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涉及荆州水利的书籍，无不提及“熙宁中，郑獬作守，始筑长堤”。这句话有两个错误：其一，“郑獬作守”不是“熙宁中”，是治平中。其二，不是“始筑”，是增筑。郑獬作为北宋状元，知荆南府不到两年时间，但治绩斐然，口碑载道。

    纵览历代科举题名录，中国历史上曾出过五百多名状元，但只有郑獬被宋神宗钦定为“忠孝状元”。

    郑獬（1022年-1072年），字毅夫，号云谷。祖籍虔化（今江西宁都）。五代后汉时，祖父到湖广经商，定居于安陆（今属湖北）。其父郑纾，宋仁宗皇祐初年曾随大将军狄青赴邕州（今广西南宁）征檄南蛮，后以功由审判评议员，调职方员外郎，还朝后代理大理寺少卿，兼祠部郎中。“郑氏世以行义闻于荆楚间”（光绪《德安府志》）。郑獬虽负才名，但屡试不第，直至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方中湖北乡试举人第一（解元），接着次年赴京殿试，据王得臣《麈史》记载：“神文（宋仁宗）重于选士，皇祐五年廷试，既考定，前一日取首卷焚香祝曰:‘愿得忠孝状元’。”故后世称郑獬为“忠孝状元”。

    至和二年（1055年），郑獬任度支判官（负责全国财政，位次于度支副使)、修起居注（记录皇帝言行之官），知制诰（负责草拟皇帝诏令）。嘉祐五年（1060年），与王安石同为集贤校理（为集贤院下属散官）。郑獬上疏朝廷通过考试选拔人才。他说：“古之荐士，以为拔十得五，犹得其半。况今所失未至十五，而遂以浮言废之，可乎？愿复此科，使豪俊无遗失之叹。”（见《郧溪集》卷十二《论举遗逸状》）。翻译过来就是说，古时推荐人才，认为选拔十个人中能得到五个人才，还能获得其中的一半。况且如今推举有失的不到一半，而却因为一些毫无根据的议论而突然停止，可以吗？希望恢复此举，让贤良人士没有被弃之不用的遗憾。这次上奏还没来得及实施，郑獬就出任荆南知府。

    《宋史·河渠志》载：“江陵府去城十余里，有沙市镇，据水陆之冲。熙宁中，郑獬作守，始筑长堤捍水。缘地本沙渚，当蜀江下流，每遇潦涨奔冲，沙水相荡，摧圮动辄数十丈，见有民屋，岌岌危惧，乞下江陵府同驻副都统制发卒修筑……从之。”这个时间是错误的。“熙宁”是宋神宗的年号，在公元1068年到公元1077年，而《宋史·郑獬传》中记载郑獬任荆南知府是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到治平三年（1066年）。

    实际上，郑獬所修长堤也并非“始筑”，在唐朝时期沙市就已有堤防，唐代诗人王建的《江陵即事》“瘴云梅雨不成泥，十里津头压大堤”即可佐证。但是，郑獬在沙市“筑长堤捍水”是真实可信的。

    五代后梁将军倪可福于南平前期(约907年-927年)曾在江陵修筑寸金堤。嘉庆《大清一统志》卷345载：“寸金堤，在江陵县西龙山门外，高氏将倪可福筑。”《读史方舆纪要》卷78载：“寸金堤，在(荆州)府城龙山门外，五代时高氏将倪可福筑，以悍蜀江激水，谓其坚厚，寸寸如金，因名。”

    自五代倪可福筑堤以后到北宋治平年间，又经140馀年，长江河床南移，堤外江心洲逐渐淤长并岸。其时沙市已是商贾辐辏之区，因地势低下，旧有寸金堤破败，故郑獬发动军民在旧堤之南重新修筑了一道堤防。新堤路线大抵上起沙市赶马台与金堤(寸金堤)接，东南经迎喜街、解放路、中山路、民主街，接柳林堤。新堤筑成后不久，常遇长江洪水，沙市江岸屡被浸蚀毁坏，动辄数十丈，后江陵府因堤防溃决曾于“庆元三年(1197年)复议修筑”。（乾隆《荆州府志》）。

    郑獬的政治主张和历史贡献在其奏、疏、状、札上得到充分体现，具体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节用节葬，兴利除弊

    郑獬从政时，正是北宋由盛转衰，国库空虚，财政吃紧时期。他主张节俭办事，量力而行，以减轻国家和民众的负担。英宗继位后，修治永昭陵（位于河南省巩义市境内），全部采用真宗乾兴时期的制度。郑獬上奏说：“今国用空乏，近者賞军，已见横敛，富室嗟怨，流闻京师。先帝节俭爱民，盖出天性。凡服用器玩，极于朴陋。此天下所共知也。而山陵制度，乃欲效乾兴最盛之时，独不伤俭德乎？愿饬有司，损其名数。”（见《郧溪集》卷十二《论减仁宗山陵制度状》）。大意就是，如今国家费用紧缺，不久前赏赐军队，已有横征暴敛、富室嗟叹怨恨，传闻京城。先帝节俭爱民，是出于天性，凡是日用生活用品都极其朴素简陋，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而他的陵墓规格却要效仿真宗最兴盛之时，这难道不是有损先帝勤俭的美德吗？希望您能告诫有关部门降低规模等级。

    接着，郑獬又上奏“天子初继位，郡国驰表称贺，例官其人，此出五代余习，因仍未改。今庶官猥从，充盈铨曹。况前日群臣进官，已布维新之泽，不须复行此恩，以开侥幸。”白话就是说，您刚刚继位，各级地方政府都争相上表祝贺，照例要给他们晋升官职，这是源于五代陈规陋习，一直沿袭没有改变。现在官员众多，充斥于主管铨选的部门。况且不久前群臣进升官职，已经施以新君之恩，不必再实行这种恩赐，以开启侥幸之端。皇帝对此置之不理。

    二、广开言路，虚心纳谏

    作为谏官，为了畅通言路，郑獬上疏说：“陛下初临御，恭黙不言，所与共政者七、八大臣而已，为能尽天下之聪明哉？愿申昭中外，许令尽言。有可采录，召与之对。至于臣不进见，访以得失，虚心求之，必能有益治道。”（《郧溪集》卷十一《请听政纳言疏》）。大意是，陛下刚刚继位，沉默不发表意见，而参与朝政的不过七八个大臣而已，哪里能明察天下的事理？希望申明诏令朝廷内外，允许他们畅所欲言，有值得采纳的，就召见他们详细询问。至于臣下朝见时，向他们询问朝政的得失，虚心请教，必然有益于治国之道。这次皇帝欣然采纳了他的意见。

    郑獬还借遇灾变时皇帝思过求言的惯例，上疏曰：“宜选官置属，掌所上章，与两府近臣从容讲贯，可则行之，否则罢之，有疑焉，则广询而决之。群臣得而众事举，此应天之实也。天下之进言也甚难，而上之受言也常忽。愿陛下采群臣之章疏，容而听之。史册大书，以为某年大水，诏求直言，用某人之辞而求某事，以出夫前世之为空言者，无令徒挂墙壁为虚文而已。”（《郧溪集》卷十一《论臣僚极言得失疏》。）大意就是，应该选拔官吏，成立专门机构掌管国人送来的奏章，同中书、枢密院两部门近臣认真研究，可行的则实施，不可行的则搁置，有疑问的则广泛咨询，共同解决。群臣有所得而各事都得以办好，这才是顺应天道的具体措施。天下人想发表政见是很难的，而皇上听他们的话却漫不经心。希望陛下采纳群臣的意见，虚心听取意见，以后史书上就明白地记录，某年发大水，皇上下令征求直言，采用了某人的建议而办成了某事，以便超越那些前代之空谈者，不要让好建议束之高阁。

    三、以和为贵，慎开战端

    郑獬曾任兵部员外郎，对国防大事也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宋神宗初年，朝廷准备发兵收复横山（今陕西横山县，北宋与西夏交界处的要地）。他上奏说：“臣窃见手诏，深戒边臣无得生事。今仍用变诈之士，务为掩袭，岂帝王大略哉！谔擅兴，当诛！又因谅祚告哀，遣使立其嗣子，识者韪之。”（《郧溪集》卷十一《论种谔擅入西界疏》）。翻译过来就是，我看过皇上亲手写的诏令，严肃告诫边疆守臣不要无事生非。现在却又特别重用讲求诈谋权变的人，致力于对外发动偷袭，就像战国时暴君们所追求的那样，这岂是帝王的经世大略？种谔擅自挑起战争，应当处死！北宋与西夏是战是和，容或可商，但他坚守道义，忧国爱民，敢于担当的精神，可赞可敬。

    他又奏请朝廷，趁西夏人为君主李谅祚（史称“夏毅宗”）之死来报丧，派遣使者去册封他的儿子为新君。郑獬认为，解决西夏问题要作好充分准备，谋定而动。在此之前最好保持现状。如果轻启战端，则会得不偿失。所以当时有识之士都赞同郑獬的主张。

    四、关心民瘼，轻徭薄赋

    笔者整理《郧溪集》，发现郑獬关注民生的奏、疏、状最多，即使他受到排挤离开中央，外放到州府任职，依然坚持不懈，及时将自己的意见上奏朝廷。

    他曾奏请蠲免丁身钱。所谓丁身钱，就是“人头税”。即男子年二十为成丁，六十为老。每户每年按丁输纳钱米或绢。这是五代时期割据政权所创立的税种。宋真宗时曾下令废除。郑獬知荆南府时，上奏云：“今陛下初践祚，正是推恩布泽之时，欲乞检会臣前来奏状，特赐详察，与行除放。”（《郧溪集》卷十二《论免丁身钱状》）。白话文就是，现在陛下刚即位，正是施行仁政的好机会，请下令有关人员详细调查汇报，免除这个税种。

    当时北宋仍然沿用五代的衙前役，即派民户轮流供官府驱使。这也是除地税、商税等正税以及夫役外的负担。他上奏云：“臣所亲见，止于安州，访闻湖北一路类皆如此，欲乞圣旨下，宽恤民力，所令差去湖北路臣僚仔细相度裁定，其场务利害系州、县，亦乞令就本处访闻擘画，以从宽简。”（《郧溪集》卷十二《论安州差役状》）。安陆一带是我亲眼看到的，听说湖北都是这样。请皇上珍惜民力，命令湖北官员详细调查核定，涉及劳役的州县，也要调查本地实情况，务必从宽从简。

    郑獬路经河北，看到流民如潮，忧心如焚，上疏分析说：“其原起于唐州之开旷土，而成于河北之讹言，何者？唐州官吏冒赏贪功，遣牙校赍榜于三边，招诱户民十有馀年，于是三边始有迁民。及去秋地震，其父老皆言真庙时地震遂有澶渊之役。今地复震，北人又将扰边矣，如何不为引避？加以岁凶河决，于是相牵连而大去之。夫民故愚而无知，一人摇之，百人酬之，一乡之闻，但见南徙者众，故相随而亦迁，即询究其所以迁之理，则不出前之所言，是彼亦未能熟较利害，但云南方榖贱，有旷土可为生耳，若然者岂得纵其流亡而不为禁止乎？……此盖刺史、县令有不能者，无方略以安之耳。……伏愿陛下严立科罪，必令存留，无得纵令流移，庶几河朔不为墟矣。”（《郧溪集》卷十三《论河北流民劄子》）。意思是说，百姓外逃原因是唐州开垦荒地，加上河北的谣言。唐州官吏冒赏贪功，派遣低级武官在三边张榜晓喻百姓十几年，于是三边才有百姓迁徙。去年秋天地震，父老都说宋真宗时地震导致澶渊之役，今年地震肯定预示着辽人犯边，赶紧逃命。加上黄河决口，于是大举南逃，一呼百应。问他们迁徙的理由，也不外乎上述原因。他们没有认真权衡利弊，只以为南方稻谷便宜，荒地多，可以开垦营生。难道这样的现状可以放任不管吗？这是地方官没有安抚百姓的良策。请陛下严肃政纪，不许随便迁徙，以免河北成为荒芜之地。

    青苗法是王安石变法的重点内容之一，其目的是利国利民。王安石在浙江鄞县的试点是成功的。但是，一县能行，一州未必能行，举国未必能行。政府借贷给老百姓的钱是用于生产周转，春贷秋收，利息二分。在实施过程中，地方官任意提高利息标准，有的地方竟提高到四分，变成高利贷。本来是百姓自愿贷款，事实上成了强行摊派。郑獬上疏云：“臣实不忍杭州之民将有无辜而陷刑网者，所以不能自已也，伏乞陛下指挥两浙路，如已散支处，则依条施行；未支散处，特赐寝罢，庶使一路疲民远沾圣泽。”（《郧溪集》卷十二《乞罢青苗法状》）。意思是，我实在不忍杭州农民无辜而受处罚，因此无法释怀，请陛下命令两浙，如有已经放贷的，按原办法执行；没有贷款的，废止青苗法，使劳苦大众得到皇上的恩惠。

    熙宁二年五月到次年四月，郑獬任职杭州知府期间，通过调查发现，朝廷在杭州买绢数量连年增加，嘉祐以前岁不过二十万，到他上任时已增至四十多万匹，但每匹官府只给钱一贯左右。一到收绢之时，百姓供输不及，官府就依科索要，有的地方甚至借机盘剥百姓。郑獬向宋神宗赵顼上奏《乞罢两浙路增和买状》，请求缓解对百姓的征调。

    郑獬工诗，“词章豪伟峭整，流辈莫敢望。”（《宋史·郑獬传》）。他的《夷陵张仲孚颙以荆州无山为戏辄书二绝》其一云：“使君终日倚朱栏,绿树高楼掩映间。自有碧江无限好,荆州佳境不须山。”是对荆州无山的解嘲，后人广为传颂。

    郑獬在二十年的官场生涯中，无论是平步青云，还是遭到排挤贬谪，始终坚持直言极谏，为民请命。他不谋私利，家无积蓄，去世后，家人无力安葬，只好把灵柩寄放在一座寺庙里，十年之后他的好友滕元发（原名甫）任安州知府时才出资为其下葬。

    獬豸是我国古代神话中的一种独角神兽，传说它能辨忠奸善恶，遇到奸邪之人，就以独角抵触之。郑獬多次为了百姓利益直言犯上，甚至得罪皇帝和权臣也在所不惜，践行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儒家理念，不愧为“忠孝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