴为生的洪湖渔民在湖中插竹竿为界,争相围鱼,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斗。于是,苏维埃政府作出决定:根据湖泊大小及居民点的实际情况,分别将湖泊收归县、区、乡、村苏维埃政府统一管理,不分配到组、户;渔民组成生产合作社,按社下湖捕鱼;封禁洪湖的四周柴林。然后,划片归乡或村砍柴,按历史习惯的作业区下湖打草积肥。此后不久,有4个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了渔业协作生产委员会,统一管理下湖、打柴、积肥事宜。各村则分别组织了渔业生产协作社,集体下湖,收获按人口分配。至于没收湖霸的渔船,大的由政府管理,归水上运输队或水上游击队使用,其余折价卖给渔民;渔具则就地分给渔民。这是湖泊(土地)改革成功的经验。

    1927年9月,在全国秋收暴动的影响之下,戴家场暴动打响鄂中地区武装斗争的第一枪。随后,召开庆祝胜利大会上,选举了洪湖地区第一个红色政权——戴家场乡农民协会。戴家场农协会一成立,立即组织和领导群众对土豪劣绅和其他封建势力展开了斗争。在土地分配上,农会本着“耕者有其田”的原则,规定在本乡范围内,没收地主的全部田产和富农出租的土地,然后将土地按肥瘠分为三等,根据人口和土地决定分配量。

    自此之后,在鄂西地区,建立了秘密农民协会、妇女会和少先队等群众团体。游击队的活动方式也作了相应的改变,一般情况下分散活动,配合群众斗争,用隐蔽的方式镇压个别罪恶昭彰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打击敌人的凶恶气焰。当敌人大举“清乡”时,则采取“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的游击战术,根据敌人兵力、地形情况和群众条件,或隐蔽斗争,或突袭敌人,“水浸式”地使秘密武装和根据发展起来。这个时期,湘鄂西党组织是团结的,党内生活是活跃的,工作作风也是深入实际和善于调查研究的,能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出台和贯彻了受群众欢迎的政策。

    1931年夏,特大洪水淹没了洪湖苏区。国民党为了配合军事上的进攻,大水退后,在长江沿岸堤上,布岗设卡,目的是实行经济封锁,不准将粮食等物资运进苏区,以困死苏区军民。为了粉碎敌人的封锁,苏维埃政府给农民发放贷款,购买耕牛和种子,在领导灾民开展生产自救的同时,发行“水利借券”计30多万元,用于修整堤垸。“水利借券”推销对象主要是白区商人与富农,只用在水利建设上,不得移作别用;并以明年的土地税作保证。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洪湖苏区军民战胜了特大水灾带来的粮荒,从而巩固了根据地。在1931年抗灾斗争中,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领导洪湖军民在极度困难的天灾人祸面前,在实力弱小的情况下,与人民生死相依,保卫洪湖苏区。帮助和支援洪湖抗灾斗争的国际友人路易·艾黎深有感慨地说:“一幅深受鼓舞动人的画面展现在我面前,男女老少在被洪水冲毁的旧堤废墟上努力修建新堤,工程进步大、快,是我从没见过的。”他把这种艰苦奋斗、百折不饶、勇往直前、战胜每一个困难的战斗精神誉为“洪湖精神”。

    1984年,《人民日报》记者采访路易·艾黎,他说,中国人民有一种精神,有一种从长征、延安、洪湖、抗战的革命斗争中产生出来的精神,中国人民充满这种高尚的精神,用这种精神建设自己的祖国,这种精神力量推动了一切。

    湘鄂西苏区创建于1927年底,后不断发展壮大,在鼎盛时期人口约370万,拥有主力红军3万人、地方武装20万人及50余县的红色政权,自1931年起先后打破了国民党5次围攻。在贺龙、周逸群等领导下,不仅在创建苏区的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斗争经验,而且带领广大军民践行了伟大的苏区精神。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方百计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周逸群曾在《优待红军与扩大红军》中指出:“红军是由群众斗争走到武装冲突而产生出来的。”“各县的群众,几乎无有一处不是欢迎红军的。”群众自觉地为红军的物资需要、慰问伤病员,“民众团体常常有酒肉洋钱慰劳。”正如少先队员所描述的:“只把眼睛睁,到处都是兵,手戴红袖章,颈围红手巾,枪上配红缨,真是红色兵。”“因此一般红军战士,都乐于到前线上拼命,好像不打胜仗就对不住群众似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我们党坚持真心实意地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爱和拥护。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先是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了伟大成就。进入新时期以后,以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在理论和实践探索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发展党的建设理论,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要全面从严治党、怎样全面从严治党”“为什么要反腐败、怎样反腐败”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标志着我们党对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认识达到一个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突破口和动员令,要求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并突出强调党的政治建设,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通过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理念,精准有效运用“四种形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通过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长效机制,筑牢全党思想之基、信仰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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