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5版:文学副刊

第015版:文学副刊

行走在月光下

    □索盎

    一

    每一个热衷于将心事付诸笔端的人,恐怕都曾幻想自己的文字印成铅字,我也不例外。勤学苦练多年,却一直徘徊在发表的边缘;倘若提起终极目标——出书,就更是天方夜谭。

    不知道被身边的朋友催问了多少次:你什么时候出书啊?我要去你的签售会现场!诸如此类,是这些支持的声音鼓励我从小写到大,且始终保有强烈的自信心和安全感——哪怕走到学生时代的末尾,我还没有发表过一篇稿子。

    那是2014年,我在成都念书,学业负担并不重,日常我有充足的空闲为自己唯一的梦想添砖加瓦。于是,我决定给朋友们多年的力挺一个交代——要不,想办法出本书吧!

    然而真正着手准备,才发现自己什么也不懂。原来书号那么贵,自费出书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几乎遥不可及。

    我懊恼地在网上搜寻着看起来靠谱又实惠的出书机构,在确定了自己买不起书号、恐怕只能象征性地印刷一些“非法出版物”送朋友后,我决定将这次行动转为地下——或许是要面子吧,在结果没出来之前,我不希望受到太多关注。

    于是特意避开了成都本地的选项,将目光投向了更为熟悉的重庆……偶然间,我认识了上总。

    起初,是上总公司的网站吸引了我——首页是一封“告白信”,大致描述了创业不易、感恩客户信赖之类的内容,写得蛮诚恳,完全不会觉得有刻意宣传之感。

    我加了上总的QQ,简单自我介绍和寒暄后,向他描述了我的诉求:大概十万字的游记文集,少量照片做成彩页,所有的文字和图片都由我提供,希望贵公司帮忙编辑排版、设计封面……最重要的一点:不要书号。

    说实话,我挺担心这单赚不到什么钱的“生意”上总会不乐意接,或者接了也不会精益求精地做。但上总完全没有怠慢,他先是跟我计算了大致的报价,详

    细征询了我的意见后,没等两天,又给了我具体实施方案,我一看,居然比之前沟通的还要便宜几百块。

    “上总,为什么给我优惠?”“你还是学生啊,还没赚钱。”

    会有这么善良的陌生人吗?我一边整理文稿、一边惴惴不安,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干脆跟上总提出想去公司“实地考察”一下,他爽快地表示了欢迎。

    二

    念书的那几年,“成都——重庆”往返的动车我不知道坐了多少次,却从来没有像这一次一样记忆深刻。

    我之所以记得那天的细枝末节,或许是因为马航失联——这则新闻太过著名,在往后的许多年里,提醒我2014年3月8号,我在重庆沙坪坝的三峡广场吃饭,手机新闻弹出了这条震惊世界的消息,我还在唏嘘,又收到了上总的QQ留言:“欢迎来公司参观、面谈,地址是XXXXX……”

    与上总的初次见面,和我想象中截然不同。眼前这个看起来比我大不了几岁、瘦高又文气的小伙子,几乎没有半点儿生意人的气质。

    彼时我对上总的了解仅限于别的文艺青年都在一窝蜂地开书店,上总另辟蹊径开了文化传媒公司——说是公司,其实是隐匿在郊区写字楼里的小作坊,正式员工只有一位:上总的女朋友。

    他这“公司”不会过两天就倒闭吧?我不禁心里打鼓。

    消除我顾虑的是上总办公室那一整面墙的简陋书柜,以及上面鳞次栉比的书籍。仔细观察会发现,大约三分之一是上总公司出品的图书,多为评职称需要的学术专著,偶尔几本纯文学——我猜测那是和我一样的写作爱好者为自己圆的梦;书架上剩余的位置就是上总和女友的私藏了。后来了解到,上总读研时的专业是文艺学,他的喜好多为中国古典文学或现当代文学,但他有着一个念英美文学的女朋友,因而西方作品也涉猎广泛。

    也是在这间办公室,我第一次知道了毛姆,和那本蜚声文坛的《月亮与六便士》。上总不算是健谈的性格,甚至并不老练,他可能也不知道该跟我聊些什么,干脆拿着那本200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版本对我说:“这个译本不错,推荐给你。”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个文盲,因为我根本不认识毛姆,也不明白上总为何不单刀直入谈我这单“生意”,而是事不关己般聊那些我不懂的文学。

    三

    也是很久后才明白,我这种要求低、印数少的“书”其实根本没必要找文化传媒公司,自己去打印店就能搞定。但面对当初那个跃跃欲试、鸡血满满的我时,上总并没有多说什么,而是默默配合了我的稚嫩青涩。

    我笃定上总是好人,起码不是“奸商”。因为在整个“出书”过程中,他都在耐心完成我层出不穷的新念头,从来没让我催过;碰上需要做选择的时刻,他会摆出各种利弊,尽量帮我找到性价比最高的方案。

    经过反复修改、调整,大约一个月后,“书”做出来了。上总在QQ上发了一连串新鲜出炉的照片:“我刚拿到时,还热乎呢,手感不错。”他问我要地址,说发快递给我,我几乎没有思考就回复道:“我亲自去取,明天到重庆。”

    第二天我就奔到了上总的办公室,还不忘送给他感谢礼物——我看了他微博,得知他喜好喝茶,于是挑了能力范围内能买得起的最好的正山小种。

    上总又惊讶又有点儿不好意思,他在办公室转了几圈想要找东西回赠我,我连连摆手:“我拿不动了。”俩人盯着那个小小的包裹哭笑不得。

    很多年后我还是清晰地记得那个黄昏,我抱着一摞大概三十斤的书,就像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自己的梦想,穿梭在重庆下班高峰期上天入地的轻轨里。孤零零,沉甸甸,如同曾经笔耕不辍的无数个日夜,外界的嘈杂与我无关。

    回到学校后,我度过了一段梦幻般飘飘然的日子——签名、赠书,最远的快递发到了新疆……朋友们也很给面子,几乎每一位拿到书后都发了朋友圈或微博替我打call,有些还很认真地写了读后感,搞得不明真相的群众以为我是低调的大人物……以至于惊动了导师,我只好战战兢兢地送了他一本。

    导师笑得和蔼可亲:“原来咱们学院传说的作家是你呀!”

    我落荒而逃。

    印象最深的是,其中一本我鼓起勇气送了当时只有几面之缘、曾经一起上过英语课的法学院小帅哥。他来我宿舍楼下取书,还带了零食给我,我激动地语无伦次、把书塞给他就扭头跑掉了,回到宿舍平静了好一阵子,收到他的短信:“感谢醒姐赠书,今晚做你的读者。”

    我攥着手机笑得眼眶酸涩。

    “出书”告一段落,我想要的效果基本都实现了。我在QQ上再度对上总表达谢意,并且为了不再露怯,刻意提到自己已经开始看《月亮与六便士》了。上总回复:“书不够送了随时来印!写作加油,顺祝阅读愉快。”

    四

    神奇的是,“出书”仿佛开启了我表达生涯的全新征程。同一年,我终于发表了处女作:是两篇游记,且发的是重庆的一家纸媒。

    这仿佛是冥冥中的缘分。我结识了后来给了我很多发表机会的编辑姐姐,甚至我毕业时拿到的第一份offer,也是来自同一家媒体。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选择进入传媒领域,而是回了家乡考了公职。我像这世上绝大多数的年轻人一样积攒着“六便士”,却不曾有一刻放弃过追寻自己的月亮;随着年龄的增长,各方面压力也随之上升,内心时常沮丧或怠惰……是书柜上越来越多与我有关的杂志提醒我人间值得。当初在上总那里印制的“书”我只留了一册,它始终摆在所有杂志的最前方,像一个书立般,牢牢地抵挡着梦想肩头难免的飘摇与脆弱。

    说起来,我离出书最近的一次,是2016年参加了某app举办的“60天极限写作比赛”。主办方承诺如果进入前十名可以得到免费出书的机会。我拼尽全力止步二十强,内心深处一定是有遗憾的,但也早已学会宽慰自己;紧接着,主办方又扩大了奖评范围,我的文章能够以丛书的形式出版了!我按捺着兴奋,仔仔细细填表签字并邮寄过去,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春节前就能看到我的第一本书啦。

    但人生从不缺空欢喜。之后那个app下架了,资本垮台,所有的联络方式都没有回音。

    我再一次亲手抚摸了我的月亮,又目送它远去。

    理想主义与虚无主义一线之隔,现实不断地,无情地敲打着我。这些年我几乎读完了毛姆的作品,却依然独爱《月亮与六便士》。或许人生中有一种珍贵,是知道前方一片迷雾,知道自己不是天才,知道起舞时会带着枷锁……可仍旧需要一股光芒,刺透生活的惰性,去找自己。

    五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许多小微企业步履维艰,上总的公司挺了过来。不仅如此,还搬到了离市中心更近的位置,他在QQ上给我留言:“欢迎下次来重庆时,到新公司喝茶啊。”

    我很意外,上总竟然还记得我。这几年间我们并没有太多联络,除了逢年过节偶尔问候一句,更多时候我只是随手刷到上总公司的动态,知道他依然在做书、读书、喝茶……

    他说曾经在杂志上看到过我的文章,也知道我回了家乡教书,甚至听说了我曾经和几个小伙伴办过电子杂志……上总热情依旧:“如果有需要印刷什么的,我可以帮你联系靠谱的数码印刷公司。加油啊,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很难得。”

    我一直想对上总说声谢谢,哪怕这两个字曾经讲过很多次。多年后我终于明白,“出书”从来都不是目的,它更像是一种手段,与我们为心中的梦想所付出的每一滴汗水和泪水一样,见证着成长的收获——纵使美好的月亮高悬于天,至少我们能。

    (作者系中学教师,杂志写手,文章散见于《读者》《青年文摘》《中国青年》等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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